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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9 10:24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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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汉武帝之功绩

在“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下即位的汉武帝面对已经大为增强的形势，是守成，还是创新？汉武帝选择了后者。他不满足现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远大的抱负，渴望建立前无古人的事业。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不过，他又认为，长期劳民会使百姓不堪忍受，“是袭亡秦之迹也”。这又说明汉武帝在施政上是理智、清醒的。

一．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欲有所作为，必然加强集权，这样才能使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维护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封国、皇权与相权以及地方豪强等问题。

1、削弱王国势力

西汉前期，一直存在着地方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政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与诸侯王的斗争，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大为削弱。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1]。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诸侯王的势力再次得到削弱。这样，到汉武帝时，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利用法律手段对诸侯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不少诸侯王因骄奢淫逸而被除国。武帝还借口诸侯国所献助祭“酎金”的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而被夺爵、削地。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就有106个诸侯王因“酎金”之罪被削夺爵位。汉武帝在削弱王国势力过程中，还于元狩元年（前122年）镇压了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低于一般官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2、设“中朝”，限制丞相权力

在中国古代，君权和相权历来存在着矛盾。西汉以来，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很大。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致死。据统计，武帝在位期间，当过丞相的有12人，其中因罪自杀或下狱死、腰斩者就有李蔡、赵周等5人。由于丞相的地位不稳，所以有人把任丞相视为畏途。

汉武帝在压抑丞相权力的同时，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还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的职务，并将丞相的部分权力逐渐移到尚书。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或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侍中、常侍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

3、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察

汉武帝时，中央统辖郡国约100多个，为加强对地方郡国的督察，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2]。汉武帝还规定“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的督察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其余五条督察郡国守相。刺史秩品仅六百石，地位很低，但出使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王。刺史权责虽重，但不直接处理地方政务。这样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不妨碍地方正常行使权力。

为加强对京师地区的监控，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又于首都长安设立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职权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地方官吏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4、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豪强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汉武帝即位后，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手段，不许他们族居；还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3]。张汤为御史大夫，对豪强并兼之家的打击毫不留情。王温舒被汉武帝任为河内太守，上任后捕抓郡中豪强千余家，重的灭族，轻的处死。酷吏打击豪强的活动，对于压抑豪强气焰，提高皇权，起了显著作用。

二、罢黜百家兴太学

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三集中财权

国力的强盛是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汉武帝时期，开边定土，战事连年不绝，军费开支浩大，豪族地主和不法商人聚敛无数钱财却“不佐国家之急”，致使国家财政经济出现很大困难。为巩固中央政权，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改革措施。

首先，改革币制。西汉初年，国家财力不足，没有统一的货币，不但地方郡国，连私人也可铸钱，各种钱币杂行于市。由于货币的大小不一，轻重不同，造成币制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决定统一货币种类，收回货币发行权。元狩四年（前119年）发行新货币，分皮币和白金两种。改半两钱为三铢钱，次年又因三铢钱太轻，而由郡国改铸五铢钱。规定凡私人盗铸货币者，处以死刑，但盗铸之风仍然很盛。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解除了郡国铸币的权力，改由京师的上林三官统一铸造新五铢钱，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规定“三官钱”为全国通行的统一货币，旧时的货币一律作废。这次币制改革，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把铸币权集中到中央[4]。五铢钱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第二，盐铁官营。盐铁是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从战国至汉初，私人可以经营盐铁，产生了一批盐铁富豪。这些人向上与国家争利，对下又垄断百姓的谋生之路。而在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时却无动于衷。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汉武帝决定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家。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专门负责管理盐铁事宜，从此盐铁由政府专卖，禁止私人煮盐铸铁。当时在各地设立盐官35处，铁官48处，盐铁官吏大都由盐铁商人充当，他们精通盐铁业务，在盐铁专卖中起了重要作用，使盐铁之利为国家所垄断。

第三，均输、平准。在实行盐铁官营之后汉武帝又实行了均输、平准，这是在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下，颁行的一项经济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和运输，由大司农向各郡国派驻均输官，把各地应当运交中央的贡物运到售价较高的地区出卖，再买该地物产，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这样做既免除了地方运贡物进京时的烦难，又使政府在辗转输送中获得利润。

所谓平准法，就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总管全国由均输官转来的货物，除去供给皇帝需要的一部分外，余下的作为平抑物价之用。用官物在市场上随供求所需贵卖贱买以平衡物价，稳定市场[5]。实行均输和平准，使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第四，算缗告缗[5].算缗是政府向工商业主征收的财产税。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颁布算缗令，规定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向政府自报资产，并按值按物纳税。其中商人和高利贷者凡财产2000钱纳税1算（120钱）；手工业者每4000钱纳税1算；车、船等物资均要纳税。同时又规定凡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处罚戍边1年，没收全部财产。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之一半，叫做“告缗”。

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许多隐匿财产者被告发。由于隐匿财产者一经揭发，即没收其全部财产，因此，通过“算缗”、“告缗”，西汉政府从富商大贾手中没收了大量财产、奴婢和土地，还有很多第宅。充实了国库，沉重打击了不法工商业主。

四．北击匈奴巩固边防

若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了。匈奴的侵扰是困扰汉代统治者的一大难题。汉初至武帝即位前期对匈奴实行了和亲政策。

武帝即位以后，汉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加强，对匈奴作战的条件成熟了。于是汉武帝改变和亲政策，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十年间，汉与匈奴进行了十多次战争，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第一次为河南战役。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军出击，把匈奴赶出河套地区，设立朔方、五原两郡。同时，修复了该地的秦长城，并移民10万口在此开发防守。河套地区土地肥沃，宜耕作畜牧，是匈奴南下的根据地。收复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威胁。第二次战役是收复河西地区，称河西战役。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军出陇西西击匈奴，汉军西进千余里，攻克焉支（今甘肃山丹东南）、祁连二山，大败匈奴军。西汉占领河西走廊，设立了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重新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隔绝了匈奴与羌的联系，削弱了匈奴的力量。

第三次战役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发动的漠北战役。这是汉武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领5万骑兵，分两路同时出击，穿过沙漠，进击漠北。卫青率军与匈奴大战，全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战败率几百骑兵突围逃遁。汉军追击至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霍去病率军从东路出击，大败匈奴左贤王，杀虏匈奴七万余人，一直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到达瀚海（约今贝加尔湖）。此次战役汉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6]。”

西汉晚期，汉匈恢复了和亲，南匈奴归附西汉，实现了汉匈之间的初步统一。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战争局面。

在汉匈战争中，汉武帝为了削弱匈奴的力量，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联合大月氏和乌孙打匈奴。[7]大月氏和乌孙原来居住在河西地区，后来大月氏被匈奴赶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乌孙则迁到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当时匈奴在西域势力很大，大月氏、乌孙不想再回原地，所以张骞原定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对六七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向武帝作了详细汇报。第二次出使到乌孙，并派助手到达许多国家。他回来时带了几十名乌孙人到长安，这是西域派使者第一次来到中原，受到汉政府的隆重接待。不久，张骞的助手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一起回到长安。从此，汉朝与西域不断互派使者，彼此交流日益频繁。

在位54年中，其中有40多年为战事操劳，其中除了抗击匈奴之外，还对百越、西南夷、西羌、西域等地用兵，将平定的地区设郡统治，扩大了中原王朝的疆域[8]。对汉武帝与周边民族的战事，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我们认为，从积极意义看，汉武帝通过战争制止了匈奴的侵扰，巩固了边防，扩大了国土疆域，同时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融合。不过也必须看到，武帝连年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人民负担过重，武帝晚年仍进行无成效的军事远征，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地纷纷发生农民起义，几乎重蹈亡秦之覆辙，这是他最大的失误。

五、轮台诏的颁布

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9]。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10]。”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