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是十多年前一位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讲的，尽管这种意见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深得我心就记住了。有人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来概括“三农”问题，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富了，农村自然也就富了，农业自然不危险了。会宁农民2007年人均年收入1575元而位居“农民真苦”的前茅恐无疑义，那里农村的穷与农业的危险自在不言之中。会宁农民是甘肃乃至整个西部农民的一个代表。找到了会宁农民的出路，也就是找到了西部农民的出路。西部乃至中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虽各有不同，但所处的大环境都一样，因之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只不过有轻重缓急的不同而已。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农民没有脱贫之前，中国就不能说富裕。那么，怎样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学者们的论著车载斗量，不胜枚举，但大多是离开了农民所处大环境的高论，似乎是隔靴搔痒，难以奏效。

        会宁一些农民独辟蹊径，靠“苦供”送子弟读书上大学而拔去农根，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2008第10期《读者》载《绝望的山》引会宁一中校长郑焕明的话说：“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作者说：“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它们是当地政府向中央寻求扶住的筹码。”“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市政府，他们忙着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助；另一个是学校，他们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此文或许不无夸饰，但“会宁神话”的基本内涵还是说准了的。有感于会宁农民的生计艰难，拙作《给“会宁神话”泼盆凉水》认为读书上大学只能使部分农民子弟摆脱穷困，而不能使会宁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同时，拙文认为“会宁神话”是应试教育的典范。三一学园不同意后一观点，在拙作后写了七点不同意见（附后）。我完全同意三一学园的看法，但仍坚持原先的观点。我从来不认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水火不容，“苦读”就没有乐趣。应试教育也传授知识，只不过是随高考的指挥棒转；也讲素质，会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素质。“学如逆水行舟”，“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些传诵千古的格言说明读书是要吃苦的，但要有一定的限度。当吃苦变成“苦读”时，那就是超过了限度。会宁的“三苦”（苦教、苦读、苦供）或者“五苦”（外加苦抓、苦帮）精神，值得敬佩，但不合时宜、不宜夸耀。以前，会宁的莘莘学子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现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士、硕士、博士的工作已不是那么好找，尤其是缺乏背景与财力的会宁学子。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从总体上来讲，会宁一些农民靠“苦供”送子弟读书上大学而摆脱贫困的蹊径是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了。那么，会宁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便是一个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践证明，不从农民所处的大环境解决问题，就难以解决农民的问题。也即是说，只有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农民脱贫致富。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如此，其难度有如与虎谋皮。譬如，精兵简政、公车治理、公费吃喝等，都步入了怪圈，罕有成效。更有甚者，上次工资改革目的是缩小差距，结果是扩大了差距，一些垄断部门负责人的工资高得吓人。一旦搞改革，就有部门、有人钻政策的空子，就像有猫就有老鼠一样。近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把政策用足用活”，实际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别解。但是，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就止步不前，畅所欲言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建言献策更是我们的责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应该以农民的脱贫致富为前提。而农民、特别是会宁农民的脱贫致富，有待于所处大环境的改善。

        第一，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舆论。会宁人很淳朴，保存了中华民族的很多传统美德，但也有一些不能与时俱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观念。“一等人惟忠惟孝，两件事曰耕曰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会宁可以找到残余。会宁有爱读书的传统，那里的孩子爱读书，能“苦读”，是天大的好事，符合建设学习化社会的要求，但认为“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试卖苦力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可否认，在一个等级社会平等地看待一切人是不可能的。在福建泉州，称农民工为“阿北仔”、“打工仔”，是轻蔑性的字眼，当然社会地位很低。即如“农民工”这个词，也是有贬义的，干同样的工作工资却比正式工少很多；甚至“农民”这个词，在中国也和“社会地位低”是同义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大多是根据收入的多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的。甘肃永登人将兰州拉面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泉州就有数百家，很多人刚来时没多少本钱，靠摆地摊起家，现在很多都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他们到饭店去消费，派头足、口气粗，泉州的老板脸上堆满笑，唯恐接待不周，不敢再叫“阿北仔”。福建德化、周宁等一些山区县青壮年大多出来打工，其中有不少人因此而掘到“第一桶金”，从而脱贫致富。泉州的惠安、晋江、南安一带，以前是著名的“地瓜县”、“贫困县”，但改革开放后，发扬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打工、经商、办厂，哪行赚钱干哪行，跃入了全国百强县。浙江、江苏一带的山区，很多农民的住宅是三、四层小别墅，盖得非常漂亮，其中很多都是打工的产物。打工在沿海一带是很普通、也是很光荣的事，不仅农民打工，城里人打工，甚至一些千万元户的子弟为积累经验也要打几年工。会宁人为什么看不起打工？为什么抱残守缺，而不肯穷则思变？到沿海打工，年收入也有万把块钱，总比呆在会宁穷山沟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道理会宁人懂，而且很能吃苦。问题在于如《绝望的山》所说，当地政府要以“状元县”为筹码向省和中央要扶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舆论的导向自然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上有所好，下着更甚也。”因此，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要抛弃“状元县”的自豪感，要明白上大学是会宁人为脱贫致富而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劳动光荣、打工光荣社会舆论，会宁农民脱贫致富就有了可能。

        第二，废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已经有很多人讲了，在此想补充的一点是据权威部门最新研究，2007年城乡后入差别已达3.8以上，比2006年有所“进步”，创历史新高。不废除这种结构，差别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增收问题就会是海市蜃楼。

        第三，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农产品相对工业品来说价格太便宜。例如，一件“七匹狼”牌衬衣，成本是50元，专卖店卖500元；一斤面粉在卖粮油的店只卖1.5元，而小麦的收购价不足1元，也就是说农民种一亩小麦卖的钱和买一件中档衬衣的钱差不多。如果是高档衬衣，一亩小麦卖的钱还买不来。二者所凝固的物化劳动孰多孰少，傻子都知道。据统计，牛肉每公斤的价格，韩国43.67美元，日本（东京）37.79美元、瑞士22.78美元、挪威（奥斯陆）21.10美元；大米的价格，日本3.68美元，比利时2.81美元，芬兰2.79美元。，韩国2美元；土豆每公斤的价格，韩国土豆2.04美元，日本2.42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太低。谷贱伤农。假定我国的土豆每公斤卖1美元，会宁农民的收入会翻几十倍，兰州人都会跑到会宁去种土豆。当然，剪刀差是长期形成的，要慢慢改，但是政府不能因为稳定物价而因噎废食，必须安经济规律办事，由商品所含的物化劳动决定其价格。我们没有农产品补贴，但也不能人为的压低价格。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到了该逐渐缩小的时候。

        第四，切实精兵简政。我国的行政开支有专家称站GTP的24%，为世界第一。我国行政人员的超编，主要是在县和乡镇。农业税取消后，乡镇“七站八所”的主要事权没有了，但人一个也没少，无事做，面临分流，意见很大。1977年至2006年会宁全县财政总支出为20多亿元，而县本级财政总收入仅为1.7亿元，是一个典型的“花钱靠上级”的县，财政非常困难。收入不及支出的零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行政人员太多。会宁是农业县，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七站八所的人也无处分流。所谓“闲汉养瘦马”，这些多余的行政人员，工资不一定有保证，奖金更谈不到，自然牢骚满腹，也不能致富。如果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将这些无事可干的行政人员发百分之百的工资，不再上班而自谋出路，则会是一种三赢局面：政府会省一大笔行政开支，那些拿着工资谋出路的人会增收发家，农民会大幅度减负。

        本文大题小做，略述管见，敝帚自珍，雅人喷饭，盖因我固执地认为有人年薪可达6600多万元，而会宁农民年收入人均1575元不是社会主义。是耶非耶，敬祈指正。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e7a9f01009rn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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