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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货郎
在我童年所听到的关于货郎的口头故事中，货郎无疑是一个令人憎恨的角色，由“货郎”这个词语衍生的，是“私奔”、“偷情”等令人觉得危险的词语。
只是，这样给乡村生活带来不安定因素的货郎，应该是存在于老一辈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这个年纪所见到的货郎，早已跟我从小所接受的那个关于货郎的形象大相径庭。
在商品相对短缺、交通并不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城市跟乡村，就像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它们在这一头和那一头构成了一种彼此眺望的状态。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人除了柴米油盐之外，要买点别的商品是要大费一番周折的。如果有哪个在城里回来扯回几尺“大花草”（注：一种绘有花或草的布料），也会引来街坊邻居的一番评头品足。
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货郎这种职业的出现是恰到好处的。他们挑着一担日杂细软，大的有布料、脸盆等物事，小到图钉、绣花针等等，一个货郎的担子，就好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杂货店，虽然算不上应有尽有，但满足一下见识短浅的村人们的好奇心，却也绰绰有余了。
货郎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行销”者，他们几乎是只靠双腿的长途跋涉来完成这种经济交易。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过去，货郎的担子便渐渐地轻了，等到所有的村庄走遍，货郎的这一趟“行销”，就算是完成了一个小循环。
货郎的行头里，有着两种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就是头上戴一顶大得有点夸张的竹编的斗笠，另外就是手执一把拔浪鼓。货郎是不用口叫卖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摆动手上的拔浪鼓（潮汕话称“摇鼓”），听到鼓声的村人们，便知道是货郎来了，这种叫卖方式是有点儒雅而悠闲的，给“货郎”这个职业平添了不少色彩。
印象里，货郎到我们村的时间，一般是在闷热的午后。某个时候，或许你正在夏天午后的蝉声里昏昏欲睡，忽然便有另外一种音响交织进来。那音响是清脆的，不紧不慢的，既让你清晰地听到而又绝不喧宾夺主。“咚、咚、咚……”每一个音符都处在同样的高度，每一个音符之间的时值也绝对一样长。这种音响是有着某种暗示的，你可以感觉到制造这种音响的人好像若有所待而又富含耐性，有着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如果你懒得起床，你可以继续歪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外边的声响便渐渐地热闹起来了。
“摇鼓兄（货郎的俗称），最近又有什么好物件啊？”邻里间的主妇很快就凑到一起了。
“好物件多着呢，你看，这些布啊，针线啊，都是昨天刚进的，全都是上海货.”那个时候,上海是一个神秘的概念,又是一种品牌的保证,好像不管什么商品,只要是来自"上海"的,就是好的.
这个时候的货郎,一定是放下了手里的拔浪鼓,另外一只手,拿着那顶硕大的斗笠,一边扇风一边跟主妇们讨价还价了.或许,有某个细心的大妈会送来一杯开水,交易,便在这种既对立而又不失温情的气氛里展开了.货郎跟主妇们的讨价还价，是一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在一件商品达成交易之前，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不着边际而又目的明确，既有着一种淋漓的攻击又有着一种隐隐的暧昧。
乡村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货郎相对于乡村来说,是流动的.与其说他们在交易商品,不如说他们在交换信息来得确切.平淡的乡村生活,需要一种外来的信息来填充、刺激，所以不难理解，货郎的到来，无疑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最直接途径。在货郎走后这些信息将被村里的人们整理，筛选，加工，一定程度地完善了村人们生活的细节。而货郎，每到一个地方，在卖出自己的商品的同时，也获取了另外一些信息，以便自己在下一站的交易中，具有了谈判的资本。
回忆总是容易被篡改的，我不知道，我对货郎这一职业的叙述，到底多大程度地接近了事物的真相。就像我现在可以回忆一些关于货郎的故事，但无论我怎么样努力，都想不起小时候经常见到的那个货郎的长相。我现在敢于肯定的一点就是，那种拔浪鼓的声音是千真万确的，还有另外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我们总是看到前方而忽略了后面，只有在某个时候，浅尝Ｘ（这个字不会打）止地与某一段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记忆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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