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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西，黄埔军校四期炮科毕业，陆军中将。历任杨虎城高级随从参谋，三十八军教导团团长，第一七七师师长，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七师师长，第三十八军军长。曾参加西安事变。1950年1月21日在四川茂县率部放下武器，始以起义将领，受任西南军区炮兵战略委员会主任，11月即以“军内反革命嫌疑”入狱，1975年以“材料失实”平反，安排陕西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2月26日病逝于西安，享年七十四岁。

李振西是著名国军抗日将领。抗战开始，蒋委员长钦点其率部奔赴华北战场，其英勇杀敌，屡建战功，尤在娘子关阻击战中血战关沟、夺守旧关惊天地、泣鬼神，打出了中国人不甘做亡国奴的精神，振奋全国，被誉为“铁血虎将”。其善带兵，所带部队均英勇善战，素有“铁军”之称。李振西所带的一七七师，是一支著名的抗日铁军，“令人震撼的国军“八百壮士投黄河”就出在该师（当时师长为陈硕儒），而长期以来教科书上只有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绝大多数国人对“八百壮士投黄河”一无所知。

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说，华北战场参战部队数十万人，事后人们评说最骁勇者为“两个半人”，即冯治安、赵寿山、李振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亦称其“英雄”。

但自上世纪五十年后至今，这位抗日名将几乎被国人忘记了，有关事迹，也匪夷所思地被极力抹去。如：

李振西是杨虎城唯一的随从高级参谋，西安事变前夜，他是离杨虎城最近的人，曾奉杨虎城死令（“委员长在、你的头在“）接护保卫蒋介石，以师生信任安抚之，并悉心守护直至其安全离开西安。但事后几十年，一些经历者的记述，无不回避相关事实。 李振西带领三十八军教导团所打过的最为惨烈、娘子关战斗，国人皆知，并曾拍过电影，但大陆抗战作战史记载及有关回忆录竟没有了痕迹；有关李振西部队抗战记述，只提所部共产党员的表现，没有指挥官李振西，关于娘子关战役，连米暂沉的《杨虎城传》也只提赵寿山的十七师，而不提李振西（李并不隶属赵师）。

以上吊诡，无非：1、人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定调及必须的“真事隐”；2、“国民党不抗日”、国军也不抗日的宣传；3、李振西“军内反革命嫌疑”身份不允其在正面资料出现；4、不排除一些蓄意的传讹造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而李振西带领的国军第三十八军一直到1950年1月下旬才在四川茂县放下武器，当时他的身份是“西南军警特先总指挥”（上将），其所部及汇集其麾下国军其他部队尚过万人之众，他完全可以随裴昌会起义而未起义，据说他也本来应能控制蒋、胡而将其放走，据说他命令放下武器只是出于珍惜下属官兵的生命……。或许是前述原因，铸定其后半身命运：由座上宾到阶下囚，由阶下囚又到座上宾。

余乃李将军的同乡、晚辈。近年来出于对李将军的景仰、了解李将军，查阅相关资料，困惑颇多，感慨良多！根据笔记，以“传略”草拟十多章，10余万字，以期去蒙尘、还事实、澄是非于一二。此披露一二草稿（节选），意在抛砖引玉，供关心的朋友阅鉴，错谬之处请不吝指教。

有更新。

目  录

第一章  贫寒学子 黄埔铸剑
第二章  虎城帐前效命驱驰
第三章  惊临“兵谏” 竭诚尽善
第四章  忧杨所忧，风雨同舟
第五章  钦点出征，滹沱河初试锋芒
第六章  星夜驱驰 解救上将
第七章  关沟搏杀 旧关浴血
第八章  背水保永济 心痛西姚温
第九章  韩阳镇筑铁门 阻敌二十余日
第十章  中条山坚守 大本营定心
第十一章 虎牢关把“轴心” 屡挫敌锋
第十二章 驰援官道口 石大山再显神勇
第十三章 尽节全义 放生孔从周
第十四章 军人本色 恪尽天职  
第十五章 剑阁失守广元独出
第十六章 求仁无须 岷山霞散
第十七章 罪荣皆由 英雄回归  


第一章  贫寒学子 黄埔铸剑


李振西籍贯甘肃定西县（今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人。其祖上应非当地土著，或因故自他乡辗转迁来，落脚此地。李振西父亲名不详，于李振西幼年之时病故，葬于李家堡北山后湾。李振西兄妹三人，其下二妹。父亲去世，家庭更加困难，为养家糊口，抚养孩子，母亲蔺秀珍农忙季节在大户人家帮忙，农闲做小生意维持生计。
李振西，又名昆山（一说字昆山），于1906年（生月、日待考）出生于李家堡镇。
李家堡是甘肃中部一个干旱贫瘠、靠天吃饭的地方，但这个穷地方，文化并不贫瘠，亦有悠久传统。久远年代说不清，清朝曾出过几位翰林，清末民初，当地“効家专馆”弘扬耕读，很有影响，其本族及乡亲子弟多受启蒙。辛亥革命新风吹来，又有孝廉杜氏创建高等西学堂，开一时风气，効氏等当地耕读世家有考保定军校者，有学优出仕者，年轻一辈亦耳濡目染，不甘平庸，锐意进取，相互激励。李振西自幼失父，家境贫寒，学习勤奋、刻苦，当时其与蒋云台（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九副军长、军长）以及当地一些大户子弟同学少年，结金兰之谊，且意气风发，都想有一番作为。约于1925年前后，李振西与同学効汝经（后考入北大）、庞宪之等人离乡求学。

李振西是否在定西县城学校上过学不详。当时李家堡镇高等西学堂毕业可直接推荐报考省城师范，当时省府出于培养本省人才有奖掖推荐优秀生到中央学府深造的奖学制度。时李振西被官方以甘肃学绩优秀贫寒生力荐，并向其交付给邓宝珊先生的推荐书信，以使往首都深造。
李振西被以优秀贫寒生推荐，地方引以为荣，乡人相告，长辈贺颂有加。临行，桑梓父老资以盘缠、衣物等，嘱其一定要学有所成，将来衣锦还乡，母亲亦“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青年李振西十分感动，暗暗发誓，一定珍惜，不虚此行，倘有机会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对自己、对母亲、对家乡父老有一个交代。
李振西怀揣官府荐书，约于1925年下半年辞别家乡，第一次出远门，踏上求学之路。开始有若干同伴，后分道扬镳，各行其志。无奈当时兵荒马乱，一路奔波，行程坎坷，受罪不小，挫折出乎意料。其路过常州走水路，遇水贼，所带盘缠悉数被掠，唯官府荐书幸存，余途餐风露宿，打工充饥，辗转至南京，一是居无定所，又不知邓先生下落，无奈之下访知金山寺，暂时寄身。金山寺主持法师（据资料，法师或称虚云大和尚）知其遭遇，甚为同情，观其气象，不是平庸之人，乃收留，嘱其抄经，闲暇说经谈书，度过一段时光。
在金山寺驻留或有数月。期间，李振西曾动出家之念，请法师剃度，法师不予，说：
汝俗念不泯，又有统师之慨，或与军旅有缘，正是国家用人之时，或可去军界修造，他日报效国家。
此番意思，甚合李振西志愿。法师与邓宝珊先生有交谊，适逢邓先生在南京时，写推荐信一封，又给银元若干，让李振西去见邓宝珊先生。李振西怀揣法师的推荐信拜访了邓先生。拜访邓先生是在南京或上海，不详。
邓先生是民国军政要员，又是甘肃天水人，心系国是，也牵挂西北，历来十分关照陕甘子弟。因个性使然，李振西去邓先生那里时并没有出示法师的信，只是让邓先生看了省府的推荐函。邓先生知其情况，予以善待，询问数语，已知大概，欣然举荐，当即书信一封推荐其进黄埔军校学习。
李振西与邓宝珊先生的关系，也涉及“振西”这个名字的由来。李振西还有一名乃“昆山”，乡人的称呼、记忆一直乃“昆山”。邓先生心系西北。问过李振西的情况后，赏识其志向，为其择取一个新名字“振西”，以寓振兴西北之意，并励气志。李振西也常以邓先生为其取名“振西”而伴终生为荣。但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认为李振西离乡时已用“振西”之名，“昆山”乃为字。邓先生赞许“振西”。这一说法也不无根据，一是定西家乡人多知“昆山”、称呼“昆山”而少知或不知“振西”；二是其小学同学大多有名有字，平时习惯称呼字，“昆山”为字、“振西”为名也不是没有可能。家乡人多知“昆山”、称呼“昆山”而少知或不知“振西”，也可推断当时名、字均无“振西”。南京金山寺，曾发现李将军手迹一幅，留款“昆山”。综合来看，李振西之“振西”为邓宝珊特意荐取、并进黄埔军校后始用“振西”行世，应较为可信。
李振西常谓：邓先生给他指路、改变了一生。因感知遇之恩，以恩师称邓公。此外，李振西也非常感恩于南京金山寺法师，功成名就，于戎马倥惚，某年还特意回访金山寺并资助予大量香火。

时蒋先生军政繁忙，而为黄埔军校的的校长，黄埔军校教育至关重要，无不关切。对早期入校学生，蒋必一一审认，或传其面示，以致常常使学生因校长能说出自己的姓名及家世而感涕；后因扩招，学生增多，虽难一一确认，但表现突出、出类拔萃者仍在其视野以内。李振西知其报国立身之机，十分珍惜，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不俗，又是邓宝珊先生所推荐，自然受蒋关注。毕业离校前，李振西先后被蒋先生两次单独召见。一是毕业仪式举行后，蒋召见李振西，按制训示并征求意见，询问愿往何处历练。李振西毕恭毕敬，回答：“一切听校长安置”。二是在分配方案既定、即将离校前，蒋又召见。此次召见，蒋先生说：
“你的名字叫“振西”，又名“昆山”。听说“振西”是邓公宝珊先生认可的，其意在让你学成后能威震西北。我意，你的名字“振西”很好，振兴西北嘛。你去西北，不要去中央军了。你去西北，我放心。你是甘省人，又是我黄埔军校的炮班高材生，到西北去，大有用武之地。你去西安杨虎城部，也好代我管束管束。虎城出身刀客，既有豪义之处，也有难羁之忧，把你放到虎城身边，有好处。”  

经邓宝珊推荐,李振西通过例行考试，进入黄埔军校四期炮科二班学习。黄埔军校自第四期开始分科，分设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等5科。黄埔军校自第四期开始分科，设有步、炮、工、经、政5科。李振西应于1926年10月黄埔毕业，约于1926年底或1927年前后到杨虎城部队服务。
有资料记载李振西是黄埔六期炮科，显系误记。

李振西到杨虎城部队，经历了与直鲁联军作战、皖北兵变及脱冯附蒋过程，至1929年杨虎城率部袭攻驻马店唐生智部时，李振西已有数年作战经历和火线淬炼，已是杨虎城的随从参谋，随其出入枪林弹雨，亲身经历了那段一波三折、风诡云谲的历史。李振西在六十年代回忆撰写的《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真实、生动展示了当时战役的前因后果，各方关系演变及其过程，此篇回忆录，也成为文史上了解前十七路军那一段作战情况的一份无以替代的重要史料，杨虎城之孙杨翰所著《杨虎城大传》中，关于杨虎城部进攻唐生智部战役，以“奔袭驻马店，出奇制胜”为题，基本引用了李振西回忆文的文字记述。

应当注意的是：李振西上文谈到1928年4月杨虎城动身去日本时，是“把部队交冯钦哉负责”。而目前所见的有关记述资料，都是杨虎城把部队或军务“交给孙蔚如”这一种说法。事实是当时杨虎城部的军事骨干，依次为冯钦哉（新十四师时第一旅）、马青苑（新十四师时第二旅）、孙蔚如（新十四师时第三旅）等，孙蔚如排在后面，首先是冯钦哉，冯资历最老，在杨以下也最有威望。当时的杨虎城部绝不只是孙蔚如一部。李振西在《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中所说杨虎城去日本时把“部队交给冯钦哉负责”，显然更符合史实。

资深见证者王廷禹《王廷禹细说西安事变》记载李振西是“黄埔先期毕业”。此外李振西家人的有关记忆也可印证。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振西后人有机缘见林彪和李达，林彪说：“见到学友的后人，很安慰”（林彪为黄埔四期）；李达(陕西扶眉人，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说：“我是振西的学弟，差两期”（李达为黄埔六期）；李振西家人回忆，李振西行囊中还有广州黄埔军校（四期）的饭卡。

李振西黄埔学届何以有被写为六期者？据近年有关切者曾在黄埔军校查阅学籍册记，称四期和六期位置都有李振西，四期名录旁有照片位置，六期名录旁无照片位置，似不无吊诡。笔者推测其原因，恐:
1、黄埔四、五、六期均于1926年同一年先后开学，致使误记。黄埔军校历届学期，实际前几期非常见紧凑，第一期和第二期1924年开学（3月27日，8月14日），第三期1925年开学（7月1日）；第四、第五和第六期都是1926年开学。时间长短也不等，十五、六个月或七、八个月不等。由于受4.12事件的影响，第六期有所耽误，延时较长。第四、第五和第六期都是同一年先后开学，但毕业时间差距较大。第四期1926年3月8日开学，10月4日毕业（2645人）；第五期1926年4月开学，次年7月20日转至南京学习，8月15日毕业（计1480人）；第六期定于1926年8月开学、10月4日毕业，当时黄埔军校除广州校区还有南京等几个校区，南京校区开学推迟到1926年底或1927年初[1]，至1928年底或1929年初，在校学生才先后完成学业，但毕业的时间，广州方面延迟至1929年2月24日，南京方面延迟至1929年5月15日。广州学区4400人，只留800余人，1929年2月24日毕业者为718人。南京校区因开学后又收纳武汉分校、长沙分校、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学生，故毕业人数多达3634人。由此，时过境迁，社会动乱所致,记载误谬有其可能；
2、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文革浩劫，很多历史资料毁而复修、失而复补，错乱、错失以致以讹传讹亦很常见。
此外，是否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蓄意纂改？此推断无据，但若联想开来，恐也不能绝然排除。

蒋介石对杨虎城这样的部队，无事不刻不在争取。
杨虎城刀客起身，早年参加过护法战争，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护法战争失败后北走陕北，曾依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所部被编为镇守使署补充第十团。北京政变后杨虎城率部参加国民军，部队被改编为陕军第三师后又改国民三军第三师，与李云龙部共同进行过著名的西安保卫战。但在西安保卫战后至攻打唐生智之前，由于蒋、冯时分时合，屡被双方争取，因难以适从并考虑本位利益，始终在蒋、冯之间徘徊，若即若离。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被冯玉祥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十军。1927年6月，杨虎城率部赴豫参加北伐，属于东路，总指挥鹿钟麟，杨虎城任前敌总指挥。此时因西安保卫战，杨虎城部队伤亡很大，尚未补充和充分休整，兵力疲惫，归德一战，孤军无援。杨虎城权衡全局后，没有听从冯玉祥命令随鹿钟麟去河南，而是率部脱离战场，撤向比较安全的皖北太和地区，和冯保持了距离。此时除了南京方面，共产党方面也在暗中争取，也使得局面更为复杂。对于4.12“清党”，杨虎城予以抵触。1928年2月初，部分陕西、河南将领主张反冯，南京陕籍人士于右任也表示赞同，杨无意反冯。为回避矛盾，杨虎城以治病名义，离开部队，携妻子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离开太和去南京，4月份从上海乘“长崎丸号”去日本考察。杨离开后，所部共产党员魏野畴即发动了“皖北兵变”，兵变平息后，部队奉命移驻鲁西，剿办刘桂堂、顾震匪部。1928年秋，蒋、冯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名义上属于第二集团军的第十军杨虎城部，便成为蒋冯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对象。冯玉祥一方面主动把第十军原留在陕西的一部分开到山东单县，并命令驻安徽太和的部队移驻单县，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归冯系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指挥，冯一面派人去东京催杨回国，整顿部队。此时，蒋介石也给杨虎城打电话，除慰问病况外，促其早日回国（此电报杨回到南京后才见到）。   
因上述背景，黄埔毕业的李振西被军政部分配到杨虎城部亦很自然。

李振西之所以于黄埔毕业后服务杨虎城部，除校长蒋公的训示谈话、军政部安排，似也难以排除以下机缘：
西安解围，虽然是一个胜利，但遍地瓦砾，生灵涂炭，“功满三秦，怨满三秦”，杨虎城内心痛苦，出走西安，隐居乡间。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后，冯玉祥到西安，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副司令，当时不设省政府，由国民军驻陕总部统一行使军政职权，此时于右任、邓宝珊一面主持陕西军政，一面多次恳请杨虎城回西安，此一阶段，陕西百废待兴，亟需要军政人才，李振西于1926年底或1927年初到杨虎城部，也非常有可能。或邓宝珊先生有召唤，李振西既感怀邓公知遇之恩、也愿意在杨虎城麾下效命而来，也在情理之中。
李振西虽然是甘肃人，但“陕甘一家”有其传统，加上邓宝珊的关系，李振西在杨虎城部应不算生分。
  
李振西或于1935年结婚，夫人杨玉云女士，满族，系贵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大婚时自天津杨家花园迎娶，据说系于右任先生牵线做媒。乃李振西贤内助。

  

第二章 虎城帐前 效命驱驰

过去许多年有关宣传杨虎城部队或十七路军系列资料，或出于狭隘地方荣誉感，或以政治派别划线，多限于介绍几位陕西籍将领（如共产党员赵寿山、孔从周等），而对其他地籍将领有所忽略， 似乎杨虎城部下只有孙蔚如、赵寿山、许权中、耿子介、孔从洲等人。其未必真实展现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反失之于片面，是扁平化地看杨虎城。杨虎城虽然文化不高，但非寻常之人，其聪敏过人，胸襟开阔，见贤思齐。其草创时期行事果断，粗旷而不失周密，做事很有心计；中兴时期广采博闻，纳贤无类，极为重视有用之才，也善于用人之长，爱惜人才，绝无方域地籍成见，故为其部下者无不真心效力。立体、真实地认识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必须了解其他非陕西籍将领，如甘肃人杨渠统、李振西。

1930年前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除冯钦哉、孙蔚如、马青苑外，还有甘肃灵台人扬渠统（字子恒）。杨渠统行伍生涯较早。1928年曾在新编第五师（陕军）李纪才[2]部下当团长，多谋，处事果断。后李在汉口被押，刘峙派邓英接任师长，部队不服哗散，杨渠统遂率部投奔当时驻南阳的杨虎城。杨虎城对扬渠统极为赏识，不次擢拔，信任有加，杨渠统亦感恩图报，其数年跟随杨虎城征战豫鄂，纵横陕甘，总是哪里紧急到哪里，可谓劳苦功高。1930年孙连仲东调后，甘肃政局混乱，发生“雷马事变”，各方势力角逐，杨虎城“派兵戡乱”，蒋的嫡系部队因“剿共”不能脱身，不得已决定由杨虎城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派兵入甘“平乱”。杨虎城先于1931年7月改编陈部为新编第十三师，11月，其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扬渠统旅（第四十九）和段象武旅（第五十旅）进入甘肃门户平凉，陈珪璋又率其一旅和一个骑兵团与孙部合兵，一路势如破竹击溃雷中田部，12月即进入兰州，成立“甘肃省政府临时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接受军、政、财大权[3]，扬渠统任兰州警备司令。1932年初杨渠统即杀陈珪璋，然后又回师平凉击溃陈珪璋余部援军，唯有蒋云台一旅孤军苦战，亦被打得十分狼狈，不得已投鲁大成。陈珪璋被杀后，邓宝珊曾质问杨虎城，“杨诿之于孙蔚如，邓又向孙质问，孙又诿之于杨子恒。”[4] 1932年，驻防陇南的马青菀部（陜西警备师）受人策动突然叛变，杨虎城急令杨渠统率部解决，自己坐镇陇县指挥。马青菀部因部众离心，很快被击溃，马青苑于危急之时亲笔致函杨渠统：“我兄打马、骂马、追马、赶马、马绝不怨，尚望稍留余地，以为后日相见之地步。”[5] 于此同时劭力子也电杨渠统，称国难严重，勿同室操戈，要求放马一马，而杨渠统只听杨虎城的，不为所动，只是穷追猛打，终使马青菀落荒而逃，自此远离陜西。1934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率部进入陕南，陕南赵寿山（时任陕南绥靖司令）所部阻击受挫，十一月份红军压境关中，进逼西安。此时杨虎城兵力虽不算少，但素质参差，防区辽阔，较为分散，情势危急。杨虎城一面督战，一面调兵，当时驻防陇东的杨渠统率本旅星夜兼程五日之内徒步七百余里赶到西安，杨虎城即任杨渠统为前线指挥官，率领该旅两团及补充旅王志远部、绥署直属的四个警卫团、及炮、工、骑兵等营合计十几个团，在蓝田、长安地区与红军激战告捷。在当时的杨虎城集团，杨虎城和扬渠统有“大杨”、“小杨”之称，也有“小杨”是“赵子龙”的比喻（指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为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四弟渠统莫属）[6]。

杨虎城是做大事的人，胸襟开阔。扬渠统的例子，很典型地展现了杨虎城的为人和用人，并不以地籍概念所限。在他手下干事的人，无论陕西人、甘肃人，也无论党派，只要是人才，能为其所用，忠诚、愿意效命、靠得住，就能得到重用，而且也很会用人。

杨虎城对黄埔生李振西自然欢迎。杨虎城不会在意李振西的黄埔背景，反而非常看重，其部属训练有素的科班生并不多，他也曾派送数名部下青年军官到黄埔军校学习。杨虎城和邓宝珊非一般关系，他很尊重邓宝珊先生，对邓先生重荐的人自然不会亏待。此外，杨虎城出身贫寒，对同样出身贫寒的黄埔生李振西或也会多几分看重。

对于到杨虎城部服务的李振西，因为有毕业时校长“管束”杨虎城那一番话，或其使命感和对杨的态度要复杂一些。李振西到杨虎城部效命时，还只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和很多优秀的黄埔学生一样，有信念，有想法，但做事、有为、作为职业军人以身报国乃是其内心压倒一切的信念。作为西北人和出于对邓宝珊先生的感恩及对杨虎城将军的敬重，他必须忠于职守，竭力效命。李振西很有个性、风骨，做事果断，雷厉风行，不畏困难，善于迎难而上。有幸能够见到的有关李振西的资料，虽然不甚详细，如“吃苦耐劳、干事认真负责”、“头脑清楚，敢作敢为”、“深得杨虎城赏识”这些给予他的褒义形容词，应不会空穴来风、没有根据。

杨虎城更为看重的，无疑是人的素质、态度和实际才干。对李振西也不例外。李振西正是以他的实际表现，赢得了杨虎城的重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杨虎城识字不多，虽然战略头脑和战术意识非凡，机敏善断，但电文、各方军情、动态乃至报刊信息等也依赖于随从秘书、参谋襄助。除了王菊人等文人，李振西也是离其最近的人。经数年实战考察，杨虎城对李振西也逐渐有所认识。
   
李振西参加了对于杨虎城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奔袭唐生智部。
1929年冬，蒋介石的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本来是受蒋介石的命令沿陇海线讨伐冯玉祥的，其在豫西巩县、洛阳一带刚击退冯玉祥部、蒋派员劳军之时，唐生智又与冯玉祥携手，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派他的基本部队袭击龚浩、刘兴两个师附两个炮兵团，一个骑兵旅回师郑州，沿平汉路直趋武汉。时平汉线空虚，武汉又无重兵，蒋介石手忙脚乱，急派其王牌第一师刘峙部以主力固守武汉待援，以一部虚张声势，沿平汉线向信阳、确山威力搜索，以迟滞唐军前进，唐、刘军遂在信阳、确山之间对峙。
   
时杨虎城正奉蒋命令准备迎击冯玉祥部进攻，唐生智通电讨蒋后，蒋介石电令杨虎城部留一部守南阳，主力兼程开赴信阳，归江右讨逆总指挥刘峙指挥，阻止唐生部南下。鉴于郑州一带五十四师魏益三部、洧川一带四十八师徐源泉部态度不明，杨虎城按兵不动。唐生智认为机不可失，急派人游说杨虎城共同讨蒋，并委杨以护党救国军第七军军长，此时阎锡山也决定出兵与唐合作，杨欣然受命，准备利用到信阳布防机会袭取武汉，逐鹿中原。忽又闻阎锡山拥蒋，审时度势，又回转过来，麻痹唐生智部，并利用风雪之夜举兵长途奔袭，大胜。此一胜绩，堪为神奇，竟令蒋一时难以置信。   

李振西在《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中记述：
“当时杨虎城拥唐讨蒋，在南阳方面已是公开的秘密。一天早晨，杨虎城照例听他的随从秘书、随从参谋给他读例行的公文时，秘书处电务股送来了通过电报局转来的一封阎锡山拥蒋讨唐的通电，杨虎城听过电报后，把大腿一拍说：‘走！叫参谋长给钦哉、青苑、子恒（杨渠统字）下命令，连夜向驻马店挺进，南阳交蔚如负责。’说罢就叫马号备马。讨唐乎？讨蒋乎？杨虎城只笑不言，别人也摸不着底细，由于蒋军战斗时官兵每人脖子里象西装领带一样围一条红白蓝三色识别带，而唐军规定每人左臂缠一条长方形的红黄白三色识别带，当时我问杨虎城：‘佩戴哪一种识别带？’杨说：‘两种都准备上。到时候再说。’”
李振西跟随杨虎城司令部行动，也在上文中记述了当夜行军之艰难：

“连日的大雪是罕见的，沿途冻死的，掉在雪窖里的到处都会发现，就连杨虎城也连人带马掉入了雪窖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拉上来。部队连爬带滚地终于在1929年12月31日下午先后到达距驻马店30华里的沙河店地区。”

李振西经历了此战枪林弹雨，也真实记述了杨虎城亲临火线指挥作战的情形。驻马店袭击得手后，对抗唐军的反攻时：

“夜间11时攻击开始，杨虎城于1月7日夜10时左右，亲到驻马店东寨前沿指挥。攻击开始后，战斗很激烈，刘兴师几次将第二旅韩寅生团压迫到驻马店东寨墙根，杨虎城的手枪营也参加了战斗，杨虎城还亲到寨墙上指挥，他的随从秘书王菊人紧跟在他的身后，连王菊人的帽子都被子弹打穿了，卫士好几个负伤。由于杨虎城始终没有退却，因而又转危为安。”

1930年3月，杨虎城的新编十四师改变为陆军第十七师，参加蒋阎冯中原大战孤军深入，杨虎城稳定军心，指挥若定，顺势而进，李振西随杨虎城身经数战，亲身感受、领略了其指挥作战、身先士卒的风范。
1933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向北转进，陕南军情危机，杨虎城不得不认真对待，商洛一战损失不小，全线震动，杨虎城全力以赴阻击红军，其时西安城内仅留绥署及几个城门口布岗的卫兵，连轻易不用的警卫第一团也派往前线加入战斗。激战进行中，“杨虎城派其高级参谋李振西乘坐三轮摩托车（当时流行的一种轻便汽车，与现在的二轮卡三轮卡车型及性能不同）往来驰骋于西安及前线之间，传达机宜，搜集情报。”[7]。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为表示对桂系部队合法性的否认，同时对杨虎城亦是奖励，将桂系第七军的番号转给杨虎城，第七军下辖第十七师、第四十二师。中原大战中编入何成浚讨逆第三军团中央军，实有兵力八个旅，1930年7月蒋冯阎开战后，蒋介石发表杨虎城为讨逆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担任平汉铁路以西广大地区的作战任务，杨虎城率部追击冯玉祥西北军进入陕西，于1930年10月29日占领西安，就任潼关行营主任。蒋介石原来承诺杨任陕西省主席，但旋改邵力子担任省主席。十七路军入陕时下辖三个正规师，即七十一师（很快又改为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不久五十八师番号撤销，该部改为陕西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此外绥署和十七路军总部直属还有三个警备旅，特务一、二、三团，骑兵团、特务营、教导营、卫士队等。1931年底经杨虎城争取，孙蔚如率17师进入甘肃平定雷马事变，17路军地盘扩大到甘肃，1932年4月第17师扩编为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师扩编为第七军，十七路军始辖三十八军和第七军两个正规军。
   
杨虎城多疑，即使对很可靠的人也不会没有一点保留，对李振西恐怕也是如此。李振西是宣过誓的黄埔生，杨虎城对其存几分防忌应在情理之中。
杨虎城将军回国遭囚禁后，夫人谢葆真收拾启程前往陪伴，临行前向亲友辞行，和李振西夫人杨玉云有一段交谈，交谈中，谢葆真说：“对振西，虎城是放心的。”杨玉云微微一笑。谢：“不信？”杨玉云说：“也有不信的原因，他总是蒋先生的门生嘛。”谢说：“杨先生多疑，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人。至于振西，用杨先生话说，一是咱西北人，二是贫寒生。自到我身边，事必躬亲，事必领教，从不越雷池一步。”

从事实看，杨虎城对其还是很器重的，也是比较放心的。从有关资料看，李振西到杨部履历，有作战科长、参谋主任，高级随从参谋兼教导营营长，也有资料载还曾兼卫士营营长。 杨虎城部队有重视干部训练的传统，教导部队是该军事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单位，此既是装备相对要好的战时的作战部队、预备队，也是培养军官及骨干力量的单位。十七路军及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建制，直属十七路军总部及绥靖公署，实际上由杨虎城直接指挥，1936年西安事变前，教导营扩充为教导团，升任李振西为教导团团长。教导营、教导团招的都是青年学生，素质相对较好，杨虎城的卫士都来自教导营、教导团。杨虎城把这样一个部队交给李振西，不会没有缘由。“高级参谋”或可被认为是一种用人规格，但杨虎城自己身边的教导营、教导团非同小可，用人不慎、失当，是会要命的，杨虎城绝不会把它交给自己不放心的人。

杨虎城与孙蔚如、孔从周等人之间也并非毫无猜忌，有时或也有很严重的误会。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边境的大巴山区。蒋介石命令四川的刘湘、田颂尧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进攻川西北苏区，并以嫡系胡宗南部监视各军行动。杨虎城授意杜斌丞，委托在三十八军军部任参谋的共产党员武志平，前往川北沟通与红军的联系。红四方面军派代表徐以新到汉中，与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商谈，于1933年夏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段时间双方没有发生冲突。1935年初，张国焘发动陕南战役，在宁羌消灭了十七师杨竹荪团，接着又进攻汉中，协议破裂。战后蒋介石电召孙蔚如去南京，了解与红军作战情况，并查询有无协定之事，孙蔚如一口否认，他对蒋说：如有协定，红军怎么还会进攻汉中？
    当时杨虎城在汉中，本来打算在那里等孙蔚如归来见面后再返回西安，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孙蔚如，心中不免起疑，一是不知孙在南京与蒋说了些什么，二是传闻说韩威西（绥署参谋长）在西安有“不轨行为”，涉及多人，也包括孔从周。于是杨愤然离开汉中，经安康、商县到了蓝田，设立剿共前方指挥部。杨经安康时，老百姓反映刘子潜团纪律不好，说：“你们打红军，红军纪律好，爱护群众，你们部队却拉夫派款。”杨听了很生气，把刘团长打了一顿，召集部队训话。到了蓝田，杨召孔从周责问：“你们在后面干了些什么？韩威西把步训团、教导营和驻西安部队组织起来，不让我回西安，另有企图，你知道不知道？”又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要枪毙人，连你在内。”有人事先给孔从周透露了情况，孔按其准备的说辞解释，说：韩当了参谋长，还是军需处长那一套，遇事克扣。你知道他胆子最小，他敢将这几支部队组织起来搞别的活动吗？再说，步训班申纪智胆子更小；李振西的教导营是否听他的话，不也是值得考虑的吗？孔从周又说：“你先不忙枪毙我，先把问题查清了。如果我真的有错，您枪毙，我死也瞑目。我十七八岁就跟你干革命……”听孔从周这样一说，杨虎城有所宽释，次日叫孔一起去看日出。
   孔从周对杨虎城说的话是为自己辩解，但也有个意思，就是“假如有人图谋不轨，李振西也不会听他的。”
  令杨虎城此次生疑的原因，据孔从周回忆录说，是由于当时在汉中的孙部军需处长、“反动政客”温天伟给孙蔚如发电报，说西安绥署造的枪支，给其他部队发了，就是不发给十七师，经费也不及时拨给，要孙蔚如在西安等着，不给枪支、经费就不要回汉中，孙心中“纳闷”，在西安住了近十天，故没有及时回汉中与杨见面。
  
李振西清楚自己的处境。杨虎城开明治军，与中共有较深关系，杨虎城本人早期即与中共人士宣侠父、南汉宸、魏野畴等人有交往。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冯、蒋郑州会议后，冯倒向蒋，撤换了联军总部政治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押送苏联顾问团回国，下令所部“清党”。此时杨虎城在太和成立了第十军军事政治学校，任命共产党人南汉辰为校长，魏野畴任军总政治处处长，分批分期抽部队连、排、班长受训。南汉辰等共产党员暴露，杨礼送离开。南汉宸曾任其秘书长一段时间。虽然在其东渡日本时，魏野畴曾在所部发动“皖北兵变”，杨虎城与中共关系有些微妙，但中共对其部队的影响不断加大，地下中共党员较多。赵寿山早在1933年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过互不侵犯协定，赵寿山、孔从周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甚至杨虎城本人后来也建立了与延安的秘密联系点，其总部要害岗位多有中共党员，所属部队特别是后来的十七师，中共地下组织自上而下已成体系。
  
李振西是宣过誓的黄埔学生且有校长蒋公嘱托，他可以模糊自己的使命，但不会丢弃尊师重道这个准则，而杨虎城对他的器重和信任，无疑也是知遇之恩，以中国文化传统，应当“士为知己者死”，但是在这个当时普遍亲共的团体中，如何不负杨虎城又不失底线，如何与对立势力善处，是他所面临、也是必须处理好的最大的难题。杨虎城对李振西是否有几分顾忌，未见资料记载，但赵寿山对李振西一贯保持着高度戒备，不时对杨虎城有所提醒，确是有记载可查的。李振西所能做的，是军人应有的忠诚，恪尽职守，谨言慎行。

对杨虎城的为人，李振西可谓目击身受，以致他始终没有离开十七路军。
1934年南京将杨渠统的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开赴河南归刘峙指挥。十七路军内不少人主张杨虎城把杨渠统原带来的较精锐的一个团留下，拨一些素质较差的部队凑足数目，应付过去。杨虎城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子恒参加我们的部队，一贯勤奋服从，并屡立战功，今天是蒋介石要把他调走，其用意不只是削弱我们的力量，还在于挑拨我们与子恒的关系，甚至会利用他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果这么处理，势必使他成为我们的敌人，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结果，杨虎城仍把这个团拨归杨渠统，并把配属四十九旅的一个炮兵营也让杨渠统带去，这使杨渠统没有想到，对杨非常感激和钦佩。

有相当城府的杨虎城，对其共产党员部下，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的知道也装作不知道，李振西学到了这一点，虽然长期握有兵权直至三十八军军长，他没有为难过一个共产党员，还救了不少共产党员的命。
李振西洁身自好，始终保持自己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或许就是回避很多敏感问题的一种刻意，但是他在新政权下的厄运及连其名字都要抹去的遭遇，意味着他始终未能避过那个坎子。
这里不妨引出一个很值得回味的问题：赵寿山等人是杨虎城的亲信，杨虎城对其可谓言听计从；杨虎城并非不清楚赵寿山等人的政治倾向及背景，也知道他们防忌李振西，但杨虎城又为何还要如此重用李振西，其意味深长。

李振西是蒋委员长的学生，但作为杨虎城的部下、十七路军骨干之一，无法逃避西安事变，因经历西安事变，处境就不免微妙。因参加西安事变，蒋先生恐对李振西有所心冷，但抗战英雄李振西必定使他欣慰。李振西没有机会向蒋表白心迹，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善始善终，尽其军人天职。可惜李振西担任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军长时已经到了1948年、1949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蒋不可能忘记李振西，也不可能不关注三十八军、一七七师，这是十七路军的血脉，但也是一支经过改造装备优良的机械化部队——几乎就是中央军，但是他无法预知他退居台湾后李振西及三十八军的表现。事实是李振西始终在蒋、杨及国共摩擦中坚守自己的支点，于夹缝中求生存，坚持到最后，近乎求仁得仁，从而给自己的职业军人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虽然被“莫须有”关押二十四载，但专他政的人最终还是还回最初给他的那一份敬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只剩一个三十八军，辖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两个半警备旅（第一旅旅长王竣，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第三旅旅长王镇华，孔从周部仅剩一个团），教导团（团长李振西），骑兵团（团长孟庆鹏）两个团。1938年6月，一七七师扩编为第九十六军，与第三十八军组成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辖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兼）、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孔从周）；李兴中任九十六军军长，辖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兼）、独立第四十七旅（旅长王镇华）。李振西任军团总部直属教导团团长。1938年底，三十八、九十六军被编入第四集团军，蒋鼎文、孙蔚如先后任总司令。1942年李振西离开教导团，升任第一七七师副师长（师长陈硕儒），1943年升一七七师少将师长。有资料记李振西直接接任赵寿山任第一七七师师长，这是不准确的，赵寿山未曾担任第一七七师师长。

[1]经查黄埔军校有关资料：“国民革命黄埔军官学校”至六期开始分为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地。黄埔地区于1926年8月开学，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原报名时的4400人只留800余人，1929年2月24日毕业者为718人；南京地区开学后收纳武汉分校、长沙分校、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学生共同学习，1929年5月15日毕业，计3634人。关于黄埔六期的毕业时间，此外尚未见到记载。
[2]行宪后当选监察委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病故台北。
[3] 后地方势力反对孙蔚如主甘，甘肃省主席遂由邵力子接任。
[4] 参见《邓宝珊将军》第98页。
[5] 参见《王廷禹细说西安事变》。
[6] 1934年秋被编为新编第五师归属中央军，脱离杨虎城部。
[7] 参阅《王廷禹细说西安事变》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98cf4f0102v49m.html

哈哈，看的人少，回一下  

第十一章  卷入兵变

一、阴阳界上

9日上午，在绥远，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又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8日宣布反正，19日，吕存义部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前一日和9日凌晨，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金宪章率部反正，击毙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及以下日本军官27人，同时突袭并歼灭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大部，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在陕北，被重兵包围的红军已度日十分艰难。寒窑中的中共领导人为等不来苏联的援助倍加焦虑。

后方西安，张学良已经感到没有退路，而杨虎城也有等待，似已杀机四伏。

原计划定于9日晚张、杨在易俗社请中央要员看戏，开戏时间，因张学良下午劝回学生后又去临潼见蒋尚未归来，杨虎城遂一人先陪看戏。期间，绥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发现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前往临潼，产生误解，遂报告杨的秘书王菊人，王菊人立即报告杨虎城，此时张学良恰不在戏园，杨虎城也以为东北军已经行动，匆忙抽身赶回绥署，紧急叫来赵寿山，让其具体部署，以配合东北军行动。杨虎城匆忙安排后回到戏园，未料却看见张学良已经到场，正与陈诚、朱绍良品评戏文，遂心生疑问，又不便问张，于是让几位陕西绅士又点几出戏拖延时间，又抽身赶回绥署，要求宋文梅核实情况，并交代部队行动时要向他报告，以便同张学良适时离开戏园。结果宋文梅找到孙铭九时，孙铭九却在宿舍睡觉，问孙，孙说只是奉命巡路，如碰上学生请愿就劝回，宋文梅大惊，返回报告，此时已当晚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还在戏园。好在下达的命令是“演习”，王菊人不等向杨报告请示通知叫停，要已经出动的部队速于拂晓前返回。杨虎城回到绥署已是凌晨1时，听完汇报，非常生气，斥责宋、王鲁莽，把大事当儿戏，说：“幸今晚未出意外，否则贻误大事，把我杀了事小，后果不堪设想！”

张学良也得知十七路军9日夜间的动作，10日一早接连给十七路军方面打过来两个电话，要求有关负责行动的人过去答询。杨虎城亲自到金家巷公馆当面说明，张学良悬起的心才落到实处。因以前几次深谈，彼此心会。张学良说：“我这边要有行动不会不打招呼。”杨虎城点点头，说要处理王、宋二人。张学良说算了。接着，张学良十分沮丧地向杨虎城说了昨天晚上劝蒋的过程，说他从小就很少哭过，这次为了向蒋委员长陈述联共抗日和剿共的利害时，掉了泪，蒋不理睬，骂他是“两面人”，并说：东北军、十七路军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集中起来开赴陕北剿共，要么集中河南、安徽整训。问他代表学生还是代表他，可以用机关枪打学生云云。他气愤至极……。晚，约7时后，张学良一人驾车来新城，与杨密谈至深夜。

11日，杨虎城上午、下午先后两次去金家巷。

近几天杨虎城嘱咐李振西加强警戒，李振西知道张、杨你来我往多次密议，也知孔从周、宋文梅单独领受任务，气氛有些异常，明显感觉将要发生极不寻常之事，但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11日上午听杨虎城叫他，待走进杨虎城书房时，杨虎城恰好不在房中，李振西习惯性地书案上的茶杯添水的时候，书桌上一张信笺上的字行跳入眼帘：諫  不听，再  仍不听，逼我  強諫！！！谁可用？杨虎城平时思考问题有在纸上随意图划的习惯，笔迹李振西也非常熟悉，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辨认。李振西心里“腾”的一下，不由紧张起来，背出冷汗。不知该走该留时，楊虎城進来了。李振西立正敬了个礼，楊虎城唔了一声，一面点烟，一面问：“你怎么想？”李振西答:“不知道。”杨虎城：“不知道？”李振西说：“主任下令，我执行。”片刻的沉默后，楊虎城说：“你，我信得过。不瞞你。我意决和副总司令‘扣蒋促抗’。只是，人心隔肚皮……”李振西反应还算快，脱口说：“蒋先生对我有恩，楊主任你也对我有恩。我是十七路军的人，只能听你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楊虎城説：“好，我等的就是你這句話。下午你回家安顿一下。即去即回。还有事要你做。”

十七路军这边，较早知晓具体行动的人，应为宋文梅，9日夜晚宋文梅对孙铭久行动的误会，可以推知其当日已经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宋文梅记述：12 月10 日下午3 时, 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 对“扣蒋”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 “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 本拟今夜发动, 因时间太紧迫, 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又说： 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 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撞扣押蒋介石, 并着我回去着手准备, 于明日下午5 时前完成准备工作, 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 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二百五十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 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5 时前在营部集中。根据王菊人记述：11日下午杨虎城从玄凤桥张学良处回来后，即叫来宋文梅，要求其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派定大卡车四辆，随时准备出发”。宋文梅来十七路军毕竟只有半年多时间，联想当时形势，教导团就在跟前，杨虎城既能事先给宋文梅交底，也应该不瞒李振西。

此时绥署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就是许权中。许权中是临潼县  阳镇聂家村人，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炮科毕业，经历很不寻常。其1924年曾在胡景翼第二军营长、团、旅长，1925年加入中共，赴苏联学习。1926年参加国民联军，率陕军第三路支援西安解围，任中山学校总队长、西北军暂编第三旅旅长，1927年夏归属杨虎城部，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复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天津北方局军委时被捕，1932年夏获保释后，又曾在察绥抗日同盟军担任师长。杨虎城近期将许权中召回，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许权中当时就秘密住在绥署电务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

从杨虎城书房出来，李振西脑子里一片茫然。虽然当面杨虎城表明了态度，但内心十分纠结和痛苦，感到十七路军的大限已经到了。本不该如此。无论如何，蒋先生是国家领袖，消除军阀和地方割据、中央军政统一，是国家本义、百姓福祉，也是民族自救的前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两个统帅，从为保存实力、不愿“剿共”到现在竟然要联手“捉蒋”，打着抗日的旗号对抗日领袖下手，道义何在？国之幸耶？灾耶？杨虎城身边那几个智囊，过去惯于给杨出注意当 “两面人”，使其里外难做人，而现在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计后果，出如此昏策！李振西是黄埔学生，又与十七路军结缘，此时的他，无论对于杨虎城或蒋先生，均痛苦于无能为力。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接下来的事无法想象，只有听天由命了！

既已被卷入，李振西也做了最坏的打算。由于杨虎城有交代，11日下午，李振西匆匆回到忠孝巷家中安顿，先见母亲，问安，稍叙起身到后面楼上向夫人杨玉云告别，说：“如有不测，你可速回天津。”又叮嘱其要照顾好老母亲：“但愿还能再见到她老人家一面。”即匆匆离家。李振西绝不能明说有何任务，杨玉云这位出身名门的烈女，已经猜出七八分，李振西前脚出门，其即拿起剪刀，将一头青丝剪成短发。事后她对家人说，李振西当时说话，像交代遗言，还掉了泪。

二、行动前夜

“捉蒋”前夜的西安新城杨虎城官邸，犹如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夜，暗澜汹涌，惊涛酝酿。张、杨二人反复磋商、权衡，直至凌晨付诸行动。

12月11日晚上招呼南京要员晚宴会散席后，张、杨密商，张学良明朗了硬干，杨虎城“顺坡骑驴”，郑重表示拥护，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亦打气：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之后又确定了行动时间：凌晨6时。

张学良回公馆后即召集于学忠、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孙铭久和黎天才、卢广绩、应德田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张在会上当众宣布行动意图。张说，他向蒋的抗日请求一个也不准，反而挨了几顿臭骂，弄得我连话也不能讲。现在他反而要死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把我们调开消灭掉，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和杨主任商定，今天清晨6时开始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王以哲问：“捉了以后咋办？”张学良说：“先捉了再说。”

同时十七路军总部，约9时到张学良一行到达前（约12时前后），杨虎城也召开了一个会议。哪些人参加会，米暂沉记述很笼统。联系《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一书中王菊人、赵寿山、孔从周的记述和李振西《杨虎城将军和西安事变》可知，当晚被召集在新城绥署的十七路军干部有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李兴中（绥署参谋长）、赵寿山（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孔从周（新组建的警备二旅旅长）和教导团（警卫团）团长李振西，此外还有许权中以及等候行动命令的宋文梅。人到齐后，杨虎城宣布：“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第120页）。赵寿山和孔从周记述：他们俩人虽然和杨有过多次深谈，但对12日凌晨扣蒋均没有想到。如孔从周说：“11日晚宴会散场以后，杨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这时已十点多钟。……。捉蒋介石，咋一听吓了一跳，不过在我思想上，早已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事关大局，不敢暴露，没有料到今天晚上就干。”

根据王菊人记述，杨虎城一边在等候张学良到来，一边继续和在座各位下属说话，其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的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

约12时，张学良率领他的高级将领和亲信十余人来到新城，和杨虎城一起指挥行动。“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十二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随后立即组织了一个临时秘书处，指定由洪钫负责，专管各方来往既要文电；又临时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等人起草一个八项主张的通电稿，待“扣蒋”后发出。

张学良到达后，张、杨二人特意把李振西叫到里间。李振西其《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这样记述：

12月12日凌晨1时前后，杨虎城叫我，我见张学良也在哪里，命令我新城立即戒严，任何人没有他的手令不准出入。张也严肃地说：“也包括我在内。”接着叫我到他的侍从副官房里，问：“你那里有黄埔学生没有？”我说“我就是黄埔生。”张说：“我问的是你底下。”我答：“有好几个营长都是黄埔学生。”张问：“靠住靠不住？”李答：“只要我能靠住，他们没有问题。”张解释说：“委员长倒行逆施，我们有许多抗日救国的话要说，因为他被亲日派包围，说不进去。我们要把他留在这里，在没有人包围的情况下，同他谈谈。”

按张、杨商定，两军的基本分工是东北军方面负责捉蒋，西安城内由十七路军负责，这在前两天的就定下来了。但“扣蒋”的行动如何具体安排，此前并未确定。

张、杨最初商定，届时由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前往临潼执行“扣蒋”任务，但后来决定由东北军方面执行。除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记述，这个变动在有关当事人及知情人记述中都有涉及。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记述：12月10日下午3时，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对“扣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着我回去着手准备，于明日下午5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二百五十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5时前在营部集中。11日下午5时，我按原定计划，将事先挑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新城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11时许，见到张学良将军偕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应斌等十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也相继到来。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和紧张起来。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究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王菊人记述：12月11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扣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与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将这种事先告诉王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扣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扣蒋的命令，并叮咛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弄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扣押。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了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扣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见《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 111 页）。

临潼行动计划究竟是何时变动的，有不同说法。宋文梅说计划变动是在11日晚上11时以后，王菊人的说法计划变动是在11日傍晚。李振西《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记述：

我刚布置完任务（笔者注：应根据此前杨虎城的命令），杨虎城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只看见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笔者注：赵寿山）和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笔者注：孔从周）在那里，张学良从里间出来，布置捉蒋部署：“警卫团（笔者注：即教导团）、特务营、独立旅归许权中指挥，到临潼捉蒋，能不打就不打，但不敢让跑了。详细办法我叫参谋长和你们研究。”我们刚回来（笔者注：应为从指挥位置回来），杨虎城又把我叫回说：“开始前，先派兵把电报局控制起来，断绝通讯。”不一时，参谋长李兴中便召集赵寿山、许权中、宋文梅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开秘密会议。研究布置时，我说：“副总司令和杨先生一再叮咛不要让跑了。”许权中和宋文梅说：“我们把部队秘密运到华清池附近后，给他个猛不防，集中火力一下打死就完了。”我和李兴中向张、杨汇报时，把他们捉蒋的主张说后，两人都没有啃声。过了二十分钟，杨虎城叫我和李兴中说：临时改变部署。总部卫队营长孙铭久带卫队营，指挥警卫团的装甲车队到华清池捉蒋。一定要活的，不要死的，谁打死谁负责。刘多荃部在灞桥集中，必要时用汽车直接输送，装甲车队准备随时支援华清池。白凤翔的骑兵第十师，集中临潼、新丰一带。许权中旅立即同独立旅集中在兰田附近，做外围警戒。西安由炮兵团和警卫旅负责，新城及其附近由警卫团负责。拂晓6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显然，关于临潼行动部队的改变，李振西的记述与宋文梅的记述是一致的，即应该在凌晨1时以后。张、杨决定变动的理由，恐非完全怕两军的人在临潼行动时不便协调，或从蒋先生的安全方面考虑更多一些，杨虎城强调“一定要活的，不要死的，谁打死谁负责”，绝不会是泛泛而说。许权中和宋文梅都是中共的人，执行此任务应该更加坚决，许权中是1925年的党员，组织过渭华暴动，宋文梅是1927年的党员，是当时的富平三杰（习仲勋、宋文梅、程建中）之一，曾任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组织学潮，因组织暴露逃出，1933参加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去北平，投奔杨虎城部不到一年。杨虎城恐宋文梅经验不足，拟让许权中担任指挥。

根据王菊人等人记述，12月11日晚9时，孙蔚如、李兴中、赵寿山、孔从周、李振西等人即先后到新城见杨虎城，只说“任务分派已定，孔从周、李振西、宋文梅等分头返回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布置任务”，但前面的过程怎样没有提及。李振西的记述也只是从凌晨1时张、杨叫他布置任务说起，谈到参加李兴中召集的会议和给张、杨汇报情况，前面的过程没有文字涉及。关于前面的过程，后人看有关当事人的记述时，以下情况应当注意：

一是根据赵寿山记述，杨虎城起初并没有打算叫孙蔚如和李兴中，是他建议，杨采纳，才将孙、李二人请来，告知其扣蒋意图、进而参与行动并指挥的。这一情况，一则说明杨虎城对凌晨行动高度保密，二则表明关于“扣蒋”意图，杨虎城此前并未在十七路军高层沟通，意味着其对部属并不完全有底，他最初的想法，显然是让身边几位可靠的中下级骨干（孔从周、李振西、宋文梅率部行动，同时密召许权中协助，拟先干了再说。

二是杨虎城当晚有一个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让有关参加人表态）的环节。这个环节，孔从周在他的记述中其实也提到了，如：这晚（笔者注：11日）的宴会散场以后，杨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这时已十点多钟。……。杨虎城：“我们和东北军有具体的分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样？”“说到这里，杨先生目光炯炯地审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捉蒋介石，咋一听吓了一跳，不过在我思想上，早已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事关大局，不敢暴露，没有料到今天晚上就干。当我看到杨先生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就异常兴奋地答道：‘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他说：‘叫你去捉蒋介石，敢吗？’我说：‘敢！什么时候去？绝不含糊！’“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不久，孙蔚如也到了。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又大致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扣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见《孔从周回忆录》第158、第159页）。

关于在张学良一行到来之前、杨虎城宣布之后征求意见环节，李振西在《杨虎城将军和西安事变》中没有细说，但有口述。

李振西将军在被剥夺自由期间，只是应官方要求提供了一些亲身经历的情况。其余生心冷于世，不愿提及往事，尤其西安事变，是其一生中十分纠结的一段经历，即使有人问也不肯多说。李木易先生幼年曾在杨将军膝上玩耍，早年随父军旅，1975年李振西将军恢复自由后曾侍奉父亲数年，因对一些往事满腹狐疑，时以追问，也记下了以下情况：

1936年12月11日晚，在张学良一行到达新城绥署前，杨虎城这里有一个“五人会议”。杨虎城宣布完扣蒋意图后，并没有马上下达行动命令，而是要求几个人先议一下，有关意见要李振西转达，随后即进入内室等候（应该和王菊人在一起）。杨的用意显然是要每人都表明一下态度。而当时在座者，并不像后来写回忆录时说的那样慷慨陈词、毫不含糊，而不尽明朗、坚决。如孔从周说“尽量和蒋商談，犯上总归下策，楊主任要干我随，但干完怎么收场? 鉴于张、杨已下决心，最后与会者均一致表示愿意跟着走，豁出去“硬干”。李振西进入内室将情况报告杨虎城，杨虎城才走出内室，命令李兴中和赵寿山具体部署，并准备迎侯张学良一行。只是对孔从周的态度，杨虎城感到有些意外。

三、惊天行动

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在西安的部队开始了西安城内的行动，即解除中央系军警特宪武装，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陪蒋同来的南京军政要员。

有关12月12日凌晨十七路军行动，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和《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王菊人、赵寿山、孔从周三均有记述。《杨虎城将军传》：“12月11晚9时，杨虎城先将孔从周交到他的办公室问完话后，接着指示：“一、十七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任务，……。”（第121页）“根据赵寿山的具体部署，由警备第二旅一个团解决中央宪兵二团，一个团解决保安团，一个团解决公安局和公安总队，炮兵团解决交警总队，省政府和机场、火车站由警备第二旅负责解除武装。教导团负责解决蒋系各部队、机构驻西安的零散武装（包括个留守处、办事处以及其他各种小股武装），总部特务营负责保卫西京招待所，扣留所有军政大员。任务分派已定，孔从周、李振西、宋文梅等分头返回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布置任务。”（第123页）。赵寿山和孔从周的记述，还提到炮兵营归孔指挥，炮兵位置在北门城楼上，对西安火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中央军。赵寿山还记述：教导营归他指挥，任务是“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以上记述，米暂沉称教导团、炮兵团，而赵、孔均称教导营、炮兵营。教导团、炮兵团系米暂沉所著《杨虎城将军传》一书称谓，应该言之有据，其记述杨虎城的指示也是“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且“教导团”与“教导营”区分的很清楚，应当可信。教导营是绥署直属部队，其建制人数应超过普通营，杨虎城的卫士队当时也并入教导团。赵、孔记述仍称教导营、炮兵营，或者因循习惯叫法，或系“讲政治”回避李振西而有意不提，只以下级单位说事（很多二、三手文字也比照沿用）。

杨虎城命令赵寿山担任西安城内行动总指挥。关于教导团的任务和行动，李振西本人在《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中未提，也未见另外记述。但从事实看，教导团无疑是当时杨虎城手边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李振西本人不可忽略，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必须解除的中央系武装有：1、北桥梓口宪兵团（团长杨振亚），兵力1000余人；2、省会公安总队（公安局长马志超）下辖四个大队（分驻市内、西关），约2000余人；3、省保安团（保安处处长张坤生），约1000人；4、交警总队（公秉藩率领），约1000人，此外还有分散潜伏的小股特务武装、中央各部队留守处、办事处零散武装等，合计有七、八千人。而在十七路军方面：十七师和四十二师和两个警备旅及特务团均在陕北前线和西安以外，且冯钦哉仍是局外人，杨虎城可用的部队，也只是警备第二旅和绥署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警第备二旅沈玺亭和唐得楹两个团均不可靠，新任旅长孔从周并无把握，可靠的部队也不过3000多人，这3000多人包括警备第二旅的郑培元团和李振西的教导团（包括两个卫士队），另加宋文梅的特务营和炮兵营（营长冯迩革）。

李振西记述，教导团的任务是担任新城绥署警戒（卫士营），其余部队和警备二旅一部、特务营、炮兵营分别行动，利用夜间出其不备解除各处武装并予占领，完成了既定任务；特务营占领西京招待所，扣留所有南京中央军政要员。这些记述与米暂沉及有关记述大致相合。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张、杨给孔从周派定的任务，是带领警备二旅一部前往临潼警戒并封锁路口。警备二旅一部在西安城内的行动由许权中指挥。关于孔率一部在临潼警戒的行动，《孔从周回忆录》也提到了，是往“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警戒并封锁路口”，但时间不同。孔从周记述，这个行动是在西安城内行动结束、蒋在临潼尚未找到之前。而李木易先生讲，根据李振西将军口述，孔从周没有参加西安城内的行动。

行动计划原定12日凌晨6时，西安城内8时结束战斗、10时许恢复秩序。但实际行动或更早（有说4时许）。开始行动时打信号弹，临潼和西安城内同时行动。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的部队先以手枪便衣队接近并解决各处警戒哨岗。由于各处均无防备，官兵多在沉睡，有的惊醒后措手不及，有的被炮弹炸死炸伤，故多处并未遭遇激烈抵抗。在西京招待所住宿的南京军政要员均绥署特务营扣执（陈诚被从地下室搜出），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仓皇逃离时被打伤，死在医院。根据赵寿山记述，7时半许，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一连武装还在顽抗，他限李振西半小时内解决，李振西如限完成任务。12日上午8时以前，各处战斗基本结束，报告击毙数百人，十七路军方面也伤亡60多人。

关于12日凌晨东北军方面的行动，李振西《杨虎城将军和西安事变》记述：

午夜1时左右，宪兵团长蒋孝先由西安赌博完，驰车出中山门，因不听警卫阻止，被打死在车中。拂晓，捉蒋部队秘密开到华清池附近，5时左右，一个士兵突然走火，惊动了华清池，接着通那里两个连的宪兵打起来了。……7时左右才打进五间厅，报告不见蒋。又9时电话报告：“听说天明有一架飞机在公路上一落就起飞了。”杨虎城听了长出一口气，往沙发上一躺，不吭声了，张学良说：“虎城兄，怕啥？跑了就跑了，我们把部队往陇东、渭北一撤，靠近红军，还不是一样干嘛？”接着又来电话报告：“在距五间厅东南一百公尺的石缝里，发现了蒋介石”。

此后情况，李木易先生回忆，李振西曾执行杨虎城一道命令。当时蒋介石虽然被找到并且被背下山，但坚持不来西安，杨虎城指派李振西去临潼协助，并负责护蒋到西安。杨虎城对李振西下的命令是：“委员长在，你的脑袋在”。李振西根据杨虎城的命令火速赶到临潼见蒋。李振西忐忑不安地走到蒋先生面前，执学生礼，蒋先生看到李振西，始知杨虎城及十七路军也参与了行动，怒斥：“李振西，你的心变了，无耻！”李振西解释：“杨主任不会加害于校长。给我下的命令，就是委员长在，我的脑袋在。”随后蒋动身。

有关蒋介石到西安的情况，李振西《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记述：

上午11时左右，蒋介石的汽车在装甲车队的前后押送下，急驰西安，到新城大楼是我和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申明甫把他架上去的。

蒋介石进了新城大楼卧室，躺了一会儿就用西安绥靖公署的用签，写了电告：“南京（还是上海，记不大清）蒋夫人鉴，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与纬国二子，我子即君子，汝善待之。中正。”中午2时前后，我和申明甫在卧室外厅立着，张学良将军来问：“委员长怎样？”我说“躺着呢。”

张学良将军在门外连喊了几声报告后，蒋才说：“进来，现在还喊什么报告？”张一进门，蒋说：”汉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把你当我的儿子待。”张说：“我也没有对不起委座的地方，我把你当老子待。委座放心，我们真不是谋害委座，而是要求联共抗日。”蒋说：“你一再逼着我联共抗日，可日本人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张说：“可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今天共产党也主张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人家合作呢？……”此时张把门推紧，里面的话外面听不清了。约半小时，张离开了。接着杨虎城将军走过来，问我：“副总司令和委员长谈的怎样？”我说：“副总司令吵得利害。”杨虎城只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蒋就叫进去了。蒋说：“虎城，我看你们如何善其后？我原以为东北军部队里受共产党煽动哗变，所以我叫宪兵竭力抵抗。不久杨主任的部队就到了，谁知你和张学良一起。”杨说：“请委座放心，我们绝没有谋害委座之意，因为委座被亲日派包围，我们有许多关于救亡图存的话不能说，所以把委座留在这里，说出我们要说的话……”。此时张学良叫我……，以后的话我再没听到。

蒋介石在新城住的几天，李振西和宋文梅奉命共同负责守卫和服侍。当时蒋先后召邵力子谈话，也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间隙，蒋介石和李振西、宋文梅都曾有过对话。蒋曾对李振西说：“我知道，你还不是我党党员。”李振西回答：“我是您的学生就足够了。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毕业时宣过誓，我会信守誓言。”

关于教导团参与临潼行动及保护蒋的安全，一些参加人、知情人也有侧记，只是碎片，或不尽准确，但可管窥一斑。如原教导营装甲车队少尉队附廖多愉（安徽寿县人，淮南名将廖传枢的侄儿）记述：“李部实为杨虎城私人卫队，在十七路军中举足轻重”（《抗日老人廖多愉》）。又如：曾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连长、教导团二营营附、一七七师团附（曾任西安市政协委员）何永安先生回忆说：三十八军教导团的前身是西安绥暑特务营和教导营（笔者注：特务营并入应在事变以后），在西安事变中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大员和缴械宪兵二团的任务，后来又担任蒋介石的安全守卫（《三秦抗倭篇》：一个抗战老战士的回忆）。

四、疑云断絮

西安事变有关“史实”，并不是根据系统和确凿的档案（也无系统档案可查），而是由若干“搞事人”的各自记述汇编而成，较晚研究西安事变并写出《西安事变新探的》的杨奎松先生对此表示惊讶，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此种局限加上政治需要，长期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除了张、杨及身边个别当事人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外围始终若明若暗。近十多年随着前苏联有关档案解密、中共领导人披露（如《叶剑英元帅传》），迷雾渐被揭开，有关事实大白于天下。但有关人、事细节真相究竟如何，为“正史”的一些记述仍然扑朔迷离，不得其祥。如关于十七路军方面，充“正史”的一些当事人的记述主要写杨虎城如何接受马列主义、提高觉悟和作者自己的影响及作用，而对有的重要的参加人可以一字不提，或一笔带过，或以“等”字省略，即使顺便提到，也欠客观，甚至有关重要人、事的记述彼此之间竟然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明显失之片面、主观，也相互矛盾，难免错讹。以下分别引出。

（一）事变前夜新城绥署秘密会议究竟几人、都是谁，掩掩藏藏，十分含糊，没有确切说法。根据多种记述，当晚即12月11日晚约九时至12时左右在张学良一行到达前，新城杨虎城官邸曾经有一个小范围（行动参加人）的秘密会议是肯定的，但究竟有哪几人，各有说法。按孔从周记述，当晚有赵寿山、孙蔚如和他自己，他先到，副官室只有副官白子俊，没有提到王菊人，但又在孙、赵以外用了“我们”、“等”字眼；按赵寿山记述，当晚有王菊人、孔从周，经他建议、杨同意，又叫来了孙蔚如和李兴中；按米暂沉记述，孔从周先来，孙蔚如和赵寿山后来，次序同孔述。应注意的是：王菊人的记述提到了宋文梅和许权中，孔、赵、米均未提许权中；米暂沉记述杨虎城向孙、赵、孔三人宣布，孔从周记述杨虎城先向孔单独宣布，然后向孙、赵宣布；孔、王、米记述均未提到李兴中，赵寿山记述提到了李兴中，但杨虎城宣布时没有李兴中，杨命令赵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赵寿山才把孔请来，在李兴中办公室共同商议（三人）。

原文照录：

赵寿山：

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

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可以现在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来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3人共同商议。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第123、124页）

孔从周：

（11日）晚宴会散场以后，杨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这时已十点多钟。……。杨虎城：“我们和东北军有具体的分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样？”说到这里，杨先生目光炯炯地审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捉蒋介石，咋一听吓了一跳，不过在我思想上，早已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事关大局，不敢暴露，没有料到今天晚上就干。当我看到杨先生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就异常兴奋地答道：“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他说：“叫你去捉蒋介石，敢吗？”我说：“敢！什么时候去？绝不含糊！”他说：“好!好!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叫你去捉！你的任务是西安城防，担子是很重的。”这时我向他建议说：“孙蔚如、赵寿山已由三原回到西安了，这样大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只管你，谁叫你操我的心？你先到副官室等着，等会儿叫你来！”我便退出客厅，走到副官室。屋里灯亮着，只有白子俊副官在那里。

约莫十一点来钟时，看到赵寿山匆匆忙忙走进门来。见我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因有白副官在场，不便向他明说，我只是向他做了个手势，我把右手掌翻了一下，示意要造蒋介石的反了，他边走边笑，说：“咳，你给我打的什么哑谜呀！”说着就到杨主任的住室去了，赵寿山进去不久，孙蔚如也到了，看样子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似乎是刚从床上叫起来的，他边走边说，现在都半夜三更了，把人叫来干啥？”我笑了笑对孙说：“当然是紧急的事啊！你进去见了主任就知道了。”

接着我便跟孙进去了。等我们坐定，杨先生把刚才对我讲的话，大致又重说了一遍。他特别强调：这次捉蒋介石，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说罢，他转向孙、赵两位：“你们二位是什么意见？”他俩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为了国家民族，咱们干！”又说：“要干就干到底！”赵寿山紧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咱们干！”……

在杨先生那里部署时，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没有来。从杨公馆出来，赵旅长说，咱们去找参谋长，把咱们怎么部署的情况跟他说一下。我就同他一起去李兴中的办公室等候，派人将他接来，将杨主任的指示和行动计划，以及兵力部署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他，以后我们就匆匆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去了。

我们离开新城大楼后，孙蔚如、赵寿山和王菊人等留在杨先生身边，等待张学良将军来共同指挥。

（《孔从周回忆录》第164页）

米暂沉：

十二月十一日晚九时，杨虎城先将孔从周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就问：“这两天怎样”街巷情况清楚了吗？孔说清楚了。同时从衣袋里拿出西安城郊地图……。杨看了之后表示满意。跟着孙蔚如、赵寿山先后来了。杨于是向孙、赵、孔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工负责……”杨接着指示：一、十七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任务，……。

（《杨虎城将军传》第121页）

王菊人：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十二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第114页）

（二）当晚杨虎城跟前来人顺序颠倒。如王菊人的记述，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是在张学良一行到达后才“陆续来了”（约12时）。此与其他参加人的记述不合，也明显与事实不合，这个记述，可能把前面的过程（即杨召集秘密会议环节）省略了，实际上情况可能是杨虎城本部密议后，十七路军的参加人当时都在新城，只是在其他房间等候。

（三）行动时间和谁放信号弹记述不一。行动时间，有的记述凌晨6时，有的记述凌晨5时，有的记述凌晨4时多；关于放信号弹，赵、孔二人记述也不一样，赵寿山说是他请示张、杨后下达的命令，孔从周说是他打电话请示杨虎城后，打出了信号弹，而王菊人完全按孔从周的口径记述。

原文照录：

赵寿山：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125页)

孔从周：当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并决定部队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8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这天凌晨四点，我打电话问杨虎城：“现在几点钟了？杨说：“时间到了，发信号开始行动！”我就放下话筒，命令司令部立即按规定信号，打出红、绿一发信号弹。”

(《孔从周回忆录》第133、168页)

王菊人：到了12日上午6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几点？”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114页)

申纯伯：12月12日凌晨5时，按照预定计划，白凤翔、孙铭九等带了一连亲信卫士乘汽车开到华清池……

(《西安事变纪实》第112页)

（四）教导营被谁指挥说法不一。赵寿山说教导营归他直接指挥，根据孔述，教导营归孔指挥。原文摘录：

赵寿山：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杨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125页)

孔从周：蒋介石在西安的兵力，有以下几部分……，合计7000人.我所指挥的部队，除警备第二旅三个团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8000人。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133页)

(五）有关“正统”记述似写戏文，想让谁出谁出。如赵寿山记述，事变前夜决定由他指挥李振西的“教导营”，约到7点半钟，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是他命令李振西，限其“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赵寿山是参加人，且为指挥者，如果李振西没有不同的说法，赵的记述应给是最权威、最可信的。吊诡的是：即使赵寿山的记述，后人也可以任意更改。如杨翰的《杨虎城大传》，关于这一段，前面照抄赵寿山的记述，而在后面，竟将“我命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一句换成“后来派许权中上去指挥，半小时就消灭了新城北门外的这股敌人。”此种擅改只能说随心所欲，令人瞠目。杨翰先生的《杨虎城大传》照搬赵寿山对李振西的主观评断一字不漏，却将赵寿山自己确认的李振西的战斗行动抹去，换成了许权中，不知能有什么理由，确实匪夷所思！

原文照录：

赵寿山：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命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125页)

杨瀚：到12月12日早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后来派许权中上去指挥，半小时就消灭了新城北门外的这股敌人。

(《杨虎城大传》第204页)

管中窥豹。有关西安事变的“正统”史料是对“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丫鬟”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有关“正统”记述是否可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无疑存在很大的问号。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的真实性历来被人质疑，如有观点认为蒋先生的日记不可信，而却无人怀疑以上所谓“正统”记述之可信度几何。

李振西将军本人的记述（包括口传），可能对以往很多只读过几篇“正统”记述者较为陌生，甚至有的可能还不知李振西也有《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如事变前夜单独命令其控制电报局、李兴中召集会议及五人密议、扣蒋行动计划改变（宋文梅不再往临潼）的时间、杨虎城对李振西“委员长在、你的脑袋在”的命令和孔从周的顾虑及行动任务等，恐很多人闻所未闻。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西安事变时杨虎城身边的不多几人之一以及十七路军行动的执行者之一，李振西同样有口述西安事变的资格，犹如任何人无权剥夺赵寿山、孔从周说话的权利，也同样无权剥夺李振西说话的权利。他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有关事实的一部分（或某些最接近真实的细节，正是李振西提供的“版本”）。

五、何以隐略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虽然涉及李振西文字不多，但应较为客观，至少可以见证说明当时李振西已经是教导团团长，并且事变前夜在新城绥署，参加了杨虎城的秘密宣布及行动部署。

西安事变重要参加人之一的李振西在一些“正统”记述中，似乎成为禁忌，若有若无、影影绰绰。如：1、尽量避免提及李振西，有李振西在场或有其参加的行动，用“我们”或“等”字省略（如米暂沉记述：“任务分派已定，孔从周、李振西、宋文梅等分头返回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布置任务。”而孔从周记述：“我们离开新城大楼后，孙蔚如、赵寿山和王菊人等留在杨先生身边，等待张学良将军来共同指挥”），2、或只提李的下属；3、如不得不提李振西，也一带而过，绝不多写；4、李振西的有关记述不收入官方或“正统”史料汇编，并不予引用；4、甚至杨虎城让李振西做的事，也可以安顿在他人头上等。这一现象，无疑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功臣叙事”

长期以来，张学良、杨虎城被大陆官方誉为“千古功臣”，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下当然也是“功臣”，实际上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均以“功臣”身份说事，如赵寿山记述“教导营”由他直接指挥，派王根僧监视李振西（只是第二天限李振西半小时内拿下新城北门外一个警察局点），孔从周说“教导营”属他指挥，而与自己关系不大的细节和人事很容易被淡化以至隐去。在某些“正统”的“功臣叙事”中，虽然参加了事变，但不享有“功臣”资格者可以忽略或不提，早已离世的可以忽略或不提。如李振西，虽然是杨虎城麾下西安事变的重要参加者，但因内战时属国军阵营，赵寿山亦说其“思想反动、态度暧昧”，当然不能让其分享西安事变及中共建国之功，不属“功臣”之列，故一方面“功臣叙事”有意从简、从略，甚至可以玩“移花接木”，把李振西的行动安排在他人头上；另一方面虽然李振西应官方要求也提供过有关回忆录，但“正统”记述始终拒绝收入。近年来杨虎城之孙杨瀚所编《杨虎城大传》，可谓“功臣叙事”大观，其不知出于何种想法，竟然把李振西换成许权中，把赵寿山的的记述都给推翻了！

还有一些行动，实际上张、杨两方面协同，但按“功臣叙事”，只提十七路军。如事变前察摸西安城内有关军事部署情况，张学良也授意下属调查，有资料载：11月中旬前后，张学良公馆承启处录事赵新华奉命调查驻札在西安城里和市郊所有部队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人员和装备等情况，连各部队的留守处、办事处及仓库的情况都调查了，其结果都详细地记到一个事先制好的簿子上。但调查到中央军时，虽然拿着“剿总”副官处的证明信，仍不好使，张的副官谭海，只好又开了一个特别证明，再派一辆小汽车，坐着车去（有派头），中央军才让调查了。为确保杨虎城部在西安城内的行动万无一失，张学良绝不会对十七路军封锁这些情况，但“功臣叙事”对此只字未提，只是说杨虎城让孔从周做了有关调查。

（二）宿怨难解

有关“正统”记述省略李振西或“移花接木”，恐也与赵寿山以下一段话不无关系：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线和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

炮兵团、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 “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这是赵寿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一文中的文字，被收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等。

根据事实，赵寿山的上述评断主观臆断的成份很大：一是众所皆知军统成立于1938年，而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怀疑李振西是军统特务无从说起。事实上李振西始终是一位无党派人士。赵寿山对李振西的说法也存在同样的荒谬。几十年后李振西之子李木易先生看到赵寿山关于李振西“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的说法，气愤地说：“军统是1938年成立，而西安亊变众人皆知是1936年发生，赵说谎不管时間。他不如说李振西是复兴社(兰衣社)特务，這样就自圆其谎了。 1975年释放李将軍，委为全国政协委员，写无党派人士李振西，并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赵寿山可能不認识字”！无独有偶，米暂沉对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和杨虎城的交通处长黄念堂也曾有缺乏根据的军统特务的指谓。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记述：“军统特务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中都有骨干分子潜伏活动。在西安事变中得到证实，‘西北剿共总’交通处长蒋斌和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蒋斌扣押了事变后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黄念堂则走漏了消息，以致有洛阳派教练飞机“北平”号到临潼营救蒋介石之举。后二人均被枪毙。”蒋、黄后人认为其父蒙冤被害，长期申诉。1988年4月蒋斌之子蒋桢找到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米暂沉：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而蒋斌却早已于1937年2月被害，为何诬指他蒋斌是“军统特务”?据说米暂沉当面赔礼道歉，并称要在《团结报》上公开赔礼道歉，但只到其去世，这个诺言也未兑现。二是李振西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无懈可击，他以黄埔学生参加“犯上”并付出了代价。此点事实铸定，无须赘述。

赵寿山认为李振西非其同道人，事先怀疑也很正常，但在事变过去二三十年后还说那些话，是无法理解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寿山已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李振西被关押，赵或乃出于讲政治和李振西划清界限，但这是说不通的。李振西不是战犯，其投诚后即被中共启用授予军职，和赵已属同一阵营，只是因“反革命嫌疑”获罪，赵寿山可以与“反革命”划清界限，但应按上面口径说“现行”即可，大可无须再提过去的怀疑、继续说毫无根据的旧话，而几十年后还要说那些话， 既无根据，又不合情理，就只能理解为成见了。

赵寿山始终对李振西抱有成见并不奇怪。赵寿山和李振西当年都在杨虎城麾下，且在抗战初期先后奔赴华北战场，后同随孙蔚如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坚守中条山和鏖战中原战场，也都是同时期的抗日名将。但赵倾共，抗战时成秘密党员，1949年以后因参加西安事变被任命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等职，乃属“功得其位”。但赵寿山也是有遗憾的。赵在杨虎城部队为中共搞兵运时间不短，也花了很大气力，内战开始后，他曾要求孙蔚如给蒋进言将其留任三十八军，但蒋不允，孙难说话，孔从周失势，李振西也不成全，结果不得不交出三十八军帅印“净身出户”，后来55旅起义也只是孔从周一人或数人脱身而已，结果蒋委员长终于启用了李振西，杨虎城的三十八军也跟定甘肃人李振西，为已退据台岛的国民政府打到最后阶段。赵寿山是否对李振西耿耿于怀不敢妄断，但其对李振西几十年不变的评断却是白字黑字。或许赵寿山说那段一话的初衷，只是认为回顾往事不必避讳当时的看法——包括一些主观的看法或对同僚的误解——这或许也是一种坦诚。但无论如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赵寿山的评断，客观上对李振西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以致“未盖棺，已论定”，也或为个别动机不纯、揽功炫己者利用，而对已被构陷蒙罪的李振西则无疑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境况愈惨（最终官方没有给个明确说法，或多少与此有关）。

（三）政治需要。西安事变是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史料的出笼无疑都须经过政审，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反面人物”没有话语权，其“真事隐”也是一种常态。李振西不仅内战时属国军阵营，虽然被大陆新政权启用又被打成“反革命”，显属政治上的反面人物，根据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定势，有意将其“积极行为”隐去是很自然的。这一类问题，还可以以唐君尧为例。唐君尧字镜宇，辽宁辽阳人，东北讲武堂第5期毕业，东北军51军105师第二旅旅长，其相貌威猛，身高约1.90米，有“虎将”之称，乃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器重之人。1937年6月，唐君尧调任57军111师331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内战时任辽北保安副司令，1948年11月被俘，1949年回青岛，1951年只身赴香港，1967年8月去世。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曾专门密召唐君尧。按照张学良部署，临潼行动总指挥官是105师师长刘多荃，外线由67军129师师长周福成指挥，内线作战由唐君尧指挥孙铭久及张学良卫队第二营七连，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配合行动。唐君尧因其见蒋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广闻，其向蒋由衷致敬，言辞举止得体，蒋对其影响很深，以至蒋在《西安半月记》里还特意提起。但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正统”史料，在记述华清池行动时只提孙铭久、刘多荃和白凤翔，而对唐君尧一字不提（如申纯伯：《西安事变纪实》，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杨瀚：《杨虎城大传》）。由此可知，有关记述多将李振西隐去或忽略，也是并不奇怪的。

六、终生的纠结

曾经为蒋器重的黄埔生竟然要参与“捉蒋”，可以推想李振西在得知扣蒋意图之时的震惊及纠结心态及其当时处境之尴尬。

杨虎城和张学良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心，但对其下属是否都赞成、都坚决，不能说完全心中有数。如杨虎城拟于12月11晚进行的秘密宣布及部署，起初不仅没有通知不在西安的冯钦哉，也并没有打算通知孙蔚如和李兴中二人，其原定计划可以推定就是赵寿山指挥，由宋文梅、孔从周、李振西牵头分率各部行动，后因赵寿山说把他们找来有好处，于是才叫来了孙、李二人。

对于赵寿山，杨虎城心中有数；没有打算叫孙、李二人，恐也有他的考量。孙、李二人都属杨虎城部下，但大家在一起恐多少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意味。

在当时杨虎城麾下，孙蔚如和李兴中都是资历较老的人。但孙、李二人有所不同。李兴中虽不是杨虎城旧部，只是早年随冯反蒋，历经沉浮，抗日心切，对蒋也夙有成见，故杨虎城问赵寿山“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时，赵说：“时甫比我还激烈。”杨虎城认可赵寿山所说，消除了疑虑，李兴中到来并表态后，杨即让他和赵寿山共同制定行动部署。

孙蔚如是杨的结拜弟兄，也是十七路军的功臣，但其出身书香门第，处世持重，不走极端，杨虎城也予体谅，本不愿使其为难，换言之，杨虎城不通知孙蔚如的考虑，还是怕“孙不同意怎么办”。赵寿山很了解孙蔚如，对杨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结果孙蔚如也被叫来了，孙蔚如当然只能表态同意。杨虎城给他的任务是拟定布防以及西安附近集结计划。

作为黄埔学生，李振西应不该参加这样的行动，但除非叛杨，别无良策。既难以脱身，则不能倒戈。赵寿山对杨虎城说孙蔚如的一段话，也可适用于李振西，即只要杨下了决心，李振西也只能跟上走。杨虎城部下有不少黄埔生和陆军大学来的，不乏“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未必赞成张、杨扣蒋，但不敢公开讲，也不敢轻举妄动，出于对蒋的拥戴，寄希望于高层有人倒戈。12月12日蒋先生由临潼被押到西安新城绥署大楼，当晚，不知谁将一封信要求救蒋脱险的匿名信放到李兴中房中，称：“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你能够运筹帷幄，救委座出险，以建立这一千古不朽的奇功。”李兴中看到此信，当即交给杨虎城。当时李振西若有这样的念头，恐也只是有心无力。

总而言之，1936年12月11日夜晚在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官邸的几个人，态度明朗、坚决的，应属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至于李振西，赵寿山所谓“态度暧昧，思想反动”这个评语，或也不算空穴来风，是否多少窥測到李振西当时的一些内心活动，但如赵寿山确实自始这样认为，恐怕还是过于主观了。

李振西或比赵寿山更明白杨虎城的心态。以赵、孔的说法，杨虎城是完全出于联共抗日才发动西安事变，并且已经达到了“大不了把部队交给中共”这样的觉悟。而恐怕李振西绝不这样认为这是杨虎城的真实想法。

李振西既要忠蒋也不愿背弃十七路军，在硬着头皮跟着杨虎城走的同时，也准备接受蒋的训斥，乃至长期坐“冷板凳”，但必须尽其所能保护蒋的人身安全也是他内心的底线。当时中共人士十分仇蒋，欲杀之而后快，李振西不能不有所担虑。这一点从他的《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中所记述的有关细节中可以感知：

我们刚回来，杨虎城又把我叫回说：“开始前，先派兵把电报局控制起来，断绝通讯。”不一时，参谋长李兴中便召集赵寿山、许权中、宋文梅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开秘密会议。研究布置时，我说：“副总司令和杨先生一再叮咛不要让跑了。”许权中和宋文梅说：”我们把部队秘密运到华清池附近后，给他个猛不防，集中火力一下打死就完了。”我和李兴中向张、杨汇报时，把他们捉蒋的主张说后，两人都没有啃声。过了二十分钟，杨虎城叫我和李兴中说：临时改变部署。总部卫队营长孙铭九带卫队营，指挥警卫团的装甲车队到华清池捉蒋。一定要活的，不要死的，谁打死谁负责。

应当注意许权中和宋文梅都有“给他个猛不防，集中火力一下打死就完了”的想法，而李振西和李兴中汇报时显然特意将许、宋的想法汇报于张、杨，张、杨听后都没有啃声，随后就改变了部署，显然也是听了二李的话，不免担虑，乃出于对蒋的安全考虑而改变了计划。

关于“功臣叙事”：

要论功，其实功最大的人就是蒋委员长自己。事变前，重兵围困下的陕北已临绝境，“扣蒋”改变了这一切。蒋先生一诺千金，停止“剿匪”，红军起死回生，避免了收编，“八路军”、“新四军”借机得以迅猛发展，“星火燎原”，以致在抗战结束后，成了中华民国的“掘墓人”，经过上千万国人死亡的数年惨烈、血腥内战，成就来了中共的“开国大典”。

若对杨虎城部下论功行赏，李振西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功臣。当时位于杨虎城身边的李4振西，若摇来摆去，天平倾斜，送出情报并不是难事。倘李振西泄露天机，恐杨虎城的结局等不到1949年，也不会有赵寿山、孔从周后来的气候。李木易先生很熟悉十七路军人际圈子，虽然早已心冷，每提及一些令人愕然的“史料”，难掩愤怒：“干脆就说西安亊変时大家都有事干，唯李振西一人在东大街闲逛！真如某人所言李振西靠不住，李振西早就为蒋先生着想了，还会有‘双十二’吗?……他（李振西）是黄浦学生，蒋校長的得意高材，又是楊虎城亲信随从高级参谋，若附蒋，一句話、一个动作就可让蒋逃脱事変之危。”；“先父沒有爱国爱民族之心魄和胸襟，不会捨蒋栽培之情、師生之恩，而去支持楊将军捉蒋抗日。李将军对蒋是不君不臣，但对中华民族之大义是伟功。此后他虽然被诽被误或受辱，但从来不辯不争。他心中有两本帐，一是对蒋不忠、一是民族大义。所以，不再去说了。這就是英雄的无奈！”此说恐也是实情。

然而，“功臣叙事”，恐也只是一个被打上特定且狭隘功利烙印的叙事。张、杨究竟是千古功臣或是千古罪人，其性质究竟是否“兵谏”，历来仁智各见，关键在于“站队”。此点不去说它。而有一点不应再忽略不计：胜利者和“功臣式”的叙事都只说捉蒋是为逼“蒋抗日”，却丝毫不在乎因此而无辜丧生的400多条同胞的生命（此数包括西安和临潼两处），这400多条中国人的生命包括蒋先生卫队的官兵、南京中央在西安的军、警（公安）、宪单位的官兵，也包括蒋先生的侄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在西安西京招待所蒙难的民国政要邵元冲，蒋的侍卫全部遇难；而在西安城内，有资料记载尚在睡梦中的文员兵士四百多人被以炮轰毙，十分残忍，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震亚被杨部行动士兵捕获后杀害。而此种滥杀，几乎所有西安事变的“正统”记述均予无视、不提，更无怜悯、抱憾之表达。只有孔从周回忆录仅提到“二百余人”这一个数字。几十年来那些数百无辜生命的涂炭，在很多人眼中无足轻重，不屑一顾！李振西与论功行赏无缘。西安事变七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必为其争功。其实面对那些懵懵懂懂在机枪的扫射或炮轰下丧生的无辜生命，李振西的无“功”可表，乃是“有善可陈”。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ca82e0102vh3o.html

哈哈，看的人少，回一下  

《赞乡贤抗日名将李振西将军两首》
抗战横刀颂虎将，
毛公翘指称英雄。
都言国军不抗日，
鲜血横流娘孑关。
（其二）
赤膊阵中大刀宽，
淆峰山下血骨残。
黄河横尸八百士，
长安城厚九夜寒。
李振西将军：甘肃定西人，国民革命军三十人军中将军长，抗日名将，被誉为华北抗战四虎将之一，毛泽东称其为英雄，曾在娘孑关大战，淆山战役等战役中重搓日军。早年为杨虎城亲信部将，西安事变中做出突出贡献，。
梦岚
2014.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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