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的希腊人不是一个个空想家，他们改变现实的制度和政治家也光芒万丈。放长眼光到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两个世纪，希腊人中还有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梯尼，演说家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

希腊中心城雅典，在最盛期包括农村地区也只有30多万人，还不如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中等县，但却成为世界哲学、政治的“格林威治”（世界计算时间和经度的起点）。如此浓缩“高才”，前无古人后难来者。

正如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感叹：

“无论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今天，人类一方面看到的是欧洲文明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那四大古文明的相对僵化、停滞和没落。看看民主国家遍地开花乃至奥林匹克运动会如火如荼，可见，对世界影响重大深远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明地，唯有希腊。

就此，我们不免要追本溯源，问问“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究竟产于何处？

原来，它竟然是咱们中国的“出口转内销”的产物。根据《环球时报》披露，这是100年前清末民初“第一才子”梁启超的杰作。梁启超在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中，赫然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而此说并无确凿考据，只有“爱国情怀”这唯一“凭据”。这种说法也只在中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据《科技信息探索与发现》）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传媒网》(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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