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  情 民国十八年年馑始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震、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人就像黄了的麦子被“刷啦啦”放倒；，大地上就躺满了“挣命”的乡亲。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死总计1300多万人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

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仅仅兰州的灾民就达11万。有6万人口的定西县，灾难过后只剩下了3000人。39.88万人口的兰州灾难过后31.88万，有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全省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

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冯玉祥系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呢。致使本来早就该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直到1929年3月1日，刘郁芬才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云：“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废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活壤，终成石田，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不同归于尽!”

5月5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薛笃弼（薛曾任过甘肃省省长一职）视察完陕甘后，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说，甘肃有灾民240余万。并且说，灾民们把各地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灾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民国十八年全省有近240万灾民死亡（1932年的统计为约3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报告中灾民数量，实际上接近后来死亡的灾民数

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1929年6月26日《申报》报道，甘肃“全省78县至少有四成田地，未能下种子”，“遭旱荒者至40余县”，灾民“食油渣、豆渣、苜蓿、棉籽、秕糠、杏叶、地衣、槐豆、草根、树皮、牛筋等物，尤有以雁粪作食者。至瘠弱而死者，不可胜计。”

《中国救荒史》记载甘肃灾情说：“人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在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趴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1930年后，灾难才走向低潮。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近300年间，甘肃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在军阀混战下，腐败政府管理下，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拨给甘肃“十八年赈灾公债”119万元，令灾区"以公代赈”。但其中一部分被甘肃有关要员领出后，存人上海银行，用存款利息为自己修建花园。

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以上口。

背   景

1.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歉收。民国十八年年初的干旱加上年末的暴雪，导致民国十八年颗粒无收。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季，飞蝗蔽日，把田地里的禾苗全部吃光。民国二十年(1931年)，霍乱把幸存者也传染至死。陕西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在蒋冯大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灾情给予了关注，发行公债，并对赈粮运输的税费进行减免。

2.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均较为严重。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恰好在为中原大战筹措粮饷，陕甘地区的贫困农民税赋随之加重。甘肃在1928年六月已有回教徒要求减税不成引发的骚动，影响兰州附近地区，到十月已有报纸报道当地“歉收”与“无法避免的饥荒”。

3.西北地区的军阀混战导致水利建设遭到破坏。时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抗战时期巡视西北时提到，“常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相传死亡者达百万人。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冯玉祥为了阻断交通，也在1929年破坏了平汉铁路、陇海铁路。

4.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队编遗会议，在“裁兵建设”的旗帜下，削弱冯、阎、桂等派异已力量。3月，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排斥反对党，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由此白热化，首先爆发了争取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十月桂军失败。5月，豫鄂地区蒋冯战争。8月，冯玉祥任孙连仲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10月7日，正式任命孙连仲为甘肃主席，冯自任国民军总司令，未到职前，由宋哲元代总司令，孙良臣任副总司令。11月初，冯玉祥败陕西。12月，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张发奎进攻广东失败。

5.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则改变态度，认为“救陕灾即等于济冯军”。江南富庶之地也畏于形势不敢发起赈济活动。

6.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毛泽东写出了《西江月 井冈山》。12月11日——翌年2月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先后在广西百色、龙州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制度和方法，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29年毛泽东写出了《清平乐 蒋桂战争》《采桑子 重阳》刘志丹高岗曾来甘肃华池南梁一带秘密活动，传播共产主义。

1930年１月5日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

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写出了《如梦令 元旦》。2月《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３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五千余人。同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6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毛泽东写了《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9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统治。１２月上旬　国民党军队近十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则改变态度，认为“救陕灾即等于济冯军”。江南富庶之地也畏于形势不敢发起赈济活动。

6.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毛泽东写出了《西江月 井冈山》。12月11日——翌年2月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先后在广西百色、龙州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制度和方法，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29年毛泽东写出了《清平乐 蒋桂战争》《采桑子 重阳》刘志丹高岗曾来甘肃华池南梁一带秘密活动，传播共产主义。

1930年１月5日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

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写出了《如梦令 元旦》。2月《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３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五千余人。同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6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毛泽东写了《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9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统治。１２月上旬　国民党军队近十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文/李万龙)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368a860101b7sr.html

民国17年1月：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
   
    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纷至沓来。各县土匪蜂起，残害人民。这些“土匪”，一部分是破产农民因饥饿而聚众抢富户的粮食，而被当局称之为“土匪”，其他大部分是一些地方军队，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就胡作非为，欺压百姓。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O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宝鸡：自党拐子（党海楼）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说：中国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百衲衣一般的绿色耕地，以及由简陋的茅屋、蛛网般的水渠和台阶般的梯田聚在一起的村落，这就是多少代人们弯腰驼背累死累活辛苦劳作的见证。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聚集在狭小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有人的所有智慧和忍耐力。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生产口粮，而不像欧美一样用来放牧。相对而言，生产粮食比放牧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单位土地的能量产出也更高。同样的土地，水稻产量是小麦的2倍以上，而水稻的劳动投入也更高。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本是最紧缺的，而人和劳动的价值很低。人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土地尽可能生产出最大的粮食。相对洪涝严重的南方来说，华北地区则更是“看天吃饭”，华北自古“十年九旱”，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世代代接受旱灾和饥荒的诅咒。

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啊，长见识了，呵呵  

楼主，支持！  

哈哈,顶你了哦.  

你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