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秦腔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见。

　　关键词：秦腔源流远源说近源说存疑待考说误区

　　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一些戏剧理论家、秦腔从业者或理论工作者纷纷著述阐发秦腔源流问题，对秦腔的渊源、形成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秦腔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诸前贤为我们探寻秦腔历史打开了研究之窗，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本文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同时对当下秦腔史研究提出一些浅见。

　　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概况

　　作为地方剧种的秦腔，一直面临一个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共同面临的问题：“剧业”盛而“剧学”微，直到本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秦腔记闻》（王绍猷著，易俗社刊本，1949年）、《乐学通论》（范紫东著，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出版，1954年）、《秦腔史稿》（焦文彬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秦腔理论研究专著刊行。同秦腔演艺事业比较起来，这些理论专著出现可谓晚矣，不要说比早期秦腔班社演艺历史晚，就是比西安易俗社成立也要晚近四十年。建国后，随着秦腔理论研究专著的刊行和研究论文的发表，秦腔源流问题逐渐引方家关注。

　　1961年11月陕西剧协专门编印了《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的内部学习参考资料，目的在于开展对秦腔源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后来由于时势变化，这一探究没能继续下去，这一研究再次被人们提起已经是70年代末期的事了。

　　1982年4月13日，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同年9月1日，经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改名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地方剧种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以及各地区共二十多个单位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和戏剧研究工作者。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秦腔的源流问题。1983年12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省市戏曲学术界秦腔史学研究专题规划会，省地方志编写办、省戏校、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三十余人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我省过去的秦腔史研究，科学标准是不够的，今后应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1]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在后来的研究操作中，这一设想似乎还是没能很好贯彻执行。1984年3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组织了陕西省秦腔学术讨论会，与会者40多人，会议第二阶段专题讨论了秦腔历史问题。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艺术研究界对秦腔历史的研究颇为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专家学者对秦腔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热烈地探讨，虽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在资料积累、研究方法探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进入90年代以来，对秦腔源流和秦腔史的研究没有象八十年代初那样大规模的讨论和研究，但仍有零星论文发表，如《秦腔剧目源流初探》（王志直，《当代戏剧》2002年第2期）、《试谈秦腔的源流及其发展》（孙豹隐，《戏曲艺术》1999年第1期）。这些论文基本观点和《秦腔史稿》对秦腔源流的看法基本相同，没有很大的突破。

　　探寻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头和形成过程，本应先对作为地方戏的“秦腔”来个正名，考虑到先贤都是在一个大“秦腔”、泛“秦腔”的称谓下对秦腔史进行探寻的，因此，在梳理前贤论点时依旧用原“秦腔”概念，即就是“泛秦腔”概念。综观近50年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著以及戏曲研究工具书，对秦腔源流的表述有以下几种观点。为了行文方面，从时间上划分为远源说、近源说和存疑待考说三方面缕述。

　　一，远源说。关于秦腔的源流说，最早可以推及到秦汉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如有戏剧史研究学者经过研究和考证得出：“秦腔俗称梆子，盖因其以木梆为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源及古，有谓系肇始于战国”；[2持此论点的还有陕西秦腔界的一些名家，如易俗社编剧范紫东先生曾言“秦腔原绍二南遗音，近挹两汉文化本为温柔敦厚之风，又寓激昂慷慨之气”[3]。秦腔理论研究者，易俗社编剧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中也提到“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4]从声腔论，有论者则认为唐代“梨园法曲，经数十年之陶冶，其中不无派别，大别之为两派。第一派以李龟年为首……龟年工唱《秦王曲》，因之龟年一派之腔调，统称秦王腔，此腔调盛行，人又简称秦腔云”，[5]认为秦腔始于唐代，这个推论颇有些臆测的成分，但在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材料中却经常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坚持远源说，认为从远古考察能更全面了解秦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论者讲“现在流行于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秦腔唱腔，我个人认为是源于上述古代西音、秦音和秦声的。历时数千年，中间当然会有许多发展、变化，乃至是很大的变动。但我又坚信，万变不其宗，西音、秦音和秦声的个性是不至于变丢了的。……西音、秦音和秦声，起码从唐代迄今变化不会很剧烈的。”[6]

　　二，近源说。在本文中，近源流说是指从认为秦腔形成于明朝时期的说法。如《辞海》秦腔条目：“一般认为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山西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的剧种的影响。音调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基本为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明末清初流传南北各地，对许多剧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秦腔条目下有：“（秦腔是）戏曲剧种，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源于陕甘一带的民间曲调和宋金元的铙鼓杂剧，形成于明代中叶，曾受昆腔、弋腔、青阳腔的影响……秦腔在陕西分四路，有同州梆子（东路秦腔）、西安乱弹（中路秦腔）、西府秦腔、汉调桄桄（南路秦腔，也叫汉调秦腔）”。此外还有人认为：“总括说，从唐到宋金时期的民间音乐、俗乐以及经调中，普遍存在着秦腔音乐的迹象，但还看不出秦腔戏曲声腔的形成（指六大板式形成后的秦腔）……秦腔形成于明中页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是比较客观的”[7]支持此观点的还有杨志烈和杨忠的论文《关于秦腔的明代形成说――兼论剧种形成的立论原则》，张来斌的论文《从审美特性看秦腔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发展，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几方面考证了秦腔剧种的形成，认为“由此观之，秦腔作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综合艺术，只能形成于明中页以后”[8]

　　三，存疑待考说。在陕西官方出版的一些史志类丛书中，编著者一般都持比较谨慎态度，谈及秦腔源流都是诸说并存，让读者自己思考判断，比较典型的有“秦腔起源和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9]，同样的话还有“秦腔作为一个大型地方戏曲剧种……究竟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0]第一部秦腔史论著《秦腔史稿》对秦腔来源也只能做如下描述“总括这个时期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说法”。[11]

　　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的研究不断有新作出现，但始终未能就源流问题达成共识。而且，我们认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在许多论著中，引用的文献资料种类没有太多的改变，观诸各个时期秦腔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书中收集整理的资料有正史，地方文献、诗歌和小说、戏曲作品、档案、笔记等，除戏曲作品和档案外，其他文献资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分散性、不完整性和不统一性。

　　秦腔源流研究的两个误区及其存在的问题

　　因为史料来源庞杂，学者各执己说，造成秦腔渊源问题上认识的混乱。期中最明显的的误区有二。

　　一，把属于独立剧种的其他陕西地方戏纳入秦腔范畴

　　在《秦腔史稿》一书中，编著者用了相当篇幅探讨李芳桂的生平和创作，而根据李芳桂留下《金碗钗》、《香莲佩》、《春秋配》、《十王庙》、《玉燕钗》、《白玉真》、《紫霞宫》、《万福莲》、《蝴蝶媒》、《火焰驹》、《清素庵》等十大本剧本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剧本是成熟的碗碗腔剧本，而且事实上，这些剧本也是因碗碗腔皮影戏几百年来流传于陕西华阴、华县一带。《李十三评传》（李十三史料研究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此有明确表述“李芳桂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戏剧家，为碗碗腔皮影戏著有传奇剧《春秋配》……还有《玄玄锄谷》和《四岔捎书》两个折子戏”。同时，我们分析碗碗腔唱词，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这一点上和秦腔唱词一致，但碗碗腔特有的五字句和“三不齐”(长短句)秦腔则几乎没有。至于“单句送”，即七字句上、下句的唱段，结束时只唱一个上句，曲调慢声而下，在现在的秦腔里更是不存在。碗碗腔是独立的陕西地方剧种，这是现代戏剧研究界公认的，从大型工具书《辞海》到戏曲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辞典》、《秦腔辞典》都将碗碗腔作为独立剧种列出，然而一些学者研究秦腔源流却往往无视这一点。

　　二，把考察秦腔源流的视角主要集中在陕西境内

　　不管是持远源说还是近源说者，谈及秦腔源流时主要集中谈陕西境内地方戏曲发展的情况，这样直接的后果是以陕西地方戏曲的历史演绎秦腔历史。同时，由于研究者多主重从时间概念上纵向思考问题，对于剧种的融合关注不够，特别是而对甘肃、山西地方戏对作为剧种的“秦腔”之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反而是外省一些学者多有研究和论述。如常静之的《论梆子腔》，武俊达的《戏曲音乐论稿》从不同侧面谈到秦腔与“山陕梆子”等其它剧种的关系。从这些论著来看，探究秦腔源流不但要关注时间概念，也要关注地域概念，应该跨过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来探讨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流。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转变，秦腔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迟滞，对于秦腔源流问题的讨论也逐渐由显而隐，甚至专业的学者和普通群众逐渐习惯了秦腔源流的芜杂和纷争，习惯了对秦腔史的存疑待考说，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和今后，还将有人继续探究秦腔的源流问题。如果不对作为地方戏剧种的“秦腔”概念科学界定，而一味纠缠在“泛秦腔”上对“秦声”、“秦音”、“西秦腔二犯”等个别字词的研究和考证上，可能的结果是对于廓清秦腔史非但无益，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

　　由于对秦腔源流的研究有认识上的误区，各种泛“秦腔”的认识存在，因此，在现实中就明显暴露出一些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有必要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概念。

　　近几年的文化活动中，因秦腔概念的宽泛和不确定引出的一些事件足以促使我们下决心界定“秦腔”的概念。由于作为剧种的“秦腔”概念模糊，陕西省文化部门的领导甚至试图把非板腔体的陕西地方剧种“眉户”也纳入秦腔的范畴：“在理论上对秦腔的概念界定还不十分准确，对秦腔振兴的标准缺少一个科学的、一致的认识，也未能找好找准振兴秦腔的最佳切入点与突破口。譬如，眉户算不算“秦腔”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青年观众日益喜欢眉户这种唱腔的氛围中，振兴秦腔的一个突破口要不要选在眉户戏上”，[12]这个提法唐突地令人深思，因为青年人喜欢眉户，振兴秦腔就要把眉户纳入，那么如果青年人更喜欢陕北名歌，是不是也可以纳入秦腔范畴。此外，2006年5月17日晚，“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在综合素质考试环节中，播出了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一个片断，而题目就是该影片的背景音乐是什么。这部电影的音乐是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曲，配唱的是陕西省著名碗碗腔表演艺人李世杰。主持人问歌手，这是什么戏曲，在我国的哪个省流行。选手答曰秦腔，流行地区是陕西。在歌手答完后，评委徐沛东进行点评，他非常激动地“恭喜“选手答对了。随后许多观众纷纷打进电话，质疑评委把碗碗腔误认为秦腔。在监视组的干预下，一个小时后，电视台打出字幕更正。发生这个事件后，一时间网络上顿现讨“徐”之风，可是，如果徐沛东评委把《秦腔史稿》翻出来，不知道秦腔理论研究者如何面对，毕竟在一部《秦腔史稿》中谈及的“秦腔”是包含了碗碗腔等许多陕西地方戏曲剧种。[13]

　　“秦腔”概念重新界定的一些浅见

　　今天要研究秦腔发展史，首先要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不等同于陕西地方戏曲，即秦腔不是老腔，秦腔也不是碗碗腔等戏曲剧种。研究者不应把“秦腔源流”作为“陕西地方戏剧源流”来研究。既然秦腔不能代替其他陕西地方戏曲剧种，既然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囊括不了其他剧种，我们就有必要给“秦腔”正名，在有利于开展研究的前提下重新界定“秦腔”。

　　要重新界定“秦腔”，首先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和眉户、同州梆子、老腔、弦板腔、阿宫腔、线腔、碗碗腔、汉调二簧等陕西地方戏曲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如果承认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和其它陕西地方剧种是同位概念，那么一部秦腔史可以从近一、二百年起。建国初期，程砚秋先生奉当时政务院指示，两度赴西安考察戏剧，在考察研究相关文字实物和采访西安知情的老辈戏曲艺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陕西历史上，前后存在两个秦腔剧种：“1780年前的秦腔，和1807年后的秦腔，虽然都是叫秦腔，但是并非一种秦腔，也就是说，有两种戏剧，前后都曾盛行于西北，于是都被称作秦腔，可是两者之间，并不能因为名同便认为实也相同。”[14]根据这一论断，有论者得出结论“后秦腔即现今流行西北地区的梆子秦腔；而前秦腔则被当地称作汉调二黄、土二黄”。[15]

　　倘循着程先生的思路走下去，我们当今研究秦腔理论是否可从清朝末民初的19世纪初开始呢。这个时候见之于记载的秦腔班社多起来，坊间刻印的秦腔剧本也多有流布。如果能借用这些资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或许能在廓清秦腔史的同时进而追溯陕西地方戏曲各剧种融合的历史过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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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荟录（一）[C]西安，1982：304

　　[2]徐慕云.中国戏剧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0

　　[3]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研究论著选[C].西安，1983：101

　　[4]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研究论著选[C].西安，1983：19

　　[5]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研究论著选[C].西安，1983：101

　　[6]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荟录（三）[C]西安，1984：10

　　[7]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荟录（三）[C]西安，1984：41

　　[8]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荟录（三）[C]西安，1984：67

　　[9]刘敬贤等.陕西剧种概观.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1

　　[10]鱼讯、焦文彬.陕西戏曲剧种志[M].西安，内部出版物1983：3

　　[11]焦文彬.秦腔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3

　　[12]王淑玲.秦腔：不同的问题一样的声音[N].陕西日报，2004-11-05（8）

　　[13]刘哲.“青歌赛”评委出错闹笑话[N].华商报，2006－5－18（2）

　　[14]朿文寿.为程砚秋先生“一个有趣的发现”补证.戏曲艺术[J]2004:2

　　[15]朿文寿.为程砚秋先生“一个有趣的发现”补证.戏曲艺术[J]2004:2

　　参考文献：

　　1、田汉、马少波等.陕西戏曲在北京演出评论[M].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

　　2、王正强.秦腔名家声腔选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3、渭南地区文化局.秦东戏剧论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4、陕西省戏剧志编委会.陕西省戏剧志[Z]（分西安、省直、咸阳、榆林、宝鸡等分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998年

　　5、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6、焦文彬.秦腔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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