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8日，甘肃，会宁，土高山。一辆乡间公交在盘山土路上颠簸着前行，车轮边的悬崖深处隐约可以看到一道干涸的河床蜿蜒铺展开去，一群小尾寒羊在半山腰轻车熟路地游走，再往远，便是望不到边的黄土。

车上是28名来自千里之外的江西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南昌大学赴会宁调研支教团的成员。今天，他们就要结束20天的支教，离开这片苦甲天下的土地。

“黄昏的我们出发迎着风”

7月5日的南昌火车站和平日一样的繁忙喧闹，穿着清一色白T恤的支教团成员们在拥挤的人潮中显得有些显眼。他们背着大包小包，每人手里还提着几十本沉重的书。“大家不要着急，互相看看有没有丢东西。”支教团的队长雷军在指挥者着队员进站，“排好队进去啊，火车要开了。”

7点40，K790。随着长长地汽笛声响起，火车缓缓动了起来。这时候队员们都收到了一条短信，“黄昏的我们出发迎着风”，发件人是胡珊珊——一位因父亲住院无法随队出发的支教团队员。队友孙维峰说：“刚才我看到她哭了。”

为了出发这一刻，支教团准备了很久。

历届队员传授经验、募捐拍卖、备课、设计调查问卷、素拓培训，甚至跑步。“在正式支教前进行一个月的跑步训练，是支教团的传统。会宁地处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身体健康成为队员们完成支教任务的最基本要求。”队长雷军说。

从5月6日开始，支教团的队员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跑步时光。每天晚上九点，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五四大道上都会见到他们活力十足的队伍。他们不是正规军，却每天都会扛着写有队名的红旗，和迎面而来的国防生们热切地相互问候。这面红旗经常遭到引起队员们的争夺，“旗子是我们支教团的象征，扛着旗子很自豪。”队员何家杰是本部这一组扛旗次数最多的同学。在欧阳莹莹看来，“跑步就像起床一样自然穿插在生活里，但是又有约会的劲头，脑袋里会一直想着这件事，会想要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由于队员分别来本部和自医学院，所以跑步的时候分两组，最后在天健园会合。“会师的感觉最棒了。”欧阳莹莹说。第一次两组“会师”的时候很多队员看到远处支教团的队旗就开始“呼唤”对面的队友，“我觉得大家应该扔帽子，然后组长亲切握手合影。”

“会师”之后，队员们可以一起聊天，做素拓活动或是听历届队员传授经验，而最重头的就是学唱队歌《爱，跟我来》。这首第二届队员孙颖的原创作品，后来被队友们在夜幕中的西安火车站反复吟唱，以此作为顺利登上水泄不通的绿皮火车的自我奖励。“清晨的我们出发迎着风，只为了一个美丽的梦……”，唱队歌的时候，孙颖会习惯性地闭着眼，头微微后仰，手指在琴弦上跳动着。第一句歌词，后来被队员胡珊珊化用成告别的话语。

除了跑步、培训等准备活动，团队还通过拍卖、义卖、募捐等方式筹集到4000多元钱，一千多本书和大量的衣服，这些都将捐到会宁。

孩子是慢慢成长的树

旭日初升，金灿灿的阳光洒在土高山上，王川支教点的蒙鹏在朗朗的书声中起床。

学生们来的总是特别早。

虽然很多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但是六点多的时候校园内就是书声琅琅了。“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这是支教团教给孩子们的《少年中国说》，蒙鹏觉得每天在这样书声中刷牙洗脸开始一天是一种很热血的生活。

吃完饭蒙鹏看了看课表，第一节他要上五年级的历史课。蒙鹏喜欢给五年级的孩子上历史课，他上得很开心，孩子们听得也开心。他会在课上说霸王举鼎就是项羽扛锅，因为他想告诉孩子们鼎就是古代做饭的工具；他会说老蒋打了老毛，老毛逃跑跑出了长征，因为他知道长征是党犯错之后的产物，战略性转移不能掩饰逃跑本身的狼狈性；还会说半个和尚的王维，牛肉胀死的杜甫……“我想把历史用我所知的最真实最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孩子，”蒙鹏说，“虽然他们不一定听得懂，但是真实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学会去思考，我等着那一天，不着急。”

所有的孩子都叫他蒙蒙哥哥，他在数学课上会和孩子们比赛24点，体育课上会和孩子们一起唱《假如幸福的话》。他和孩子们一样边唱边跳，左脚跳、右脚跳、拍手，每一步都认认真真。

“没有老师这样给我们上过课。”四年级的一个孩子说，蒙蒙哥哥是她见到的最不在乎课堂纪律的老师。“孩子是一颗颗自由的心，无法约束。”蒙蒙同意欧阳莹莹的观点，孩子们就像山上自由成长的树，长慢一点也好，质地说不定会因此更紧密细致一点。说完这话蒙蒙就拿着他的笛子走到了操场边的大树下。悠扬的笛声把几十双天真明澈的眼睛吸引到他的身边，会宁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他十八岁的侧脸上，像一张青春的画。

在支教团，课程很少是填鸭式的，队员们给孩子们上书法课、健康课、演讲课、音乐课、手工课等。就连英语课也要通过贴鼻子这些游戏来承载内容。

“教育，不只是教书，更是育人。”队长雷军这样阐述支教的意义，“我们只能够传授微乎其微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我们无法预见，是否今天所说的某一句话，所做的某一件事，也许就成为影响孩子一生的那个触机。”(本刊记者：孙翔峰)

引用：http://www.vxiaoyuan.com/artitcle/she_tuan/2011/0316/5907.html

　　

每一个灵魂都有理由昂首挺胸

　　支教团的队员都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引导好小学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下中滩组的组长欧阳莹莹讲述了一个叫做王书孔的孩子的故事。他会爬墙，会抵制上课，会做好多出格的事来惹老师生气。在许多老师的眼中，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典型。

　　有一天，欧阳莹莹让他把最喜欢的老师的名字写在照片上面，他把圆珠笔点了一下桌子，把笔芯缩了回去，“没有喜欢的老师。”欧阳莹莹告诉他，“那我希望，等你有喜欢的老师的时候给我发个短信好吗？这是我的号码，老师等你。”

　　由于王书孔一贯表现不好，运动会的时候就有队员反对他参加比赛，怕捣乱。后来欧阳莹莹力挺王书孔参加运动会，“纯粹因为，他让我相信他值得。”在欧阳莹莹看来，每个孩子都值得信任。结果王书孔表现特别好，带伤参加比赛，还拿了冠军。别的项目比赛，还在旁边帮助协调秩序。

　　“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天，他格外皮，捶老师，惹怒孙露，抢我的东西。”欧阳莹莹说，“我知道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要永远记住他，记住这个调皮捣蛋，老师讲话时扭屁股，会扮鬼脸，发怪声爬到课桌上的小鬼头。”

　　8月的一天，欧阳莹莹在青海湖边收到了来自王书孔的短信，那一刻她想哭出来，因为他还记得她对王书孔说过的那句话“等你有喜欢的老师的时候给我发个短信好吗？”

　　“教师最大的成就感不在于把优秀者变得更优秀，而在于让羞涩着躲在别人背后的那一个个自卑的、怯于表达的灵魂昂首挺胸。”支教团队员周颖说。

　　汽车转了一个弯，爬上一个塬子，大片深绿色的瓜地出现自队员眼前。而王川小学的十来间教室却被彻底抛在视线之外，这个支教团队员最后集合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于许多队员来说只能是记忆中的存在。

　　支教结束，并不意味意味着离开。“爱心延续希望，公益你我同行”，领队雷军说，“整个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也许我自己和我们团队的能力如此有限，但是我相信，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会做得比我好千倍万倍，而这个触机，谁知道就不是做得并不够好的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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