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回北京母校，遇到以前对我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却不敢首先过去打招呼，因为在我毕业时，老师送我不少书籍，但是后来我把这些书全部烧了并且委婉地告诉了老师。此后我们就没有了来往。但是，当老师很显然认出我并走近时，我还是鞠了一躬，说：“老师好”，老师主动伸手握住我的手，说：“我还以为你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可是你的举止还是和以前一样啊”。我说：“老师您也还和以前一样精神啊”。我又说：“听说这些年学校条件改善了不少，您盼望的国家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时代终于来到了，难怪您这么精神。学生我在外就不敢报您的家门了，我现在还在一线做着苦力呢，连个企业里的任何管理职位都没有弄着”。老师摆摆手说：“我？别提了，现在学校改革教学制度，老师的成绩要由学生打分，和报酬挂钩。你知道的，我这人对学生一直以严格著名，可我这套现在吃不开了，现在收费教育学生就是财神爷啊，所以我被学生评成最差，学校不要我了，这几天正忙着办手续搬出学校呢”。我大吃一惊：“啊？教师由学生决定去留，这哪门子改革啊？那以后老师还怎么敢管学生啊”，老师苦笑着说：“唉，说来这也是我一直热爱的自由啊”。
　　　　

　　“我爱自由”，这是我在学校时期听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位教政治的老师把我变成自由主义者的。我还记得，他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学的政治课本是错的”，然后他开始向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娃娃介绍大跃进怎么饿死多少人，介绍文革时期中国怎么尸横遍野。然后告诉我们，在南方，在我们认为是罪恶渊薮的香港、台湾，其实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做。

       所以，后来假期一回家乡我就向父老请教大跃进时期饿死多少人，但是却被乡亲们斥责“放屁”，又谈到文革，乡亲们说：“文革比现在安定多了，那时村民可不象现在怕干部，要说能说话，还是毛泽东时代我们能说话，你不也经常去凑队上群众会议的热闹么？”。这时，我就更加有老师那种深深的寂寞和孤独感，就越发觉得中国人实在被愚昧太久，开启民智实在任重而道远。所以后来毕业分配时，我毫不犹豫谢绝老师为我在北京联系的一份工作而选择南下，当学校团干部问我为什么这样时，我双手举着老师送我的一堆自由主义书籍说：“我爱自由”。 　　　　

　　可是，不久我就体会到自由的真谛了。例如老师说内地是充斥谎言的社会，可是我来到沿海，连问路都因为没给钱被小贩故意指反，我以后就再也不敢对任何人——尤其老板——说真话了，也再也不会相信老板的什么“你们拼命干，早干完有钱加”之类的胡萝卜了，在吃了那么多年劣质快餐后，我再也不相信什么现在中国人比毛泽东时代吃得好之类的故事，在买了无数双能穿几天的皮鞋后，我终于明白了改革为什么能让商店货架琳琅满目了。

       老师说，在香港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可是我看到的是大批3、40岁满头白发的香港人在深圳每天忙忙碌碌出没（难怪在香港染发生意这么好），听香港人说：“我们香港人是不敢把客人往家里带的，因为没有地方，不过已经比和别人分时段合租床位好了”。后来看到香港的报纸，果然有大量的骂政府的文字，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批判让香港人民住不起的地产商主导政治这种制度的文字呢？更加不要说肯定共产主义的文字。

       而且，香港报纸上除了占一半篇幅以上的色情和赌博、骗钱广告外，即使在所谓的言论部分，怎么全部是一些右派专栏作家的文章，从来没有看到过低层蓝领工人能够发表政治性文字。有趣的是，后来有机会看到中国文革时期的报纸，居然新闻以外的大部分原创文章是出于工人农民之手。再说，我去香港母公司工作期间，看到公司的香港员工在老板面前就象电影里的日本、韩国人那样奴气十足，居然比我们大陆员工还战战兢兢。 　　　　

　　这时，我就忍不住想起老师的话：“195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做了温水里的青蛙”。我由衷地庆幸我当年主动来南方的决定，我知道，从我来到南方起，我没有成为青蛙。 　　　　

　　来南方不算很久时，一次，老板要我们做一个项目，事先信誓旦旦地说：“你们谁也别想偷懒，谁干得多我是看得见的”。我拼命做，整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还暗暗奇怪老板为什么不加钱，结果到最后，反而是我拿得最少，我问要好的同事，他戳我的脑壳说：“你傻呀，要说干得多，生产线上的民工干得最多了，他们拿多少钱？别人都想着怎么和老板搞好关系，表现忠诚，就偏你逞能对老板不闻不问，老板就怕世界上找不到干活的你吗？”。我象被泼了一盆冷水，当晚，我就把老师送我的书籍全烧了。
　　　　
　　以前，我和老师都密切通信，讨论自由主义，老师不止一次提示我思想向专制堕落了。这次，当我委婉地把烧书告诉老师时，老师很快回信，表示理解我的做法，但是他依然告诉我，他最怀念80年代的中国，那时改革是得到几乎所有人拥护的，除了极少数极左分子.并向我列举了改革初期怎么让中国人民吃饱，城市改革让大家怎么摆脱计划经济几十年不加工资的困境这些例子。
　　　　
　　可是后来偶然读到统计数据，原来改革前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比改革后快得多，在1969年粮食产量创造记录的基础上，1970-1979年全国粮食增产60%，速度比1980-1984年的所谓“奇迹年代”还快，只不过因为备战备荒，这些粮食在80年代初被清出，成为农村改革让人民吃饱的成就。后来，我又注意到，在1993-2003年的10年间，在物价上涨1倍的情况下，珠三角民工根本没有涨过工资，对比之下，计划经济时期物价与工资一起冻结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分，毕竟当时国家只能从内部积累，何况当时城乡福利在不断增加呢？
　　　　
　　是的，1980年代初，大家都加了工资，但是这是以国家大赤字，外汇储备花光，导致后来人民币贬值600%、中国GDP从1976年世界第六，到1994年变成世界第11（在苏联解体的情况下现在还是第七）为代价的。更加重要的是，从大家加工资起，大家都仿佛明白“吃人嘴软”的道理，从此，在知识分子精英的一套套改革大计——沿海优惠、企业承包、股份制、下岗、医疗收费、教育收费到最后大家都破产——面前，只要知识分子一说：“改革让你们得到的好处你们忘了？”，大家都哑巴了。大家都知道“文革”怎么整了一个国家主席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可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有哪项是经过人民讨论过的？民主与法制在哪里呢？ 　　　

　　所以每次听到知识分子居高临下要求我们愚民应该集体反思1950年代，反思革命时，我就好笑，好在我不止听到一个人说，现在最应该反思的，其实是80年代。 　　　　

　　有趣的是，当大中学的老师们几十年为改革呐喊后，现在改革改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听说，已经有大学教师因为学生评议落聘而自杀。事实上，当听熟悉大学的人指出现在大学里的非正常死亡率一点不比文革时期低时，我就想起一句唐诗：“这回休得怨杨妃”。
　　　　
　　当我和老师问寒问暖，最后道别时，我忍不住问老师：“您现在更加怀念80年代吧？”，老师怔了一下，哈哈一笑，摆摆手说：“小鬼，就你还记得，1980年代啊，我们大家都做了温水里的青蛙'。（作者：赤橙黄绿青蓝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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