我所喜爱的音乐有两类：地方戏曲和美国黑人布鲁斯（blues）。因为我是陕西人，所以我喜欢秦腔；因为我在北京居住，所以也喜欢京剧。我我觉得这两者中间一定有点相通的东西，不过我对吸取和音乐都只是业余爱好，所以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因为比较关注这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当反市场、全球化的激进分子想当然地大骂全球化冲击、甚至毁灭地方文化的时候，我就大摇其头，起码在我自己身上，他们所殷切期望的预言没有应验。事实上，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之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刚开
始并且冲击到国家举办的戏曲演出团体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议论起地方戏曲的衰落。但在我看来，这种议论只能说明评论家的短视。

在我的家乡陕西，这些年来，国家控制的剧团跟其它地方一样非常萧条，或者说，大部分国家控制的剧团早就解散，或者名存实亡了。看了这一点你可能痛心疾首地得出结论说，秦腔陷入了危机，然后就会开始义正词严地批判港台、西方文化入侵；然而，如果你到民间走走，会发现秦腔异乎寻常地繁荣。

在乡下，各地都有自乐班，每逢红白喜事，他们都会受到办事家庭的请来演出，当然，一般都是清唱。而且，听众中除了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报酬由办事家庭支付。这些演出团体由尽可能少的人员组成，他们大多数还有其他职业，而演出一般只在晚上进行，属于副业性质，所以，一个人都干好几样事，比如，除了打板，还要唱配角戏。他们是完全自愿组成的，跟一般企业一样，也形成了明确的内部分工和分配规则。他们的演出完全是商业化的。他们带给人们欢乐和艺术，也获得应有的报酬——当然，这种商业化是那些立志要打早中国的百老汇、传媒达到之类的人士瞧不上眼的。

由于没有政府的进入限制，当地已经了一个竞争性的戏曲演出市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可能只存在一个自乐班，似乎形成了独占局面，但它会感受到附近其他自乐班的竞争压力。而且，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唱得好谁不卖力气，大家一目了然，而在他们所活动的区域，差不多是人人相识，这种评价，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另一方面，据我看到的有限的资料，起码在初期，布鲁斯在美国其实也正是这种状态。作为一种草根艺术，它完全在市场中自生自灭。好象到了现在，尽管B.B.King、Buddy Guy很牛，似乎仍然没有成为什么国家一级布鲁斯演员。当然，城市里的人们会说，他们的演唱根本就没有达到艺术的水平。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对于秦腔、对于布鲁斯的听众、观众来说，他们所理解的艺术，就是这种秦腔和布
鲁斯。它生存于底层，自然也是以一种相当粗糙的方式存在着。

但在某个地方，某个时代起，城里具有艺术和艺术之外的理想的人士却不满足了。他们想把草根艺术改造成他们心目中的艺术，于是，政府介入。从195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戏曲演出体系，这样的剧团会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本县剧团演出的革命戏曲。

于是，戏曲被阉割了。那些新式戏曲，比如样板戏，徒具戏曲的样式，而丧失了戏曲的精神。有人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新节目，于是，农民门看不到自己想看的节目了，而只能看别人想让他们看的节目。结果，这些新节目成了新传统、新经典，尤其是在城里，也拥有了一批拥趸，无意识哼出一个调调，都是“临行喝妈一晚酒”。于是，看到有些学院派理论家故作神秘地告诉人们，传统文化样式的衰亡，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我就忍不住要冷笑。天真的人们，而天真的人有时是最可怕的。

一旦那些政治正确的节目失去有力的支持，立刻就会台下空荡荡。于是，那些根本不知民间戏曲为何物的地方戏曲演出团体立刻陷入萧条。随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民间艺术真空期。

但很快，市场就发现了满足农民娱乐需求的演出模式。而市场体制逐步进入农村、人们具有了一定的温饱保障，给了民间文化复苏的空间，尽管仍然是有限的，从而发育出了跟国家体制内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的真正的本土文化。它是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民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强制的产物。城里的知识分子们痛心疾首，但农民们却听得其乐融融。地方戏曲在农村又找回了自己的精神。它直接上接革命戏曲之前的传统，仿佛那一段历史就不存在。

回头再来看大城市里被供奉在庙堂里的民间文化，不管是国家级还是市级的戏曲、曲艺、杂技、相声等等演出团体，几乎都陷入困境。原因无他，正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化，它们被纳入到政府控制体系中，自然切断了与民间的血肉联系，切断了他们与观众的有机联系。他们虚悬于半空，下抛弃了真正需要它的下层民众，上却不足以吸引追求新式文化样式的城市中上层民众。我无法想象，一个有副局级、正处级待遇的演员愿意去投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之所好。

从根本上说，戏曲及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从其一诞生，就具有乡土性，基本上是靠满足农民、满足普通市民的需要而维持生存的，因此，他们必须生存于农村和城市下层，依靠商业性演出来维持艺术生命，因为唯有如此，艺人们才能最深切地感受民众的需求，并迅速作出调整。一旦他们被纳入国家建立的演出体系中，自然也就没有适应民众的激励。

因此，我们也许只能眼看着这些所谓的国家级、市级演出团体衰落、消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艺术就会消亡。布鲁斯在美国已经生存了上百年了，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各地的酒吧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潜力的流行音乐歌手。同样，在农村，活跃着众多的乡土艺人，在北京的公园，也有不少人在以京剧娱乐。我相信，那些处些演员们去撂地摊，恐怕也能养活自己。

当然，这些民间文化也有可能出现衰落，历史上就有过明末和清初、中期非常繁荣的昆曲陷入衰落的事例。然而，这是文化自行演进的正常的结果，任何文化样式都不可能享有“万岁”的特殊待遇，因为此一文化样式为之服务的群体的偏好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他们可以抛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喜欢的文化样式，而用金钱投票，迫使艺人们创造出新的、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欢乐、更能表达他们的激情的文化样式。这是正常的文化演进过程。只要不是政府刻意地压制，那么，一种文化样式之所以衰亡，可能是因为人们找到了更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此一群体的总收益会是正的，他们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当政府运用暴力压制该群体原来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而强加给他们一种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文化样式，则他们的收益就是负的；同样，在他们通过资源的用脚投票方式逐渐地放弃了一种文化样式时，国家试图借助政府来挽救此一文化样式，或许可以满足某些人的文化猎奇心态，但对于曾秉承此一文化样式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收益，因为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管你为生产它耗费了多少资源。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艺术具有正外部性，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就是说，艺术具有一定公共品性质。而福利经济学家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由政府提供这种公共品。而事实已经证明，至少在戏曲方面，由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模式已经彻底失败了。

只有市场能够发现民众对音乐和戏曲的真正需求，并以一种合理的价格和方式满足民众的这种需求。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我们才能听到我们想听的秦腔和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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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啊，长见识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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