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春，在甘肃南部暴发了一直场声势浩大的抗暴反蒋反剥削压榨的农民暴动，史称“甘南民变”或“甘南起义”。

“甘肃民变”，是抗战中期国民党一直没有对外宣传的一件大事。1942年以来，陇南大旱，饥荒遍野，生灵涂炭，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开仓赈济，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生不堪疾若。结果，甘南地区的饥民在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的领导下，于1943年初秘密起事，誓师起义，成立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等口号，得到这一地区汉、回、藏群众的拥护，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人，活动区域达甘肃南部的渭源、定西、广河、漳县、康乐、卓尼、武都、宕昌等二十多个县，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5月上旬，农民起义军切断了西兰公路，兰州惊骇，重庆震动。对这次甘南农民起事，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内部比较谨慎，没有象以往那样诬称“匪情”，而是称之为“民变”。

一、红军播下了火种

这次农民暴动最初是由临洮县衙下集一个贫苦农民王仲甲和他的朋友肖焕章（甘肃靖远人）串联了一部分贫苦农民而发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马继祖、肋巴佛、毛克让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这个口号说出了当时陇右各族农民的心里话。

这次甘南各族农民的联合暴动，虽然是自发性的行动，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但是它与1935年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甘南地区时播下的火种是分不开的。

1935年红一方面军经过了甘肃的岷县、通渭等地。毛泽东同志在通渭榜罗镇主持召开过连以上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936年，又有朱德、贺龙、徐向前等领导下的红二、四方面军经过了岷县、临潭、陇西、渭源等地，住了一段时间，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当地农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还有不少农民子弟参加了红军。当时有一个临夏县人叫李和义，他曾在旧军队中作过事，当红二、四方面军到达岷县时，李和义曾率领数百个农民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王仲甲。后来，红二、四方面军向陕北转移时，李和义带领的那数百个农民脱离了红军，没有去陕北，仍留在当地打游击，终于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被国民党军队所打散，于是王仲甲就回到了临洮衙下集老家，仍当农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这时王仲甲到兰州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他和王子元接上了关系。当时王子元的工作由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派来的窦志安同志领导。王子元根据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在兰州组织了一个“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广泛联络赞成抗日的在乡军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李和义、王仲甲、肖焕章等同时来到兰州，参加了“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王仲甲和肖焕章是在这个组织里认识的。但是，不久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迫撤消，朱绍良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下令解散了“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并通缉王子元同志。于是王子元被迫离开兰州，回到通渭白杨林村，在家务农。大约在1940年左右，王仲甲和肖焕章回到临洮衙下集，在贫苦农民中进行串联活动，开始了“甘南民变”的准备工作。他们大约串联了一百多人，都发下了誓言，要选择一个适当时机举行暴动。

二、马福善、王仲甲起义

民国三十二年正月（1943年元月），康乐县回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临洮县陈国栋、吕百元以及东乡族马木哥在临洮县所属的洮河西岸的边家湾首先发动起义，打起“西北各族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马福善（1883——1955年），又名马成义，回族，康乐县虎关乡三十里铺村人，家境贫寒。马继祖，是马福善的长子，生于1913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国民党政府点名征马继祖当兵，激起他们父子的义愤，遂到宁定县（广河县）所属的八羊沟（今水泉乡）一带秘密串联，欲举义旗。1942年5月，经临洮县边家湾吕伯元、白眉毛介绍，马福善父子和马艾的、马义良等二十余人到临洮县苟家滩会见了王仲甲、肖焕章，商议共举义旗。回边家湾后，又与在马衔山酝酿起义的毛克让、潘彩等取得了联系。同年六月，王仲甲、肖焕章、苟登弟、毛克让、潘彩和马福善、马继祖等在临洮县米家嘴村密会，决定成立“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刻制大印，制作臂章，王仲甲部为“章”字，马福善部为“忠”字，毛克让部为“克”字；提出的口号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划定各部活动区域，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在康乐、宁定、边家湾一带活动，并与东乡的马木哥（外号“眼窝司令”）等取得联系；毛克让在马衔山一带活动；王仲甲、肖焕章在临洮衙下集一带活动，并与卓尼县水磨川寺院活佛怀来仓肋巴佛联系；还确定陈国栋为临洮城、吕伯元为边家湾、潘彩为马衔山联络员，互通情报。

会后，马福善父子返回康乐，继续串联，并派人与马木哥取得了联系，马木哥在那勒寺一带东乡族农民中串联了一些人，成为马福善得力的助手。经过四个多月的串联，到十月间，马福善已组织了五百人马，四十支枪。

马木哥（——1943年），东乡族，外号“眼窝司令”，东乡县凤山乡查拉松人。少时在家务农，家境十分贫寒，曾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逃回。马福善组织甘南起义时，他在东乡那勒寺一带串联发动了一部分东乡族人民，跟随马福善反抗国民党政府。

这时候，王仲甲部已有七百人马，九十支枪；毛克让部有一千余人马，八十支枪。这年7月和11月，马福善又两次与王仲甲、毛克让等在苟家滩秘密商议起义之事，他们计划在民国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1943年2月19日）起义。

1943年1月16日晚，马福善在边家湾接到临洮红帮负责人马殿选报告的情报，派马木哥率领十多个人在临洮尧甸夺取了国民党军队送往兰州的四十匹军马和八支枪。17日，又在临洮东峪沟二十里铺俘虏了国民军从渭源接到的两个新兵班，缴获了二十四支枪。

1月18日，马福善获悉临洮县的保安团欲来边家湾“清剿”，即与马继祖等商量决定提前起义，任命马继祖为司令，陈国栋为副司令，马艾的为团长，率领人马抵抗保安团。当晚，他们在临洮县政府门口、街道铺面、洮河桥头等处张贴布告标语，并于1月20日拂晓，由陈国栋率四十余人，去协助毛克让部铲除樊家岭大恶霸申世录。当天临洮县保安队到边家湾，马继祖和马木哥等率队向排子坪撤退。保安队紧追不舍，被马继祖击毙两人，阵容大乱，附近回、汉群众手持榔头铁锨呐喊助威，起义军击溃了保安四队的六十余人，俘虏中队长、分队长各一人，击毙七人，缴获战马五十匹，步枪十支，手枪一支，首战告捷，打响了“甘南起义”的第一枪。正式拉开了“甘南起义”的帷幕。

这时，王仲甲、肖焕章也在临洮县衙下集宣布起义，并率领六十余人连夜驰援马福善，两路起义军会师于临洮西坪。

元月25日，马福善父子与肖焕章两路起义军会师，并在临洮衙下集土坝王家村消灭了恶霸地主王结人，缴获步枪八支，手枪一支，但战斗中陈国栋牺牲。然后，他们在这里开仓济贫，放粮二十余石，发动群众，扩大起义军队伍。

元月28日，国民党派兵清剿，保五团带保安队两个中队配合第十二师步兵一营从临洮出发，保安团一个大队从会川出发，前往衙下集一带形成包围圈。起义军在临洮县三甲的格子坪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起义军击溃击国民党政府保安队一个团和十二师的四个连，战斗中附近汉、回农民手持刀矛、镢头、锄头、棍棒等原始武器前来助战，并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使起义队伍不断扩大。这次战斗击毙国民党军队机枪射手、副射手及士兵数十人，俘虏百余人，夺得轻机枪一挺，步枪一百三十余支，取得了胜利。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等遂率领起义队伍撤到苟家滩整编。

二月中旬，卓尼县一带的藏族农牧民在肋巴佛和年丹增的领导下，在冶力关起义，攻占了临潭县城，杀死县长徐文英、国民党县部书记赵廷栋等五名官员。

二月下旬，临洮北乡的毛克让在马衔山（临洮县峡口的崖头）举行起义，于当天晚上，由牟殿安带领十多人冲进叶家坪机场，杀死敌连长一人，夺得手枪、步枪和机枪若干。第二天，又去马场，截获军马一百多匹。然后他们去衙下集，与马福善、王仲甲会合。

与此同时，王德一在武都起义；刘华一在临洮尧店起义；杨华如在洮沙县起义；黄作宾、王作宾、水振东在榆中起义；毛得功在渭源起义；吕伯元、刘华一在临洮起义；杨友柏在陇西起义；吴建威在康乐起义；夏尚忠在渭源起义；安华雄在皋兰起义，整个甘肃南部地区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

三、肋巴佛起义

肋巴佛（1916——1947年），又名怀来仓·金巴坚木措，松鸣岩寺第十八世活佛。传说第一世肋巴佛生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家庭是和政县一家姓陈的藏民，他出生时母亲难产，医生割开母亲的肋巴取出婴儿，但母亲因难产死了。婴儿长大后到卓尼水磨川寺出了家，后来成了活佛，因他是割开母亲肋巴取出的，故名“肋巴佛”，又因他的俗家姓陈，素叫他陈肋巴。肋巴佛从明朝洪武二年到这一代，已传了十八世。

第十八世肋巴佛，乳名康三哥，藏族。他祖上原是夏河县藏民，农奴，父亲叫洛藏。洛藏在幼年时随父亲逃离夏河，旅居青海红花寺，1916年在红花寺时生下了肋巴佛。1922年他们一家流落到河州西乡癿藏居住，他的父亲被一恶霸地主害死，两个姐姐被抢走，他同母亲、哥哥面临绝境。这个时候他被认为和政松鸣岩寺第十八世肋巴佛的转世灵童，被接到松鸣岩寺坐床。后肋巴佛在去卓尼县水磨川寺学经期间，他的长兄康殿祥因掩护红军遭马步芳部队枪杀，这件事激起肋巴佛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决心。

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县藏族群众中组织“草登草哇”（七部落济民性质的民间组织），串联了藏族年丹增（人称“辣椒营长”）、杨麻周（卓尼北山土司），汉族人汪鼎臣、黄殿明、任效舟等人，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3年2月23日，肋巴佛在听到马福善、马继祖在宁定县排子坪（与边家湾相连）起义的消息后，就率领卓尼藏族、汉族僧俗农民群众三千余人，在临潭县冶力关举旗誓师，自任司令，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3月1日夜，攻克临潭县城，击毙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徐文英和县党部书记长赵廷栋等，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沿途参加起义的群众达万余人。后来，王仲甲带人亲自到临潭接肋巴佛的队伍到武都，与马福善等率领的起义军会合。

四、甘南起义的发展

马福善和肖焕章撤兵到苟家滩以后，将起义队伍整编为汉、回两个团、一个骑兵排。马继祖为司令，肖焕章任汉民团团长，马艾吉任回民团团长，并决定到岷县一带打游击

元月29日，起义军经峡城、包含口、中寨集到梅川镇，又继续南撤，至木寨岭老爷店时，与尾随的国民党第十二师一个营发生激战，并打败了敌军，缴获步枪二十余支。马福善、马继祖又迂回到临洮高庙山一带，被敌十二师一个团和保安第四团包围。突围时，打死打伤敌军二百余人，起义军伤亡八十余人，马艾吉团长阵亡。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突围后率部撤到边家湾。

2月9日，国民党第十二师一个团和朱守天的一部，从洮河西岸的卧龙寺向边家湾发起进攻。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率起义军撤到康乐与宁定县交界处的红山。康乐县县长赵文清派马艾吉的父亲（外号叫“牡丹”）上山招降。驻宁定县的第八十二军也派人前来劝降。起义军决定，暂时分散活动，于正月十五日（2月19日）到临洮漫洼会合。这样，马福善、马继祖回宁定县八羊沟，马木哥回东乡，肖焕章回临洮衙下集找王仲甲。数天后，马福善、马继祖又回到边家湾。

2月27日，马福善根据情报，率领人马夜渡洮河，在临洮新添铺皇后沟突袭国民党军队向兰州输送的新兵四百余人，经过战斗，有二百多新兵参加了起义军，并夺得车辆和运送的枪支一千多支及许多弹药，武装了起义队伍。马福善部又在临洮新添铺击溃了敌保安中队，然后向漫洼移动。

王仲甲在衙下集一带串联组织了八百多人，编为三个团。肖焕章、蒲万祥、何建吉分别担任团长，王仲甲任司令，赵友安任副司令。2月22日，王仲甲部在蒲家山与国民党三十四团接触受挫，王仲甲头部受伤，退入原树坪。

4月16日，马木哥由东乡率领部众赴康乐，并在上湾和尚沟与保安队发生战斗，打败了保安队，击伤了保安队队长马世五。

5月20日，康乐保安队在朱家山与马木哥率领的起义军对阵。起义军一举击溃保安队，并击毙保安队长朱兰亭、分队长高登云、辛兆吉，打死保安队四十二名。

王仲甲、毛克让、马继祖率领起义军在临洮县漫洼会师后，各路首领公推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司令，马木哥被任命为旅长。当时总兵力约二千多人。

他们决定向榆中新营镇一带进发。在行进中，又在狼儿山遭到国民党第十二师的四个团的围剿。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击退了敌军，打死打伤敌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多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轻机枪两挺。

3月13日，王仲甲率部去康乐景古城一带串联、发动和扩充人马，数天内队伍发展到五千余人。马福善、马继祖在康乐马家集、草滩、普巴一带活动，将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马木哥在康乐县南部草滩、朱家山一带活动，队伍发展到一千七百余人。

3月16日，王仲甲和马福善父子率部经棕丹沟在胡麻岭歼灭敌人一个排后开往会川。又攻官堡未克，掉头去渭源救祁三（岷县大草滩人，洮岷一带红帮头子，支持起义军，时被天水专员胡守谦逮捕，关押在渭源）。途经牦牛沟时与国民党一个骑兵连遭遇，经过战斗，击败了国民党军，逼其退入渭源城。这时，杨华如、吕伯元闻讯率三千余人赶来驰援。起义军联合攻城五天未克。

3月24日，王仲甲、马福善部撤到陇西县首阳镇和汪家衙一带，与武山、陇西、渭源等地起义的毛得功、郭华如、杨友柏、韩大胡子、张子英等部会合。几路起义军会合后，将部队整编为两个旅。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马继祖为回民司令，王星垣为参谋长，肖焕章为第一旅旅长，辖姚登甲、蒋子俊、康马代、毛得功、夏尚忠等团；梁某某为第二旅旅长，辖吴建威、毛克让团。决定全军南下活动。

王仲甲部前往定西沙坡和榆中中部一带活动，在水家坡遭国民党军周体仁部的包围，战斗中起义军失利。

马继祖部在沙坡得到回族闵福文两千余人马的补充，壮大了队伍。4月5日，在定西内官营与国民党十二师三十六团一个营遭遇，经过战斗，将敌军赶进了内官营，缴获枪支十余支。马继祖率部进驻杨寨、马坡，又增加了马亥比、杨华如两个旅和毛克让部，人马增加到三千五百余人。

这时，国民党甘肃省交通司令马锡武率五个团的兵力和阿干镇张华的自卫队百余人，前来围剿。在战斗中，因毛克让临阵逃脱，虽未能全歼马锡武和张华部，但致使马锡武、张华突围逃回兰州，起义军缴获枪百余支。

王仲甲在榆中水家坡失利后，转战洮西。期间王仲甲亲赴临潭接肋巴佛到门楼寺会合。两军会合后，将起义军整编为五路军。第一路肖焕章、第二路马继祖、第三路肋巴佛、第四路苟登弟、常守泰、第五路姚登甲、张明信。然后向渭源喇嘛地区进发，在行进中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两次激战，均失利。即转向临洮衙下集、苟家滩和格子坪一带活动。

4月7日，除毛克让部在马衔山、肋巴佛在临潭、马继祖在定西、黄作宾、王作宾在榆中外，其余各部首领在格子坪会师。选举王仲甲为总司令，赵友安为副总司令，王星垣为参谋长，董策三为秘书长，苟登弟为副长官，部队共分为十路大军：第一路肖焕章、吴建威；第二路苟登弟、常守泰；第三路吕伯元、毛得功；第四路马福善、马继祖；第五路姚登甲、张名信；第六路毛克让、梁某；第七路肋巴佛、年永泰；第八路杨华如；第九路黄作宾、王作宾；第十路张子英、老子俊。并颁发印鉴，制定军纪，宣布誓词布告。决定榆中、定西、临洮、洮沙、皋兰各县为游击区，由杨华如、王作宾、毛克让部利用山区有利地形牵制敌人，截断西兰公路及主要交通干线，造成孤立兰州之势；以陇东、陇南为重点进攻区，由马福善、马继祖率部向陇东推进，打开通往陕甘宁边区的路线；由王仲甲率领一、二、三、五、七路军向陇南挺进，进驻武都、松潘、茂州等地区，打通川陕路线与四川取得联系。

三月初四日（1943年4月8日），临洮紫松乡乡长刘鸣 率领起义军到达宕昌，与岷县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受谦的保安团及民团约四、五百人在宕昌大桥头及南北两山之间激战数日，并将胡部击溃，缴获了步枪五十余支，机枪一挺，攻占了宕昌，然后又一举攻下了西固（舟曲）。

王仲甲在岷县闾井歼灭了国民党军周体仁部一个连后南下宕昌，肖焕章等也到达岷县闾井与肋巴佛率领的起义队伍两千余人会合。这时，驻防武都的骑兵营营长张英杰和他的弟弟张英魁在武都率部起义；王德一（红帮头目）也在武都起义，攻武都未克，遂撤军至两水镇与刘鸣部会合，加入到南下的起义军之中。

农历五月二十日（1943年6月22日，夏至），王仲甲、肖焕章、肋巴佛、马继祖、毛克让、吴建威、张英杰、刘鸣等部约七、八万人在武都草川崖同会师。第二天，召开大会，会议决定：各路起义军统一命名为“西北民族抗日义勇军”，选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王德一为总指挥，刘鸣为参谋长，肋巴佛为藏民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并研究决定，从各路军中抽调四十名精干战士、四十匹马，由蒋子俊率领，前往康乐县暗门口，联络红帮头子周富银起义。次日，突遭国民党飞机空袭轰炸，部队紧急疏散。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调集了大军，前堵后追，封锁了白龙江铁索桥，阻塞了南下唯一通道，致使起义军腹背受敌，节节失利，加之刘鸣未到职，又拉出自己的部队北撤，起义军遂放弃了南下战略，各路起义军分别撤往其他地方，继续与敌人作战。

五、甘南起义的失败

为了镇压甘南起义，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手段，朱绍良调动周体仁的第三军第十二师由兰州向榆中、洮沙进军；第七师由定西向洮沙进军；张占奎骑兵第九师由陕西凤翔出发经陇南向岷县进军；罗历戎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五师由武都、岷县堵击；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一师由陇南向临洮进发；马步芳派骑兵一个团、步兵两个团在宁定、和政、康乐堵截；交通司令马锡武的骑兵团和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的第二团、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配合堵截；驻兰空军八大队第二十三中队配合陆军作战，出动飞机轰炸。这样，国民党共调动了正规军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四个保安团和青海马步芳的三个团，外加一个空军中队的兵力，以及二十多个县的自卫队，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国民党又组织了以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赵锡光、原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兰州豪绅郭维屏等为首的“宣抚团”，进行分化瓦解。

起义军在草川崖整编后，刘鸣向临洮撤去，国民党第七师、第五十九师、第十五师从三面包围起义军。起义军与敌军激战一日后，趁夜分路突围，撤向临洮，渡过洮河后分散潜伏。起义军领导人王仲甲、马继祖、肋巴佛、肖焕章、毛克让等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王仲甲转战到武山县，并在武山马坞镇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张英杰、肖焕章、王星垣、马福善、姚登甲、杨华如、王德一、刘鸣、张建成、肋巴佛、年永泰、张英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由刘鸣任前锋，马继祖任后卫，东下平凉，往陕西黄龙山投奔共产党。

在马坞镇会议的第二天，肖焕章、吴建成、刘鸣等在滩歌镇，被来自岷县、武山的两个师的三面包围。

4月18日，任谦派胡申新来到滩歌镇，传达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重庆听取甘南农民暴动情况后的指示：

（1）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愿进边区，注意董志塬上的大涧沟。（2）根据边区经验，帮会组织不能利用。（3）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者，拥护抗战到底。

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各路起义军迅速向临洮回撤。马继祖、王德一、张英杰等部入康乐；肋巴佛入藏区；肖焕章、王仲甲、吴建威回衙下集。这时候，国民党第九区专员何世英派人给王仲甲送来劝降信，王仲甲回信予以驳斥。这样，王仲甲、马福善、张英杰、马木哥等到康乐朱家山一带活动。

6月29日，国民党军队第五十九师、第七师分别向朱家山进剿。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起义军伤亡惨重。王仲甲撤往衙下集；马福善、马继祖带人进入药水峡；肖焕章、吴建威进入白石山，分散隐蔽。同时，在陇西、渭源一带打游击的刘化一、吕伯元、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张阁雁等部，均被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击败；在岷县、宕昌、武都一带活动的毛克让部，被骑兵旅击败；在定西、榆中一带活动的黄作宾、王作宾、王永贞、左少堂等部，被五十一师击败。至此，历时七个多个月、波及甘南二十余县的甘南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起义失败后，王仲甲、马福善、马继祖等领导人隐蔽在群众中，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肋巴佛带十余人先后在卓尼县白石山、和政县松鸣岩及夏河等地隐蔽，后因国民党搜捕甚紧，于1943年下半年化装成商人去宁夏，在马鸿逵部任营长的同乡好友范新民处避难，1946年5月，与范母同回和政，继续未竟之业。

起义军被镇压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组成两个“宣抚团”，张贴文告，发放赈款，豁免兵役，豁免粮杂税，取保发放“良民证”，进行分化瓦解活动。原河州镇守使、兰州士绅裴建准派人前往米家山给张英杰、王仲甲送来劝降信。原国民党营长、投向起义军后任总司令的张英杰等人准备叛变投降，东乡族领导人马木哥坚决反对投降，他拔出手枪说：“谁投降，我就打死谁！”然后他率领所部与马福善、马继祖等进入临潭县境内的八角城，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又跟踪追打，起义军尚有二百多人，因粮需无法补给，马福善和马木哥派人去甘南藏区用战马换粮。此间，各路起义军都已失败，损失殆尽。马福善和马木哥商议，将部队化整为零，隐避活动，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马木哥遂带领十多人向北转移，欲往东乡地区，走到和政县隐蔽了数日后，风声日紧，遂决定去陇东寻找共产党。但是，对于马木哥要去陇东寻找共产党一事内部有不同意见，但马木哥还是决心要去陇东。这时他们在宁定县陡石区桦林沟（今属和政县达浪乡）打了一户土豪，筹措了一些路费，但跟随马木哥的一个姓麻的人，见财忘义，加上不愿去陇东，遂开枪将马木哥打死在桦林沟，携款逃遁。马木哥没有战死在疆场，却死在了同伙的枪下。从此，以马木个人为首的东乡族起义军随着甘南起义的失败而失败。

马木哥走后，张英杰和他的弟弟张英魁及刘鸣等投降了国民党。国民党委任张英杰为“剿匪总队指挥”，委任刘鸣为“剿匪总队司令”，叫他们向王仲甲、肖焕章、吴建威等人进行招降工作，遭到王仲甲等人的严词拒绝。但不久国民党把张英杰弟兄和刘鸣都枪毙了，还将头割下悬首示众，同时被害的有三百余人。

国民党为了将起义人员斩尽杀绝，在临洮县专门成立了一个“第九行政专员公署”，派了一个军统特务头子何世英担任专员，专门对付王仲甲等人。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九师师长盛文，奉蒋介石“1943年6月底以前肃清，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漏网一人”的手谕，同第十二师在康乐景古城一带进行“清乡”时，分别在景古城、杨家河、线家滩进行了三次大屠杀。仅线家滩村用机枪扫射，杀害了五十七人。康乐县县长赵文清还别出心裁的把“尖地坝崖”改成“荡口崖”，镌刻其上。

甘南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使国民党政府在人民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在起义地区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使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甘南农民起义中还形成了汉、回、藏、东乡等四个民族的大联合，组成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战线，这是陇右农民大暴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甘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西北地区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这次起义开创了各民族联合斗争的新局面，谱写了甘肃民族关系史的新的一页。

六、寻找共产党

甘南起义失败后，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在临洮转入地下，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斗争。在白色恐怖下，王仲甲不断与国民党“清乡团”进行周旋。不幸，有一次被敌人包围了，在突围中肖焕章臂部受伤。为了医治枪伤，肖焕章通过朋友关系，转移到兰州市治疗，从此他与王仲甲失去了联系。等到他的臂伤痊愈后再到临洮一带寻找王仲甲时，已经听不到王的任何消息，不知他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肖焕章离开临洮去了陇西，和在陇西坚持斗争的毛得功等人结合在一起。当时和毛得功一起的还有郭化如（武山人）、杨友柏（渭源人）、夏尚忠（渭源人）、李喇嘛（永靖人）、马福昌、马俊民、常雨三、苏三（都是陇西人）等。肖焕章去了以后，这支队伍的影响就更大了，不久藏族起义领袖肋巴佛因在家乡无法立足，也经夏尚忠介绍转移到了陇西，参加到了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这支革命队伍中。

甘南起义失败后，肋巴佛率领年丹增等十多个藏族骨干，撤退到卓尼白石山，派年丹增到“草登草哇”去侦察情况，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卓尼“剿匪”，把水磨川寺放火烧掉了，并在四处搜寻肋巴佛。当年丹增大水磨川时，被杨喇嘛发觉，立即向国民党军队报告，即将年丹增逮捕，押送到临洮，和王德一同时被枪杀在鹁鸽崖。肋巴佛感到在卓尼不能立足，就退到和政县他的老家乱沟村，藏在松鸣岩附近的山洞中，由他的家属给他在夜间送一些食物。他在这个山洞里藏了几个月，一直到1944年春。这时候马步芳的军队也奉命搜捕肋巴佛，他感到这里不便久住，便带了藏民摩牙等四人，转移到夏河。在夏河又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包围，打了一仗，摩牙牺牲，头被国民党军队割下来，挂在土门关“示众”。肋巴佛突围后，就把跟随他的人遣散回家，他只身一人化装成商人，到宁夏银川找他的一个叫范新民的好朋友。范新民当时在马鸿逵部队中当营长，他就把肋巴佛在家中藏了几个月。1945年农历四月，范营长不敢长期暗藏肋巴佛，就叫他的母亲和弟弟作掩护，把肋巴佛送回和政县，仍然藏在松鸣岩山洞中，仍由他的家属暗中送给食物。到1945年冬天，肋巴佛感到这里也不能长久住下去，必须另找出路。他想到“甘南民变”前，他和渭源的夏尚忠有过来往，交情还不错，“甘南民变”失败后，他听说夏尚忠还在渭源坚持地下斗争，于是他便去渭源找夏尚忠。农历十一月初九日（1943年12月5日），由康克选（肋巴佛的侄子）、赵尕的眼、杨春吾、康正洁、刘保财、韩三喜等六人护送，取小道由和政经康乐、会川到达渭源。到渭源后没有立即同夏尚忠接上关系，又在渭源一个姓韩的农民家住了两个多月，一直到1946年2月间，赵尕的眼才找到了夏尚忠并领他与肋巴佛见了面。又由夏尚忠介绍领他去见了毛得功、郭化日、杨友柏得便等人。于是肋巴佛就打发康克选等人仍回和政，他就和毛得功等人生活在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武装斗争。

这样，以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肖焕章、肋巴佛等人实际上又形成了甘南农民起义军新的领导核心。他们的活动区域基本上就在陇西、渭源一带。他们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四年之久（1943——1946年），是很不容易的。1946年10月间，为了寻找新的出路，肖焕章受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肋巴佛等人的委托，去陕甘宁边区寻找共产党，以求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得斗争的胜利。

肖焕章在西峰镇找到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张殿寿，一个叫高崇山。这两人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事，后被排挤出来，他们已经和中共甘肃省工委建立了统战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肖焕章又找到了吴建威（甘南起义时，肖焕章是第一路司令，吴建威是副司令），又找到了王效忠（甘南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德一的儿子，王德一被杀害后，他和共产党接上关系，并加入了共产党）。在王效忠的介绍下，肖焕章摸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庆阳城找到了甘肃工委，并与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接上了关系。

七、陇右党组织的建立和肋巴佛入党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一带的地下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陇右工作委员会”，简称“陇右工委”。它的工作范围大体上与历史上的陇右道的辖区相近，即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陇右工委的党支部主要建立在陇西、渭源、会川、临洮、定西、榆中、通渭、洮沙、兰州、康乐、宁定、和政、永靖、临夏、夏河、临潭、卓尼、岷县等十八个县市。1943年甘南起义发生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的时期。1940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罗云鹏同志被捕牺牲，地党下员大部分转移到陕甘宁边区，或到延安学习去了。从党的工作来说，当时甘肃地区是一片空白。因此，这次甘南发生十多万各族农民的大暴动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自始至终是群众自发的。

1945年初，中共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甘宁工作委员会，领导甘肃、宁夏两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由朱敏任书记，孙作宾任副书记。9月又决定恢复中国共产党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设在庆阳城内，由朱敏任书记，孙作宾任副书记。1946年底，朱敏被调走，孙作宾任书记，陈成义、陆为公、丁志明、薛浩平分任组织、宣传、军事、社会四个方面的工作。根据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甘肃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甘肃省境内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为解放甘肃积极准备条件的重大政治任务。

肖焕章等四人到来以后，受到了甘肃工委的热情接待。肖焕章向甘肃工委的负责人孙作宾同志详细汇报了1943年“甘南民变”的经过；汇报了“甘南民变”失败后他和肋巴佛、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人在陇西、渭源一带坚持地下斗争的情况；最后提出了要共产党派干部去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求。甘肃工委经研究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决定先派两名党员干部去，以后陆续再派党员干部去加强领导。与此同时，也介绍肖焕章、吴建威、张殿寿、高崇山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肖焕章非常高兴，他向甘肃工委的领导人说，在他来边区前，已经和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人作了研究部署：如果共产党答应了派干部的要求，他们决定在岷县作为接头地点，还详细讲了接头的具体街道、具体人和接头办法等，并要求他先回去，通知毛得功等人，以便迅速派人前去岷县，准备迎接事宜。甘肃工委经过研究，同意了肖焕章的意见，答应他先回去。

1946年10月，甘肃工委决定派高健君和牙含章两人先到陇右地区去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在那里和肖焕章等人搞好团结，帮助领导他们，建立地下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随即，他二人便缝制了便服，印制了假“身份证”，上面注明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高键君化名“方刚”，籍贯是甘肃榆中；牙含章化名“康明德”，籍贯是甘肃临夏。他们化装成小商人模样到陇右开展工作。同时还派陈群同志去平凉，在保安副司令任谦部下以“副官”的身份出现，担任联络工作。这样，他们三人就从庆阳出发，通过封锁线去了平凉。到平凉以后，用“钓黄鱼”（国民党的军车司机为了挣几个外快，沿途私自载运一些人）的办法，搭乘国民党军车到了岷县。到岷县接头地点（一个开小杂货铺的、名叫张汉良和他的老伴）时发现肖焕章还没有来，没有办法，高键君去兰州另找关系寻找肖焕章；牙含章在附近各集场以赶集为掩护，等待肖焕章。过了半个月后，牙含章与肖焕章派来的杨友柏在杂货铺张汉良处接上了关系，高键君也在兰州找到了肖焕章后赶到了岷县。从此，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就领导了陇右地区的革命工作。

牙含章(1916一1989)，汉族，别名马尔沙（回族名），化名康明德，笔名章鲁、子元等。甘肃省和政县买家集乡牙家嘴人。幼年在家乡和政龙泉学堂读书。后跟随其父亲在临夏凤林学堂读完小学。民国十七年去夏河拉卜楞寺院学习藏文、佛经三年。民国十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兰州读完初中。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在夏河黄正清保安司令部当文书并兼拉卜楞寺大活佛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的汉文秘书。民国二十六年五月陪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去拉萨驻哲蚌寺习经。抗日战争爆发，牙含章征得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同意，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从拉萨出发，绕道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经香港抵达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学习期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八年二月（1939年3月）从陕北公学学习结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和统一战线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牙含章和林伯渠、谢觉哉等被选为理事。受组织安排，牙含章化名“马尔沙”，同杨静仁联系，兼做“陕甘边区回民救国协会”的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被党派到甘肃陇右，同高健君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立共产党组织，并担任陇右游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组建二千多人的陇右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配合解放军解放陇右地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牙含章代表陇右工委与黄正清取得联系，为夏河藏区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1949年8月23日，临夏解放后，被任为临夏专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高键君和牙含章在岷县与杨友柏接上头以后，在杨友柏的带领下，告别了岷县城内接头人张汉良夫妻俩，就去了陇西。在陇西一个山村小家里会见了郭化如、马福昌、马俊民、常雨三、苏三和肋巴佛等人。这里高键君和牙含章向他们传达了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这就是：在党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指引下，在陇右地区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以便最后解放陇右全区的劳动人民。郭化如等人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过了几天，高键君和牙含章又找到了夏尚忠和李喇嘛。不久甘肃工委又派来了万良才（化名杨重义），他和在平凉已入党的毛得功一块来到陇西，肖焕章也来到了陇西，进一步壮大了陇右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1947年春，肋巴佛等人要求入党非常迫切，经高键君和牙含章两人介绍，肋巴佛、郭化如、杨友柏等人同时入党，他们是陇右地下党的第一批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陇渭支部。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甘南民变”保留下来的农民武装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成为这支武装力量的领导核心，使陇右地区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肋巴佛遇难

肋巴佛入党后，对在藏族人民中开展党的工作非常重视。他看见牙含章、郭话如、杨友柏、毛得功等人在陇西、渭源，在参加过甘南起义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大量党员，就主动向牙含章提出，派他到卓尼和夏河藏族地区去，把参加过甘南起义的藏族人民中，把认为最优秀、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叫到陇西来，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再派他们回到卓尼和夏河藏族地区去，在藏族贫苦农牧民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他问牙含章，这个工作是否可行？

当时，牙含章等到陇右的主要任务是打开陇西和渭源的局面，大力发展党员，广泛建立支部，建立游击队，把陇西和渭源建设成游击根据地，而在卓尼、夏河藏族地区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虽然是应该的，但不是当务之急。因此，牙含章等就说服肋巴佛，说他的意见很好，但做工作要分轻重缓急，你的建议应该缓办，放一、两年以后再办。目前应该先把陇西、渭源的工作做好，使我们能够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肋巴佛虽然年轻，但很聪明，理解力很强，他听了牙含章的意见后，认为讲的有道理。但是，从此以后他的情绪比较忧郁，同时他也不是本地人，工作上插不上手，没有多少事可做，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但他仍然跟着牙含章等人活动。

1947年4月，正当胡宗南进攻延安不久，陇右地下党的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牙含章、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肋巴佛、高健君、万良才等。会议决定派一个同志到边区去，向甘肃工委汇报陇右地区的工作，并请示需要上级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派牙含章去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快结束时，肋巴佛突然提出了要去边区的要求。他说，他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多，革命道理懂的更少，目前藏族地区的工作还提不到日程上，他在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不如乘这个机会到陕北去学习两年。

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讲的有道理，表示赞成。于是，就决定由牙含章和肋巴佛两个人去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

牙含章和肋巴佛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老百姓，搞到了两个国民党地区的“身份证”，带了比较充足的路费，离开陇西，步行两天，到了华家岭兰西（兰州至西安）公路，这里有很多过往的军车，他们仍用过去“钓黄鱼”的办法，给了一个国民党军车司机几个大洋，就搭上了这辆车。

军车翻过六盘山，进了平凉境，当走到离平凉城还有四十华里的安国镇时，突然军车失去了控制，撞向路旁粗大的柳树，车被撞毁，并翻了车。车上的人全部被甩到地上，有的受了重伤，有的当场被撞死。肋巴佛的头部被砸烂，当时就逝世了；牙含章头部受伤，裂开了一个约三寸长的口子，也失去了知觉，但过了一会就苏醒了。幸亏后边又来了几辆军车就把伤人抬到车上，送进了平凉县立医院，牙含章被同时送去。但是医院要伤人由当地人来担保，并要交一大笔“保证金”，否则不收。这样，就逼迫牙含章找在平凉保安司令任副官的地下党员陈超群（按规定，没有横向联系）。他让医院负责人给保安司令部打电话，就说有个姓康的朋友因翻车受伤住了医院，叫他来一下。过了约十多分钟，陈超群和另外两个人一同来了。其中一个是葛曼（天水人，时任甘肃工委统战部长，解放后1956年10月至1962年任中共临夏州委书记）；另一个人是吴建威（康乐县虎关乡吴坪村人，当时在平凉开一个小杂货铺为掩护，作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徽县公安局长等职）。牙含章就把翻车出事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并要他们立即办两件事：一是给医院写一个“保证书”，并交一笔“保证金”，这样医院才能收他治疗；二是立即到出事地点，买一口棺材，把肋巴佛的尸体在当地埋了。到了晚上，陈超群、葛曼、吴建威三人于来见牙含章，就说他们三人去了出事地点，在当地买了一口棺材，将肋巴佛尸体在附近山坡上埋葬了。

这位藏族人民的好儿子，1943年甘南起义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战的枪林弹雨中，他没有负过伤，而在这次以外事故中，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他的牺牲是，陇右党组织的有大损失，他遇难后，割断了陇右党组织同卓尼、夏河一带藏族人民的联系，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哪些人参加了1943年甘南起义，哪些人藏族人民可以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牙含章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因伤势不太重就出院了，但因身体虚弱不能走路，又在吴建威的杂货店里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与陈超群、葛曼、吴建威分手，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出发。这时候，马步芳军队已经占领了庆阳，甘肃工委跟着部队打游击，牙含章通过张殿寿的关系，由他的武工队护送进入边区，找到了甘肃工委，详细汇报了陇右地区的工作，并请示了许多问题。然后仍由张殿寿的武工队护送出了边区，又搭国民党军车回到陇右地区。

1987年7月，在纪念肋巴佛逝世四十周年时，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藏族）的题词是：“怀来仓肋巴佛爱党、爱国、爱民的崇高品质永远是各族人民学习的楷模”；中共临夏州委书记单得真（回族）同志的题词是：“爱党爱民的模范，民族团结的楷模”。

帮你顶，人还是厚道点好  

不错!  

支持你加分  

哈哈,顶你了哦.  

顶下再看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