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烧制，是继人工取火的发明后，人类进化和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从而人类首次将火与土、土与水完美的结合起来，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也表明文明的曙光即将拔云见日，从天际缓缓透出。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11000年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先民已经能捏制和烧造陶器（图一、图二），而距今9000年左右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用泥条盘筑和泥片贴筑法制造陶器。

　　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地上的先民们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开始把矿物颜料涂在钵和盆的口沿，形成紫红色的彩线、彩带和符号，于是，陶器烧制过程中原始先民又一创造发明——彩陶诞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和使用彩陶最早的区域之一。

　　渭河第一大支流葫芦河流域的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是我国最早且文化延续时间最长（3000多年）、文化类型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出土我国最早彩陶和彩绘符号陶器的遗址（图三、图四），同时也是出现最早宫殿式建筑、最早混凝土地面、最早地面绘画、最早陶制度量衡器的史前遗址。

　　1923——1924年，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带领助手来到甘青地区考察，并先后在洮河流域的临洮县城南10公里的马家窑、临洮县辛店镇、广河县半山及湟水流域的民和县马厂塬进行了发掘（图五），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彩陶器皿，从此，一个沉寂了数千年的彩陶文化瑰宝来到了世人面前! 这个文化被安特生叫做“甘肃仰韶文化”，它的正式名称“马家窑文化”的提出是20年后的事情了，这次已不再是外国人，而是由一个中国人考察发掘后正式提出的，他的名字叫夏鼎。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河流也孕育了农耕文明和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心区域，分布着中华母亲河——黄河的主要一、二级支流“渭河、洮河、湟水、葫芦河、大夏河、祖厉河。”

　　河流世世代代滋养和哺育了沿岸人民，因此人们习惯将身边的河流称为当地的“母亲河”。例如，渭河是关中人民的母亲河，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湟水是青海的母亲河，葫芦河是秦安人的母亲河，祖厉河是会靖人的母亲河。湟水流域孕育了灿烂的马家窑、齐家  、辛店、卡约文化；渭水流域孕育了绚烂的大地湾、半坡、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齐家文化；洮河流域孕育了一脉相承的马家窑、边家林、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辛店、寺洼文化。

　　经过文物普查和史前遗址专题调查后我们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台地，但分布位置有一定差异，其中马家窑类型无一例外分布在靠近水源的河流较低台地上，大多为面积不大的三角或椭圆的坪子，当地人俗称“铧尖”。而半山、马厂类型遗址分布较马家窑类型要高，距离水源较远，位于河流二、三级台地，大多为山腰缓地或山顶平地，但一定有山涧溪流环绕，并有沟壑与当地主河道相通。

　　史前文化的分布表述，是以河流流域为基本范围，这是因为原始先民的生活中心区域和迁徙路线大体上以河流为走向，有可能顺流而下，也有可能逆流而上，有时可能沿支流分支迁移，在迁徙中会形成新的中心区。往往一个大的遗址区，就是一个史前文化中心区，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文化内涵多是其基本特征。这些中心点经今人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为彩陶而让人们耳熟能详甚至驰名中外。例如仰韶、半坡、大地湾、马家窑、柳湾、宗日、牛门洞等等。

　　史前文化区域原本是不能以行政区划为划分界线的，为了人们对彩陶文化的分布有比较直观的方位和空间感，依据文物普查的资料，我们可以就某一类型的史前文化和彩陶文化的分布给出行政区划内的点和范围。例如，马家窑彩陶的分布有中心区域、边缘区域和终止线。中心区域包括甘肃境内的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天水市、临夏州全境及甘南州、陇南市、武威市的部分市、区、县；青海境内的民和县、乐都县、同德县、贵德县、大通县。根据目前发现和公布的资料，马家窑彩陶的边缘终止线为：东为天水市清水县，西为青海兴海县、共和县东部黄河最上游区域和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南为陇南市文县南部，北为白银市景泰县北部。（参看本文附表《甘肃省马家窑文化遗址统计表》和《考古》1998年第5期“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附表）马家窑彩陶是中国彩陶的奇葩，是原始先民田园定居生活的美好赞歌，是母系氏族社会和谐恬静生活流动的音符，是中国古老传说“女娲抟土造人”和诞生“伏羲人文始祖“的源，是中国商周绚丽多彩青铜文明的根，其高度发展和繁荣先后延续2000年。

　　马家窑彩陶发展脉络清晰，类型系列一脉相承，阶段特征明显，个性突出而不失连贯。

　　石岭下类型彩陶既有庙底沟类型之遗风，又有马家窑类型之特征，砖红色胎质，黑彩描绘出疏朗轻盈的弧边三角纹和圆目振翅的变体鸟纹，预示着繁缛黑亮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即将登场。

　　马家窑类型彩陶胎质呈橙黄色或土黄色，细腻光亮，让人更多地联想到黄土地。黑彩黑而发亮，很少红彩，盆、钵内彩发达，马家窑人居住地距离水源较近，可能是常年生活和游走于河边，马家窑陶匠中的画工将观察到的河水漩涡浪花描摹于陶器上，今天看起来仍然仿佛在翻卷腾挪，涛声依旧，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边家林类型彩陶兼有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之特征，明显自成一体，风格独特，胎质多为土黄色，颈部长、细、直且腹部浑圆的壶是其典型器形，黑彩油光发亮，红彩开始出现，黑红相间的波浪纹趋于平、缓、静，漩涡纹退居腹下趋于疏朗轻柔，葫芦网纹已较多出现，古朴又略显神秘的锯齿纹已频繁亮相，预示着将锯齿纹和葫芦纹推向高潮的半山类型的出现已为时不远。

　　半山类型彩陶胎质呈土黄色，已不如马家窑期坚硬细腻、光亮，但明显比马厂期要细光，红彩增多，甚至和黑彩比例趋于相当。陶器以长颈小口圆腹的双耳壶最具典型，其中双耳配置于最宽腹径处，而且腹径和高度基本一致，丰满而不臃肿，灵巧而不单调，加之有些神秘的锯齿纹和葫芦网纹、宽带纹、菱格纹、圆圈纹等纹饰相配合，集实用、美观和神秘于一身，可谓匠心独具。

　　马厂彩陶胎质呈土黄色，部分施以红色陶衣，胎质略显粗糙，红彩大量出现，比例超过黑彩。马厂彩陶属于马家窑彩陶晚期，是由半山期发展而来，因而有些器形十分相似，甚至难以分辨，但主流器形和纹饰仍然体现出差异，例如，半山浑圆的双耳壶除保持半山的基本特征外，先民设计师又做了一些微调，腹部最宽径明显提升，高度大于最宽径，再配以四大圆圈纹，显得高耸、秀美、和谐，呈现出另一种美感。

　　中国彩陶先后延续5000余年，其中马家窑彩陶经历了中国彩陶最鼎盛时期直至马厂晚期成为绝唱，延续近2000年。马家窑彩陶最为绚丽多彩的就是其五彩缤纷的纹饰，有写实的、也有抽象的、有随意的、也有创意的、有神秘的、也有变幻的，无论是何种形式，但都不出五种内容：①人形纹、②动物纹、③植物纹、④几何纹、⑤特殊纹，如图腾纹、符号纹、日月星辰等。在这些纹饰中，包含了原始哲学、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文字等方面的丰富的人类发展初期的信息，令人在欣赏原始先民的创造杰作并保持敬畏之心的同时，也力突穷尽自己的想象解读先民们的真实初衷。

　　人形纹：可以说，在马家窑彩陶中，完全写实（或叫写真）的彩绘人形纹目前还未见到，写实的雕塑类人像彩陶发现数例，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庙底沟类型人形器口彩陶瓶，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的石岭下类型红陶人面像，青海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裸体女性浮雕人物彩陶壶等。

　　人鱼形或神人形彩陶纹饰也有数例。如，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的石岭下类型鲵人纹彩陶瓶，甘肃榆中县马家坬出土的马家窑类型人面纹彩陶盆，定西马家窑彩陶馆陈列一件神人形纹双耳彩陶瓮，细看似有鱼形的影子。

　　接近写实又兼具写意的人形纹彩陶在甘青两地马家窑遗址中均有出土，目前看到的有6例。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人形舞蹈纹五人一组，共三组十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胯部同向斜出一短道，似为饰物或男阴，画面简洁，线条明快，人物突出，笔法酣畅，展现了我国西北地域马家窑先民欢快的舞蹈场面。1996年青海省考古所在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纹彩陶盆。前件盆内壁绘两组连臂舞蹈纹，一组13人，一组11人，两组舞蹈纹间以斜线和圆点纹相连，人物形象与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人物舞蹈纹相似。后件盆内壁绘四组二人抬物纹，两人相向而立，背微弯，双臂前伸共抬一圆形物。1991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磨嘴子遗址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两组手拉手人物舞蹈纹，每组9人，头、腹部用圆球来表示，肢体、胸部为简单的线条，下肢绘长短一致的三股竖线。1994年甘肃会宁汉岔乡牛门洞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泥质红陶，内外壁的纹饰以单一褐红色绘成，高13、口径33、底径12ｃｍ。内壁绘有三组舞蹈人物纹，每组５人，头均向右，头戴绳圈在头顶右前方略扬起，上下身匀称，腿胯度稍大，着尾较短，手拉手舞之蹈之，各组之间以弧线和柳叶形纹相隔，盆内底部中心绘有直径４ｃｍ的圆点。日本出版的一书籍中披露一件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细泥橙黄陶，通高11.5cm，口径34cm，侈口，宽沿，弧腹，上腹捏塑鸡冠状器耳一对，平底，器表磨光，绘黑彩，外腹绘水波纹，波浪中漂浮着卵点，盆沿绘细密的网纹，盆内壁绘三组舞蹈人物，每组5人，互相手拉手作舞蹈状，头部为圆形，与上孙家寨舞蹈盆人物接近，但头侧无发辫，肩宽腹瘦，胯部突起一短斜线，四肢纤细，末端略加粗，以示手足，与牛门洞舞蹈纹盆人物体形近似，双腿交错，中间一人最为突出，似领舞者，左边二人右腿在前，而右边二人左腿在前，形体健美，洒脱自然，柔情中带着野性。近年来又见到了一些用圆点表示人面纹的资料，目前只能说是人们视觉上或意会中的“人面像”。

　　抽象化或变体化的半山、马厂彩陶上的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似蛙非蛙的“神人纹”、“蛙神纹”、“蛙人纹“数量较多，甚至在马厂期一度成为主流纹饰。从大量绘有此类纹饰的半山、马厂彩陶中仔细辨别的话，会发现有些确实更接近人形，确切的说，更接近“神人”，但多数更接近“蛙”或“变体蛙”。因此我们不宜统称为“神人纹”或“蛙纹”，至少应分为（一）神人纹、（二）蛙神纹、（三）蛙纹，其中神人纹归于人形纹，蛙神纹和蛙纹皆归于动物纹大类的蛙纹小类。

　　动物纹：马家窑彩陶中动物纹饰以写意和变体为主，只有蝌蚪纹和少数蛙纹接近于写实。根据目前出土和公布的资料，主要有鸟纹、鱼纹、蛙纹、鲵纹、蛇纹。其中鸟纹、鱼纹、蛙纹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动物传统装饰图案，至今在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仍然大量存在和使用。

　　鸟纹、鱼纹、蛙纹、鲵纹、蛇纹这些出现于史前彩陶图案中的精灵化身，经过彩陶文明后迅速兴起的青铜文明的继承和演变，集合它们各自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象征——“龙”的多种图案，并成为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主流装饰图案。鸟能上天，鱼、蛙能入海，鲵、蛇能爬行，传说中的龙既能入海，也能上天，还能爬行。在中国传说的十二生肖中，唯独龙在自然界中不存在，是鸟、鱼、蛙、鲵、蛇多种集合体形成的想象中的中华民族图腾。

　　鸟纹最早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半坡文化的鸟纹接近写实。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马家窑类型，鸟纹主要以变体为主。例如，甘肃通渭县温家坪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变体鸟纹瓶，以留白圆圈和黑圆点表示鸟的眼睛，以眼睛外黑圈表示头和身躯，以旋起的弧线表示翅膀，如火焰般振翅欲飞。甘肃天水市杨家坪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对鸟纹彩陶壶，其中腹部绘两组展翅相对的鸟纹，以留白圆圈和黑圆点表示眼睛，以眼睛外黑圈表示鸟头，以联接头部的弧线带状纹表示身躯和鸟尾，以联接身躯的火焰纹表示翅膀，欲腾飞状，两鸟头部似有喙，拱卫着中间的鸟巢。整幅图画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动感十足，是马家窑彩陶中为数不多的含有写实因素的变体鸟纹。

　　半山、马厂彩陶中已不见鸟纹，直至辛店彩陶中又出现了较为写实的鸟纹图案。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以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出现甚至在很长时间段消失。西安半坡文化和秦安大地湾文化鱼纹彩陶量多，纹饰精美。大地湾遗址中出土鱼纹盆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特别是半坡文化中的鱼纹不仅变化多端，而且人鱼合一纹样较多，成为半坡彩陶的主流纹饰，那件绘有带着神秘微笑的人面鱼纹图案彩陶盆，相信给许多人留下很深的记忆。

　　马家窑彩陶中鱼纹主要出现在马家窑类型的彩陶钵和盆内。1966年甘肃兰州市王保保城出土的双鱼网纹彩陶钵，图案装饰于钵内，两条接近写实的鱼肥硕，中间空白处施以网纹，可以看作是渔网，反映了当时的原始人捕鱼丰收的祈愿。甘肃安定区民间收藏有一件出土于该区葛家岔镇马家窑类型遗址的四鱼纹彩陶钵，两条大一点的鱼身旁各依偎一条小鱼，难道是“两情相悦”吗！亦或是，“母女（子）情深”呢！

　　马家窑类型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器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纹饰，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

　　蛙纹是史前彩陶中常见的装饰纹样，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半坡期临潼姜寨遗址中，但在仰韶文化彩陶中，蛙纹并不常出现。

　　甘肃彩陶中蛙纹最早出现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小口壶上，在该壶腹部黑彩绘出蛙的图案，头部涂黑呈椭圆形，以两个小圆形空白表示眼睛，顶部留一小三角形空白表示蛙头顶轮廊，圆形躯体，饰网格纹，前足向前伸，后足向后蹬，状似游动或跳跃，憨态可掬。不过，在半坡文化和之后的庙底沟文化中，蛙纹都以写实风格偶尔出现。半圆形头部，中间竖线隔开，两个黑点表示双目，腹部浑圆，四肢纤细十分可爱。而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中，蛙纹已成为典型性纹样，无论是马家窑类型的具象整体蛙，还是半山类型向抽象化过渡的蛙纹，直至马厂类型完全抽象化的蛙神纹，将这一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动物的形象通过先民丰富的想象和虔诚的痴心并用神秘莫测的手法描绘于陶器上，一度成为标志性图形和主流纹饰，因而人们普遍相信“蛙纹“是马家窑人（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氏族）的图腾！正如同鱼纹是半坡氏族的图腾，鸟纹是庙底沟氏族的图腾一样。

　　植物纹是彩陶上较为普遍的一种纹样，有类似卷瓣花朵的旋花纹，有似单叶为母题用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叶状纹、花瓣纹，植物纹又常与象征果实或者花蕾的圆点连接起来，而这些黑点很有节奏的装饰在流行多变的线条、块面中，展现出优美的韵律和瑰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另外还有完全写实的树纹、禾纹和接近写实的谷穗纹以及葫芦网纹。定西市马家窑彩陶罐陈列一件马家窑类型谷穗纹双耳彩陶罐，肩至下腹通体竖形排列折线相扣的谷穗纹，给人以硕果累累，丰收在望的印象，12组谷穗图形是否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农时节气有关呢？值得人们想象。定西市临洮县出土一件半山类型折线树纹双耳彩陶壶，腹部宽带绘一周折线纹，三角空白处绘一棵树，下方树形明显比上方高大，肩部一周锯齿纹仿佛山峰尖头，宽带折线仿佛山体轮廊，山下至山腰林木繁茂，森林密布，仿佛一幅中国“山水画”。临洮县民间收藏二件马厂类型叶纹双耳彩陶罐，整体呈叶形状，但细看有似卷瓣花朵，尽情绽放，绚丽多彩，有人认为可能象征生殖崇拜，因而这种似花瓣的纹饰，被称为“女阴纹”。

　　葫芦网纹是马家窑文化边家林类型和半山类型常见的纹饰，是一种具有女性生殖崇拜意义的植物纹，因为葫芦有子，且是新生命的孕育  ，其圆圈之状正如孕妇的肚子，于是先民就将葫芦与人们的生殖繁衍联系起来，大量描绘于各式壶或罐形器上，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

　　几何纹是彩陶中最早出现的彩绘纹饰，距今8000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宽带纹三足彩绘钵是我国最早的彩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就陶器彩绘来说，更多的还是几何形图案，即那些千姿百态的圆点曲线、直线、三角纹、方格纹、菱形纹、网格纹、水纹、漩涡纹、锯齿纹等。

　　马家窑彩陶几何形纹饰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常见的依然是点、线、带、圆、旋、三角、网格、水波、垂弧等的巧妙组合，对称均衡，疏密得体，流畅灵动。

　　马家窑彩陶几何形纹饰中，有一种纹饰尤显得神秘，在马家窑彩陶中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主流纹饰，这种纹饰就是锯齿纹。

　　锯齿纹最早见于陕西宝鸡北首岭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船形壶上，该壶高156cm，长24cm，头尾尖尖，杯口，短颈，平肩，两肩上各有半环耳可以系绳索，在船腹处用黑彩绘有网状纹饰，左右网边各绘出锯齿纹，应当与当时先民的渔猎生活有关。该器上的锯齿纹象征“鱼刺“呢还是其他？通渭县碧玉乡李家坪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弧线锯齿网纹彩陶壶，纹饰对称且相互呼应，弧线、锯齿、网格在三个点分别束成一体，是随意而为呢，还是有所象征？马家窑类型中锯齿纹有所增加，但仍显单薄，如通渭县碧玉马家窑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锯齿纹彩陶瓶，从肩到下腹稀疏绘有不同方向的锯齿纹。

　　锯齿纹发展到边家林类型和半山期时，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口沿、颈部、腹部无处不在，葫芦网纹、漩涡纹、圆圈纹无一不与之组合搭配，但到了马厂期突然又成为零星辅助纹饰。

　　一首《阿佤人民唱新歌》让人们知道了西南边陲有一个从原始部落进入新社会的阿佤民族。阿佤人不仅爱唱，而且也喜欢跳，同时还要敲击佤人的重要乐器—-木鼓。木鼓是佤族人民祖辈相传的“神器”，被视为本民族繁衍之源头，即“母体”，给予最高崇拜。每逢年节庆典，佤族人便会在木鼓的敲击下跳《木鼓舞》。令人称奇的是佤人鼓匠在制作木鼓时用红色在鼓身上绘出多圈锯齿纹饰，每当我看到马家窑彩陶上的锯齿纹，眼前就会浮现佤人木鼓上的红色大锯齿纹，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马家窑彩陶如同中国彩陶一样，从发现就谜团重重，随着新发现材料越来越丰富，出土彩陶数量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谜团一个个被解开，但同时新的谜团又接踵而来，让人们又陷入了困惑，因为那是人类文明的初期，那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那是一个已经相距我们至少四千年以上的遥远的年代。安特生当年带着数百箱彩陶和一脸的迷茫离开中国，只给中国学者留下了“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误读，我相信，安特生自己也未必相信自己的猜测。不过，从此以后，掀开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明之源和中国彩陶之源从考古学方法上探究的序幕。

　　彩陶纹饰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它的答案。但种种猜测及多种解读甚至自相矛盾的结果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和不可信，让研究者和收藏者往往陷入迷茫和困顿。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作了一期节目，题目是《神秘的中国彩陶》，通过5个标题6集通俗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彩陶的发现、收藏、研究的基本面貌，这5个标题分别是“发现之旅”、“生死之旅”、“纹饰密码”、“制造之迷”、“陶绘疑踪”。正如它的栏目名称一样，中国彩陶在发现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中国彩陶的谜底，都在为我们找寻华夏文明的源。

　　彩陶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彩陶的用途从它发明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用它，也就是说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器的过程中发明了彩陶，并且自始至终在使用，有时候经修补后的还要重复使用，在许多彩陶上可以看到，裂缝两边钻出小孔，用麻绳或兽皮条捆扎后继续用。显然实用是彩陶的重要用途，但是，我们相信，先民在陶器上绘第一笔彩带那一刻起，彩陶不光是为了用，肯定也是为了美，因为先民们在素陶上无论压印、刻划出多么漂亮的纹饰，不如绘上几笔彩带和图案，原因是彩绘既有强烈的色彩，又能产生变化，还能表情达意，一种好奇的美，一种情感的美，一种创造的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寄托！谈到这里，我们明白彩陶不仅仅是实用和美观，还有更重要的用途，这就是祭拜。

　　彩陶用于祭拜是早已被人们认可的一个老话题，但祭拜的方式和内涵有的趋于一致，成为共识，可有的大相径庭，难以有定论。祭拜最早最普遍的方式无疑是陪葬。兰州市花寨子马家窑类型墓葬235号的成年妇女，随葬品为18件陶器，有7件精美彩陶，一个石纺轮以及448颗骨珠，这种厚葬显示了在一个母系氏族社会里对妇女的尊重和祭拜。青海柳湾马厂类型墓地564号一人陪葬陶器91件，其中彩陶86件，另有石斧、石锛、石凿和绿松石各一件。资料显示这个墓葬的主人为一位男性。显然，5件素陶和3件石器是生活必需品，1件绿松石也算是饰品，可86件彩陶难道全都是生活必需品吗？应该说答案是否定的。在当时的原始条件下，制作精美的彩陶是很不容易的，可以想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是氏族首领还是陶器作坊主？无独有偶，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一座墓随葬上百件玉器的情况。马厂文化之后迅速兴起的齐家文化也因为玉礼器随葬而成为西北史前文化的奇魄，成为中国史前三大玉器文化之一（另二大玉器文化为辽西大凌河、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以余姚为中心的良诸文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唯陶为葬”，齐家文化是“唯玉为葬”。

　　彩陶祭拜功能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这是探究彩陶无法回避而且必谈的内容，这就是“崇拜”。崇拜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崇拜，生殖崇拜。人类初期由于认知能力的受限，对自然界，对人自身的许多现象“未知”或“不可知”，因而产生了各种崇拜，对于这个时期的崇拜，人们统称为“原始崇拜”。实际上，崇拜现象从原始崇拜开始，人类发展史上从未中断过，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只不过内容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例如，在我国贵州苗族中盛行“水鼓舞”，就是在水塘中击鼓舞姿，人们互相往脸上抹泥巴，没有人会不高兴，寨中长老的一句话揭示了原委：“我们是靠泥巴吃饭的，此时此刻我们对泥巴有敬畏感”，实际上是对土地的崇拜。又例如，盛行于贵州德江县等地的傩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先民的狩猎活动和宗教崇拜，“傩”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人有困难神来帮助”。傩戏中的“面具人”近似“巫师”，即鬼神的代言人。再例如，云南怒江两岸的傈僳族盛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传统节日往往和祭祀活动有关，在农历二月初八的“刀杆节”活动中，除表演绝技“上刀山下火海”外，还要围成圆圈跳舞，舞蹈动作中有模仿动物和劳动场面的内容。

　　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主要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图腾“一词是外来语，是英语“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语的音译，是清末学者严复首次译成汉语“图腾”，而且在译文按语中给出的解释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的实体是某种植物、动物、非生物或自然现象，以动物居多。图腾在原始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几乎每一个原始部落（氏族）都可以找到图腾崇拜的踪迹，在马家窑文化中也不例外，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原始宗教（巫术）崇拜、神灵与灵魂崇拜的纹饰及其广泛。但从“图腾崇拜”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衰落。在马家窑彩陶纹饰中，“蛙纹”丰富精美而又富有变化，到后期演化成似人似神似蛙的“蛙神”纹，因而“蛙纹”是马家窑氏族的“图腾”是无容置疑的。同时，马家窑彩陶中还有大量人形图案雕塑和生殖崇拜内容以及人形化的蛙纹，与其说是动物图腾崇拜，倒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

　　《淮南子》是西汉时期的一部名著，其中记载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故事，语言精练，神奇灵怪，富有哲理，对探究华夏民族之源和华夏祖先之根提供了珍贵参考依据，并经代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

　　著名诗人、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在其名著《伏羲考》中主要依据西南诸民族的史料和风俗，考证认为伏羲氏是以葫芦为图腾的民族，如若闻一多先生能看到大地湾文化的人形头彩陶瓶和孕育她的葫芦河，该是多么欣慰！闻一多先生还曾考证，娲与蛙同音异体，蛙图腾就是女娲氏族部落的标志。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也是我们远古祖先的形象代表，在马家窑彩陶中，蛙纹以多种形象出现于各式陶器上，蛙的形象也被奉为生殖崇拜物，大肚多子的蛙纹和大腹多产的女性形象，显然存在某种关联，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生殖崇拜的象征，实则也是认族寻根的祖先崇拜，正如《史记》中说：“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

　　马家窑彩陶纹饰也是龙纹的主要源头之一，中华龙集合了彩陶纹饰中的鸟纹、蛙纹、鱼纹、蛇纹等纹饰，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流行夏商周，至秦汉基本成形，成为华夏民族总的图腾和祖先，因而华夏各民族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be3463300101bznk.html)

[ 本帖最后由 吃耍儿 于 2013-7-22 2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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