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杂文家

    乱发“最美”称号，这毛病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有“最美深山女教师”，有“最美女大学生”，都出自河南。这两天又看到“最美的环卫工”，却是出自成都。

“最美的环卫工”，名叫肖丹，年龄只有12岁，来自一个外来家庭，母亲精神错乱，随姨妈到成都生活，姨妈在成都做环卫工，生病期间，女孩就替姨妈做工。8月份，她扫了一个月;8月后，她每个周末仍然在扫街。




不知这样的一个孩子，何以要背上一个“最美环卫工”的封号。不能不说女孩“的确很勤快”，但分明更加令人不能忽略的是辛酸。或许，这个时代已经只有一个视角，见到任何一个人，都只会以美不美的眼光来打量，所以除了“最美”，再不会有别的说法来叫好。然而12岁女孩扫大街，也要高声叫好吗?

12岁女孩扫大街，于女孩而言，自有可赞美之处，而送上“最美”之称号，更多地透出一股赞赏的味道，然而，这样的事情有何可赏之处呢?一个未成年人，不得不去扫街挣钱，这是无奈之举，足以令人同情，足以令人思索，却成了“最美环卫工”，仿此，所有童工都可以被派发“最美”、“最帅”的称号了。

当然，这个女孩并没有被雇用，她是替代她的姨妈去扫街。这证明了什么呢?这是劳动制度的悲哀。她的姨妈是一个环卫工人，却似乎没有基本的收入保障，她被雇用，却只能扫一天街拿一天钱，这个用工制度不承认她会生病，不承认她生病期间应该得到收入，所以她生病了，就只能让12岁的女孩来做“最美环卫工”。报道没有去检讨这样的劳动制度，而是赞赏一个12岁女孩扫街的“美”，以苦作乐的劲头是够大的。

当然，会有很多来自贫寒家庭的人会说，这有什么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帮大人做些事，哪怕稍稍超出能力一点，很常见的。确实，这可能是常见的，但哪怕常见，也总归是无可奈何的。对于孩子，如果可能，尽量不要让他体味生活的艰辛，而是让他体味生活的快乐，孩子去做大人的事，只要是生活所迫，不得不然，都是无奈之举，不可以赞之赏之、推广而行。

我听说过郑板桥的掌故。一次游玩，郑板桥见桥下有一具年幼的女尸。老师吟道:“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郑板桥问，“你怎能肯定这个少女是十六岁，被风吹落小桥，三魂七魄随波逐浪翻转呢”，于是赋诗:“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这个掌故，据说体现了郑板桥从小就善于思考。生命消失不过是一段“女多娇，落小桥，随浪转，泛波涛”的题材，我实在不知这对师徒见溺死的女子何以会有吟诗作赋的雅兴。

“最美深山女教师”、“最美女大学生”之类，借词造势，顶多也只是称誉过头，再加上一点点艳俗风味。而12岁女孩扫大街被称为“最美环卫工”，除了透出一股艳俗风味，还有比艳俗风味更不可忍受的文人“雅趣”———面对他人的痛苦吟风诵月，而且还没有吟风诵月的才情，只能来一个“最美环卫工”的喝彩。

“最美环卫工”将12岁女孩扫大街从苦难叙事变成幸福叙事。这里面工人的境遇、孩子的境遇、家庭的境遇，都是不幸的，但经过“最美环卫工”的包装，不幸成了励志教育的素材，苦难成了逆境成人的素材，对不幸的追问因此被淡化，这是怎样的传播艺术呢?(作者 刘洪波，系《长江日报》评论员，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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