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控制了交流手段才能左右历史。”小阿瑟·施莱辛格，肯尼迪亲密的私人顾问，他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1960年代说。他像大多数人一样，都清楚面孔英俊、仪态潇洒的肯尼迪如何依靠电视这种新的交流方式登上总统之位的。

    对历史作不同诠释，是每一代人甚至每个人的愿望，在他们寻求左右历史的特定动力时，他们也过分地被过往与正在发生的经验所左右。在肯尼迪深刻感受电视的作用时，在大洋彼岸的领袖们则仍喜欢读线装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的斯大林，则相信更为坚固的物质力量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他称自己为“斯大林”，是因为在俄语中它意味着铁人。不错，在苏联时代，钢铁的产量被视作这个国家的核心。

    种种决定论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否认了历史的复杂性——从来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彻底左右历史。也正因此，历史才拥有了它的曼妙之处——只要你稍微转变一下角度，世界就按照不同的节奏来展开。每个人、每个群体，最终都是一连串看起来可能并不十分相关的力量共同造就的产物，有些力量来自于久远的传统，而有些力量则刚刚从地表浮出。

    人们很少会静下心来思考哪些力量左右着他们的行为与头脑。眼前的世界杂乱无章，如果他实在对此感到不安时，就会听从报纸编辑、流行作家的意见——我们正身处一个XX时代。每个时代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特性，人们要么对自己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浑然不觉，要么就过分大惊小怪——以为一种全新力量正在改变一切规则。

    让我们看一看目前正日趋成熟的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大约介于35岁与23岁之间。我武断选取了两个年份，1971年与1979年作为观察的坐标。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这两个年份之间。只有很少人在18岁之前不是懵懂无知的，更何况他们是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心智的成视诩处于20世纪90年代。选取1971年，是因为在那一年，文革的混乱开始消退，而那一年11月8日，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抵达纽约，中国迈出了重回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在那一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第一个微处理器；选取1979年，则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旅在那一年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开始在英国执政，他们与后来的里根领导了席卷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革命，在那一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获得成功，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兴起。也是那一年，IBM发现苹果电脑正在挑战它在个人电脑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两个年份的选取意味着一个70年代人群体的存在吗?大约3年前，我在一篇名叫《生于70年代》的文章中说，年龄介于20—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主义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他们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在文章的最后，我对于那些陷入70年代式滥情的群体，作出了粗暴的判断：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试图给予一代人以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而且基本是庸人自扰。像所有的定义一样，如果你觉得愿意作出这样的定义，去做就是了，只要他人能够理解就足够了。想想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无聊争论，在印度80%的人认为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仅仅拥有摩托车与电冰箱而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觉得自己是，于是印度被称为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

    我们要探讨的不在于是否能够严格定义出这一代人，而是的确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相近，在成长历程中，遭遇过相同的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被同样的潮流所裹挟。他们当然都拥有各自的个性与经历，但他们也常常忽略共同性的体验(甚至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在怎样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我们也想知道，在他们成长的时代，是哪些重要的力量在左右历史，这些东西又如何左右了他们。

    “这是一个全体青年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1977年9月写道。这是她为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代沟》的修订版所做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为这句话作出生动注解的是，1967年，米德回到了29年前曾在那儿进行人类学考察的新几内亚的一个叫坦布南的村庄。第一次见面的谈话令人类学家大吃一惊：

    “你带录音机了吗?”

    “带了。怎么?”“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其他民族的歌声，我们也希望他们听到我们的。”

    或许电视比任何力量都更深刻地改变了60年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面貌，媒介理论家马歇尔·迈克卢汉也是60年代最闪亮的思想家。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最初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新因素如何改变了历史。电视在美国的普及产生于1953年左右，最初它糟糕的画面根本引不起人的兴趣，那时候亨利·卢斯印刷的杂志才是全国舆论的中心。但从童年起电视就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新一代美国人成熟时，这种潜藏的力量被释放出来，力量非凡。影响西方世界的1968年的学生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除去他们的参与者都很年轻以外，身处1968年的中国的一代人，没有机会看电视，他们的组织工具是高音喇叭与大字报。

    技术总是倾向于反对传统，甚至如海德格尔所说“将传统连根拔掉”。我们要承认，在过去一百年里，塑造人类的主要力量来源于技术，但谁都知道传统力量的作用根本没有消失。某种意义上，支配60年代青年的情绪仍来源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的浪漫主义传统。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在那时刻“年轻人如在天堂”，因为传统社会的秩序被打破了，经验世界正在逐渐变得不那么能主宰一切。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罗素将之形容为“青年式的激越”，他们相信自己能将社会改造得更好，必须打破传统以求个人自由，他们无比相信自己的进步力量。于是，丹尼尔·贝尔作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类比，抒情动人的华兹华斯变成了披头士，而滚石乐队则是更尖锐的威廉·布莱克的翻版。

    但是1971年与1979年两个年份的标志意义，与玛格丽特·米德的判断，为这一代人背后的支配力量作出了充分的注解。计算机革命(与随后到来的互联网革命)，市场革命，及其两者共同缔造的全球化运动，塑造了这一代人。同时，传统的力量日益消退，却并未完全消失。（来源： 经济观察报 许知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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