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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晋商翘楚————乔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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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翘楚————乔致庸

本文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晋商概述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历史探源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晋商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 本帖最后由 想飞的拖布 于 2011-7-24 15: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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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中国 清代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代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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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

   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为重,其次是“”,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汇通天下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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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

   乔致庸

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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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处事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

  
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 ”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家大院里面乔致庸的赞文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
  
  
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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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

   乔家大院

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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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发家史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

   乔致庸

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创办的银号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
  
   乔家大院

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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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

  
   乔致庸

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家宅兴建  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
  
   乔致庸

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家宅介绍  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
  
   乔致庸

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靡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堞墙相连。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院内砖雕,俯仰可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为题材,各具风采。
  1986年,祁县将乔家大院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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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我还是第一次听,好好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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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及其后人


2009-06-30 17:28:31 来源:摘自《乔家大院》及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编辑:猫抓仙人掌



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景俨,字望之,是乔致庸的三儿子。生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子民国元年(1912年),在乔致庸晚年当家。开始执掌家务,约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其人深得其父处世之道的薰陶,有长者风度,办事谨小慎微,以之主持家业绰然有余;让其经商理事,胆识显然不足。因而一生未涉外埠,而家务则赖其经管。他一生无大作为,只是为人善良,多行公益,为乔家堡村捐资并主持挖了一条伏溪河水和渠,可浇灌田地千余亩。在这以前,每年夏季天旱无雨,眼看庄稼就要枯死。纵然有时可用河水灌溉,但往往你抢我夺,无章无序,浇不成地。为此农民之间互相械斗,常有人命案件发生。一年,炮守堡村和乔家堡村农民,因浇地发生斗殴,双方用铁锹劈出人命。县官坐着轿子去办案,被农民搬起石头砸了轿顶。在此情况下,乔景俨捐资挖渠灌田,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解除了农民的一大危难。渠本翘集资开办祁县中学堂及孟步云在太原开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乔景俨也曾捐资相助。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 贝者博强得多。



景俨原配赵氏,是太谷县同知职赵淑公的女儿,比景俨大一岁,是个颇知勤俭持家的妇女,生有四子二女,于光绪二十九年去世。同年景俨继娶了本县梁村岁贡生候补教谕赵怀丁公的女儿,比景俨小二十三岁,三年后生一号。当景俨病重时,妻子在神前许愿,若得丈夫病好,一定唱大戏、备三牲酬谢。景俨的病稍有好转,梁氏便急于还愿,不料映霞以“荒诞迷信,既违祖训,又伤风化”为由,不予支付开销,景俨终至不起。
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他一生居恒俭朴,也严格禁止家里人有声色犬马之好。家中从来不设堂会,妇女不准轻易外出看戏,特别反对秧歌社火。他一生虽然善举颇多,可到晚年对他的侄子映霞崇拜维新的激进言行十分不满,叔侄之间表面和好,内心不合,这种情况直到景俨临终也未得到解决。

从建筑方面,光绪中期,地方治安不平静,“在中堂”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乔景仪、乔景俨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城堡式大院。为此,曾费了很多周折,花了许多银两,买了街巷的占用权。他们买下占用权后,把巷堵了,小巷建成西北和西南院的侧院。街口堵了,东面修建了大门,西面起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为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之间有廊相通,并通过大门顶的“过桥”,使南北院相连,形成了城堡式的建筑群。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景仪所生,过继给岱。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大。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少年时期,正值康、梁变法维新,对此十分崇拜。他奉信天主,仰慕西方文明。民国以后,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是拥护,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祁县积极倡导兴办教育,破除迷信,剪辫子、放足,且身体力行,亲自领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做学堂。民国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成义子,吓得躲进字号家,钻在栏柜底,还被拉出剪了辫子。因为这样,村里人认为他是个怪人,和谁也不一样。有的人为他编了顺口溜嘲笑他,有些顺口溜老年人还记忆犹新,可随口背诵出来。如:“成义子,削了头发剪辫子,穿得洋袄儿洋裤子,脖子上扎得腿带子,裤子档里缀扣子,尿尿不用解裤子……”。

民国初年,“在中堂”由他当家。他治家亦严,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有一次在家饭桌上对其九弟映庚说:“听说你武功颇高,你能用四个指头把这双筷子折断吗?!”九弟说:“这有何难?!”不费吹灰之力便把筷子折为两截。映霞连声称赞,又把兄弟们的筷子都收起来,令九弟用两手再折,这下兄弟们都明白了,这是让他们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于是都低头不语。映霞说:“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很高兴!希望以后要同心同德,互相勉励,永记此事!”

映霞掌家时,对西北院也进行了改进,在和老院相通的跨院敞廊处,堵了墙壁,占用了原来的厨房,建成客厅,并按照异国风情,加以改造装修。又在客厅旁修建了浴室,随时可进去洗澡。此外,还把旧厕所改建成“洋茅子”,在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中溶入了西方气息,别开生面。

再说乔映霞的妻室。映霞原配程氏,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为防疾病缠扰,取名单字——健,祝其健康成长。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俩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俩人打得火热。虽然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映霞宣布结婚。婚后生一子,五年后,俩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还是离弃而去。离婚后,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于1921年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家乡三处往返休养,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乔家第七代 乔燕和
     1943年出生在天津的乔燕和属羊,她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读到初中却开始为数学不好而犯愁。出身显赫商人世家数学却不灵光,乔燕和说自己当年“总被三角几何之类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到底焦虑到什么程度?反正她用一种逃避式的先斩后奏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做出了选择。那是1958年9月的一天,乔燕和刚刚15岁。那天她带着弟妹到西单看电影《天仙配》,恰逢当时新成立的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成立后,当时在西单)招生。
     “北方昆曲剧院是当时周总理为保护昆曲艺术倡导建立的。我看到后就把弟妹安排在一边,偷偷跑去报考。我记得先后考了三次,后来两次就是我自己偷偷去了。”当时的考试要求可以说和昆曲一点都不沾边,而那时的乔燕和甚至连京剧都没有听过,“我记得我弹了钢琴,唱了首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得知自己考上了”。
     在家教甚严的乔大家族,听戏从祖上乔致庸时代就明令禁止。为避免子弟玩物丧志,乔家历代严禁在家唱戏,甚至用店规禁止店员看戏。乔燕和至今记得自己当时面试时唱了一首苏联歌曲《小路》。两年后,她被“昆曲大王”韩世昌先生收为入室弟子,后来成为北方昆曲剧院著名的昆曲演员。
     直到乔燕和被北方昆曲剧院录取后,这件事情才被家人知道。“当时那真是翻了天了,我们家所有人都反对,你想,我们家当时是连戏都不让听的,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去当戏子?”好在从小在家里备受宠爱,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的父亲的理解而产生转机。“我的父亲是上过洋学堂的人,过去昆曲的许多著名曲目,比如《牡丹亭》、《西厢记》、《窦娥冤》,他都知道。”
     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后来就跟家里人说,昆曲和京剧还是不一样,昆曲对古典文化的素养要求很高,燕和既然喜欢文学,就让她去吧。乔燕和也用自己的努力迅速改变了整个家族对她人生选择的态度:“我1958年9月考上昆剧院,第二年1月就初次登台演出。之后报纸上时有关于我演出的小小报道,很快让家里人改变了对于我投身昆曲的态度,除了九大妈还是想不通,别人都觉得,这孩子干得不错啊。”
     乔燕和还记得那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正是昆曲《双下山》(一出与《思凡》同题材的昆曲经典曲目)。
     乔家第五代 乔映霞
     乔燕和的祖父乔映霞,是乔致庸的孙子。乔致庸有6个儿子,他最后看中三儿之子乔映霞的能力,于是乔家再次出现隔代掌门。19岁,乔映霞就从乔致庸手里接过乔家的事务。
     乔映霞早年也受过多年家塾教育。乔燕和说,祖父的少年时期正值康梁维新变法风靡一时,因此他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崇拜,对西方文化也非常倾慕。乔映霞曾经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小学堂,创办童子军,还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国学、新学和武学。乔燕和特别指出,《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借用了乔家宅院,但故事与乔家毫不相关。与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全然相反,乔映霞制定并严格执行所谓“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虽然乔家在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但乔映霞对孙中山却颇为推崇,还参加了同盟会,在祁县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改革陋习,并在民国二年被选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后来甚至为了禁种鸦片,在威吓聚众反抗的农民时行为过激,不慎打死一人,被多方官员敲诈而逃往天津法租界避难,并在后来将家人搬迁到天津。
     无论是乔燕和还是武殿学、朱秀海等人都公认,乔映霞是乔家继乔致庸后最有光彩和能力的。“早在青年时住在老家乡下,别人都是长袍旗袍,我爷爷早就穿着西式衣裤了。那时乡下的中国人都还穿缅裆裤,大家都笑话他穿着个裤子站着尿尿。”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乔映霞终于摆脱命案的阴影返回老家祁县,开始专心整顿家族事业。在对包头复字号,祁县大德恒、大德通等商号大力整顿后,乔家的生意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尽管如此,乔家的恩泽还是绵延很久。朱秀海说:“日本人入侵后,许多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一直都不走,他们相信日本人一定会离开,他们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1948年,乔铁民在天津解放前把全家人生活了近20年的赤峰路房产售出,辗转上海后又回到天津,很快移居北京。但乔家没有忘记追随多年的掌柜伙计。包头市图书馆地方资料室李海龙先生说,在刚解放的1950年,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多次派人前往绥远包头清理结算乔家的复字号产业,并在当年冬天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李海龙说,1952年乔家清理家产时,乔家的下属都得到很好的安置。乔家从此与乾隆年间就创办的复字号脱离关系,而直到1953年春天,开办了200多年的乔家所有产业才全部清点完毕。
     乔燕和说,当年叱咤风云的祖父乔映霞,在40年代后期因各方面的压力和变故,得了间歇性精神病。乔燕和还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的情景:“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怒自威。”乔映霞一生充满理想,但最终对于乔家商业的结局却无能为力。乔燕和记得解放初期家庭已陷入困顿中。“当时我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家里人全靠吃股息生活。”到后来股份也没有的时候,乔铁民开始在北京从教,先后换过好几个学校,最后在崇文区李村小学搞总务。“我父亲身体不好,但他对工作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责。从小到大,我们家没有一根学校的铅笔和带有学校抬头的纸张。”
     尾声
     作为一个延续至今9代人的家族,3代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容易说得清楚的故事。乔燕和先后点燃了好几支烟,她说:“这毛病不好,都是‘文革’留下的习惯。”1966年3月,乔燕和所在的北方昆曲剧院被撤销,仅留一个演出队保留在北京京剧团。“文革”中,北方昆曲这个剧种基本上不复存在。乔燕和说,吸烟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恢复建制,北方昆曲得以复苏,乔燕和重新开始了演出生涯。她所在的北方昆剧院也从西单搬迁到南城,然后再次搬迁。
     乔燕和说,当年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就希望让她写一本有关自己家族历史的书,把祖先艰难创业的历史告诉后人。其实她自己的故事也像她演绎过的那些曲目一样曲折,但她似乎不愿多提。属羊的乔燕和至今她还在北方昆曲剧院带学生。回忆起当年告别舞台,她说自己其实还有能力再唱,但因为学的是旦角,扮演的是年轻的女子,“要给后面的年轻人机会”。1990年,乔燕和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曲目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乔燕和似乎更在乎晋商精神的传播,对于上代人的某些人生经历和悲剧,她似乎都有些顾虑难提。“上辈人的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先不说的好,有些事情,也许要等我们这一辈人过去了才好说。”乔燕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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