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时代，我是个火柴盒收藏迷。观赏火柴盒上的各种图画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三十而立之后，收藏古地图逐渐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嗜好。回想起来，此爱好已经伴随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收藏古地图就如同寻宝。当得到一幅罕见的古地图时，我会感到无比兴奋，有时竟然彻夜不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古地图远比收藏更为重要。这种研究使我接触到一种古老并且神秘的哲学。这一哲学不仅巧妙地将迷信、科学与艺技结合在一起，并且一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的推动力。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历史秘密：现代地图学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工作之余，我经常伏案研究古地图。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图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图上的地域轮廓、城镇布局和文字注释蕴藏着丰富的史实；有些古地图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艺术大师之笔，而这位艺术大师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图给我带来韶华易逝的感觉，发黄的图纸和累累蛀痕经常唤起我对时间如烟的哀叹；还有的古地图简直就是令人费解的谜团，图上的线条、符号和记述似乎是绘图者故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古地图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详尽的，而这正是古地图的奥妙之处。

古地图的奥妙诱发出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传统科技的兴趣。我逐渐发现，许多中国古代地图学家跟占星术、古典数学和道教有着不解之缘。为了探究古地图的奥秘，我研究的范围渐渐扩展到古代天文学、数学以及宗教。

我从未预料到，收藏古地图竟然会引导我获得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发现的起因都源于一幅古地图。这幅地图不仅激发出我对地理大发现史的兴趣，同时还引起我对相关历史记载的质疑。

在我们的心目中，地理大发现史是一段盖棺定论的“史实”。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绩已成为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历史常识：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BartholomeuDias）驾船由西向东经过好望角，为此他被称作世界上首位绕过这一岬角的探险家；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率领的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由此，哥伦布被誉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1519年9月，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率领船队自欧洲始航。这只船队历时三年绕地球一周回到始发地。从而，麦哲伦被授予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桂冠。由于麦哲伦被视为发现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海峡的探险家，这一海峡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发现，这些历史常识却无法与我的一件地图藏品相吻合。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地图？它与历史常识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异？它与我之间又有何种缘分呢？

2001年春季，我因公务到上海出差。临回北京之前，我来到著名的东台路古玩市场。这个分布在街道两旁的露天市场被誉为“上海古玩一条街”。其实，市场中摆放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冒牌货。

在这个充斥假古董的市场里，有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书铺。这家店铺的面积不足六平方米，里面摆满了旧书、旧报纸和旧杂志。小书铺的主人是一位姓向的老先生，他的前辈曾以古籍买卖为生，他的儿子也热衷于继承祖业，而且在古籍收藏圈内小有名气。我与向家有多年的交往，从他们那里我买过不少古籍和古地图。每次去上海出差，我总是抽空到这家小书铺，看看有没有值得收藏的东西。

我此次闲逛书铺真是一次天赐的良缘。一进店门，我看见向先生正在往墙上挂一幅破旧的世界地图（见插图1）。这幅地图的右上角写着“天下全舆总图”，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这一注释左边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绘。”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图是1418年间一幅《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仿绘时间为1763年，仿绘者为“莫易仝”。地图的左上角还写有一段注释：“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几个字意味着图上的注释有些是《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有的，有些是仿绘者后加的，而原有的注释都用红墨加以圈注。

仔细察看这幅世界地图之后，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这幅地图不仅画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并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陆上都有红墨圈注的注释。

很明显，这幅世界地图中的许多内容与我们所知的历史常识完全不相吻合。难道中国人于1418年绘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图？15世纪初期的地图上怎么会出现美洲和澳洲大陆？莫非此幅地图是件赝品？

凭借我多年积累的经验，判定一幅古地图的绘制年代，除了参考绘图者在图中所写的注释外，更重要的是采用中国古籍、古纸和古字画等方面的传统鉴定方法对绘图年代加以验证。

我仔细察看了一番地图，闻了一下图纸的气味。这幅地图外表发黄，纸质脆硬，并且散发出一种陈旧的气味。这种气味与在老房子中闻到的陈旧气息很相似。从图纸的色变、气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断出，地图纸张已逾百年之久。

这幅地图的中部有一条对折痕迹，这表明图纸一直以面朝里的对折方式保存。图纸上有很多虫蚀蛀孔，特别是在透气性差的对折部位。图纸左、右两页上的蛀痕相互吻合，这一现象再次证实，地图曾长期处在对折状态。蛀痕的布局显示出，这些蛀孔均为自然状态下产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镜仔细察看了蛀痕，蛀痕的边缘为毛边，这也是自然虫蛀的特征。

图上注文的红框以朱砂墨绘成。清朝时期的朱砂墨虽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两百多年前留在纸上的朱砂颜色与现代人用老朱砂墨画在古纸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所云：“古人作画墨色俱入绢缕，”“伪者虽极力仿效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红框的朱砂墨颜色属于“俱入绢缕”，为古人之迹；而图中的三方红色鉴藏印则是“浮于缣素之上”，为近现代人所盖之印。

地图上的海域以青绿色绘成。这种墨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呈现出褪色的效果。由于地图对折部位的透气性较其他部位差，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显小于其他部位，从而在图纸中部形成了一条纵向的深色带。不均匀、不规则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征。这种褪色与古字画造假者采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仅显得均匀，并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图的纸张、蛀痕和墨色之后，我又对绘图者的书写习惯和字体做了进一步的鉴别。

现代人作画、写字的书写习惯与古人有很大区别。前者写字顺序为从左向右，而后者书写则是从右上方开始。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现代人涂色的第一笔通常画在图纸的左上部位，而古人着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于褪色的缘故，今很容易辨认出《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涂抹青绿色的第一笔和第二笔的墨迹。这两笔涂色都落在图纸的右上方，这表明绘图者具有古人的书写习惯。

中国古代书法犹如古代服饰，几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书法风格。清中期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以规定的“馆阁体”书写答卷。这种“馆阁体”看上去字字匀称并且横平竖直，然而却是一种平庸、呆板的书体。现代人对“馆阁体”持贬义之态，研习者寥寥无几。“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于大清朝廷倡导“馆阁体”，乾隆时期文人社会无形之中形成“馆阁体”的书风。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对此评论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以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字体（尤其是落款）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这又是此图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旁证。

采用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进行检验之后，我断定，这幅地图是18世纪的作品。

这幅古代世界地图虽然有许多跟历史常识相矛盾的地域图形和注释，但是这些奇怪的内容并没有减弱我对此幅地图的兴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幅《天下诸番识贡图》的摹本。

把《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带回家后，我首先对此图的署名者莫易仝作了一番研究。我查阅了许多书籍，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任何有关莫易仝的史料。

地图左下角签署的“臣，莫易仝绘”几个字属于“臣字款”。“臣字款”是中国古代书籍、字画鉴赏方面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古代书籍作者或书画作家在署名前加上一个“臣”字的落款方式。此种落款方式出现的原由无疑是为了向皇帝表示孝忠之心。莫易仝的署名方式似乎在向我暗示，他或许是清朝朝廷中的一名官员。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清朝政府选拔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士科考试是清朝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前一级考试的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乾隆年间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书写水平要求很高。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毛笔字水平实在无法令人相信，书写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莫易仝“臣字款”中的“臣”字靠左边，这一写法不完全符合清朝官方的规范。按照清朝宫廷的行文规则，凡是呈交给皇帝的奏折、文章以及字画等文书必须在署名前面加上一个“臣”字。为了表示尊卑，这一“臣”字比署名字体小一些，并且通常居右边。但也有一些例外。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间曾多次出京城南下巡视。在巡视时，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曾向皇帝进献字画作品。这些民间人士进献的作品中，许多“臣字款”写得不是非常规范。从莫易仝不高的书写水平和不规范的“臣字款”可以推断，此人应该是乾隆年间一位读过些书的民间儒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臣字款”说明，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目的是想将地图呈献给乾隆皇帝审阅。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莫易仝非要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什么他不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本呈献给皇帝呢？

经过对图中的文字和注释做了一番研究，我揣摩出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

首先，莫易仝仿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够知悉他的名字。按照清朝的管理体制，平民百姓甚至中、下等官吏亲自向皇帝呈献贡品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必须将贡品交给特定的官僚机构，通过清朝官僚体系一层一层地向上级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之中，许多贡品被清朝官吏们以各种借口截留下来或者以其他官吏的名义呈递上去。莫易仝非常明白，如果将原图委托官吏们呈献给乾隆皇帝，最终皇上很可能根本不知晓他的名字。为了确保乾隆皇帝审阅地图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莫易仝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原图的基础上临摹出一幅署有自己姓名的地图。

其次，莫易仝想让皇帝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有所专长。为此，莫易仝特意在仿绘的图中添加了许多原图中没有的注释，同时在图的左上方特意注明“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

最后，并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避讳。康、乾两朝时期文字狱是文人的梦魇，许多学者在文字书写方面由于疏忽大意遭他人诬陷，从而变成刀下鬼。莫易仝深知避讳的重要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中国地域写有两条注释－－“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在现今太平洋海域注有三个“大明海”的标识。莫易仝非常明白，这些原图注释都与明朝相关。倘若将原图呈交上去，他非但不会得到赏识，还可能会被认为妄想明朝复辟。为了避免误会，同时尽量反映《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状，莫易仝仿绘原图时对明朝时期的地理名称做了一些改动。他将明朝的“湖广”省改成清朝“湖北”和“湖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并且他还将三个“大明海”的原注改为“大清海”。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动，莫易仝试图表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原注已经变为赞颂大清王朝的注释了。(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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