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2005年3月24日冯世纶先生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小柴胡汤有何罪》一文后，我觉得有地滋先生所讲的关于小柴胡汤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是中医自身理论问题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正视这个现象，这类问题将会愈演愈烈，使中医最终陷入无力自拔的境地。

该文引用了有地滋先生的论文观点： “汉方的证容易消失，这是重要有效信号，但即使肝功能没有恢复，证也可以消失，只是证消失就认为成功了，这样会耽误病情”。事实确实如此。随着现代检验检测手段的不断提高，很多疾病实际上是发生在有症之先，换句话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艾滋病等很多疾病都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逐渐加重的，这就给“有诸内必形诸外”、“从外知内”的中医诊法基本原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据说有地滋先生 “这种只重西医轻视中医的思想，受到众多汉方界强烈的批判”。“对这一事件，国内中医界一致认为：不是方药有过错，而是用药的人错误地使用中药”。我认为这些观点均有失公允，首先“肝功能没有恢复，证也可以消失”之类的现象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正好说明有地滋是一位具有丰富中医临床经验的学者；再者“只是证消失就认为成功了”，这一点至少在传统中医里是非常明确的，“有诸内发必形诸外”、“有是证用是药”“诸症顿消”等表述，都无可辨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两点，我就有这样的思考：在这个事件中，要么小柴胡汤已经不是中药，要么是中医理论已经不能全面指导医疗实践。前者由于在“无症可辨”时，只能脱离中医理论使用小柴胡汤，然而，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就不能算中药，前提已不存在，为什么还要认为人家“重西医轻视中医呢”？又凭什么说小柴胡汤还是中药呢？后者的问题在于“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是通过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的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科学理论，是经过了几千年临床考验的”，在它的指导下对“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等显形症的治疗的确可以取到得心应手的效果，而对“没有”症的证，尽管“中医的理论是来自长期用药的经验总结”，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不根据症状反应用小柴胡汤，……就脱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两相权衡，我宁愿认为是中医理论已不能指导中医实践，也不愿把小柴胡汤等排斥在中药之外，比如，消渴包括现代的糖尿病，因为二者都有“三多一少”为特征的症状，所不同的是，后者还必须有血糖、血尿的指标为参数，可是我们经常爱说中医治糖尿病很有效，这就于现有的中医理论说不通，其一，中医没有糖尿病之说，其二，说糖尿病很有效，最多只能说对“三多一少”显性症有效，而对血糖、血尿这类相对于中医来说的隐性症（即“无症”之证）是肉看不见的，我们凭什么说中药可以降低血糖、血尿？可能有人会说凭检验结果，问题是“检验”是中医理论范畴吗？况且有的血糖、血尿很高，也并不一定有“三多一少”的表现，根据“有是证用是药”的原则，肉眼观察没有任何“症”出现，从中医角度讲，你凭什么去治疗，又凭什么说中医对糖尿病很有效？因此，占在中医角度我们只能讲对消渴很有效，这样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考虑所谓的生化指标如何变化了，果真如此，中医又凭借什么来应对日益增多的隐性疾病呢？

由此可见，中医所谓的“无症”，实际是中医师在肉眼条件下观察时所给出的结论，中医的很多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主观感知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虽然中医理论“经过了几千年临床考验”，但这种考验所形成的理论，终究只能达到耳目之力等主观感觉所涉及范围的认识水平。如果我们把耳目之力等主观感觉功能加以延展（如用显微镜延展视力，用听诊器延展听力…..）， 我们才发现“无症”原本是证据确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很多中医师都把显微镜、听诊器、X光机等可以延展我们主观感知的现代诊疗设备当成了西医的专用设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的中医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现代诊疗设备的使用原理，也就无法从中医的角度加以运用，中医师们的主观感知也就无法延展，这样一来最终就把中医逼进了“无症可稽，无证可辨”的死胡同。也就出现了如有地滋先生说的“汉方的证容易消失，这是重要有效信号，但即使肝功能没有恢复，证也可以消失，只是证消失就认为成功了”之类的现实问题。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现代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诊疗设备会更先知先觉于人的主观感觉，如果中医不在如何延展自身主观感知功能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独特理论，把自以为“无症”的真实之证展现出来，给中医辨证提供出可辨之症（征），那么，有一天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中医无证可辨，无病可治的可怕局面。这才是“小柴胡汤事件”拷问中医理论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张毅

作者单位及通讯址：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和平西路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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