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原籍山东泰安的海外华人张世义在易县西陵境内投资修建陵园，命名为华龙皇家陵园。并与溥仪的第五位妻子李淑贤联系，商议将溥仪骨灰迁葬于陵园内，李淑贤女士为了完成溥仪的遗愿表示同意。两厢情愿并签署协议书。李淑贤返京后即到八宝山办理迁葬溥仪骨灰的手续，并确定在1995年1月26日将溥仪安葬清西陵。 　　

溥仪选妃时，一共看了四个人的照片，他觉得“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实在也分不出俊丑来”。婉容成为皇后，把文绣挤成妃子，是皇太妃斗争的结果。婉容猜嫉、排挤、诅咒文绣，虽然得逞，却使溥仪心生反感。其后婉容与下人李体育、祁继忠私通并生下一女，此令溥仪大为恼怒，让人将新生儿填进锅炉烧化。后来，婉容由于吸毒导致病弱不堪，于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病死在延吉。 　　

文绣不到十四岁就来到溥仪身边当“宫妃”，后来文绣冲破禁锢，历经艰难，与溥仪实现离婚。这种“休夫”的胆气和行为，在中国封建史上恐怕是唯一的例子。《我的前半生》中首次披露“文绣离婚与清室立约”的图片。 　　

溥仪为了惩罚婉容，把新贵人谭玉龄“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后谭玉龄因其天真直率的性格，赢得溥仪好感。谭玉龄的突然病死，到底是得伤寒而死，还是为关东军所害，至今还是个谜。《我的前半生（全本）》中披露了溥仪在谭玉龄照片背后的题字“我的最亲爱的玉龄”。 　　

福贵人李玉琴，是溥仪坚决不要日本血统妻子的产物。李玉琴曾经在关东军大崩溃时，与溥仪一起共同逃亡。后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李玉琴曾多次探望溥仪，通了许多信件。最后，李玉琴还是向溥仪提出了离婚。 　　婉容、文绣是合法而有名份的皇后、皇妃，且同时入宫，生活内容交叉。谭玉玲和李玉琴是溥仪在伪满当“康德皇帝”时期册封的伪贵人，我们虽然不能承认她俩在伪宫中的名份，却不能不把这两位女士看作是溥仪的妻子。还有溥仪特赦后恋爱结婚的妻子李淑贤。这几位女士，却共同经历了溥仪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作为清朝的皇后和皇妃，作为按清朝礼仪制度册立的伪贵人，她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不表现清朝的遗风，不能不留有爱新觉罗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出身名门望族，在清朝是被认为具有“高贵血族”的女性；李玉琴虽然生在平民之家，却曾长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家庭里，她们是在中国兴旺了将近三百年而终于走向衰亡的爱新觉罗皇族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我们研究皇族的败落，她们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 　　

作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帮助丈夫实现清朝帝国的中兴而做了种种努力，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认清了日本军阀的嘴脸。婉容在鬼域中挣扎过，文绣因政治裂痕而跟溥仪分手，谭玉龄在枕边给丈夫讲述日寇的残暴，李玉琴在溥仪受日本窝囊气的时候给他唱歌、讲故事……她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她们的生命的日历上写下了日本导演伪满的事实。 　　

作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皇妃、“贵人”和妻子，她们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仪人生途程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从她们的经历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实、最可靠、与普通人一样食人间烟火的溥仪，而且能找到擅于在复杂形势中变幻脸谱的溥仪的真正政治面孔。因此，研究溥仪的生平也离不开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作为具有某方面典型意义的妇女界名人，她们的喜悦和哀怨，她们的理想和结局，无不可以归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是从血泪中走过来的，一个疯了，一个跑了，一个死了。她们的悲剧既是由封建社会道德观念酿成，也是外来侵略势力刺激、催化的结果，因此不能说这只是一些弱女子的个人悲剧而是民族历史上一幕软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剧。李玉琴因与溥仪保持婚姻关系的十二年横跨两个时代，她才在经历痛苦与坎坷之后被新中国改变了命运；李淑贤则是作为公民的妻子而给溥仪送终的，他们夫妇间温馨的感情构成一幕永恒的喜剧，被这喜剧折射着的，当然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观念溥仪被特赦之后，作为普通公民的溥仪与普通公民李淑贤结婚。这是溥仪最后一位夫人，这段婚姻一直延续到了溥仪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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