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的历史上，周瑜是一位相当招人喜欢的偶像级人物。

与《三国演义》里其他被文学手法极力塑造出来的众多英雄人物相比，他要漂亮得多，潇洒得多，甚至完美得多。若论相貌，《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想来肯定是一位很有型的大帅哥。与号称“美髯公”、仅靠一大把胡子吸引人的红脸关公相比，自然要好看百倍。若论才情，一场赤壁之战，竟在谈笑间就可以让曹操的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想来又是何等了得！若论品德，他脾气好，肚量大，外加在音乐上的精深造诣，其个人魅力更是势不可挡，不愧为一位风流千古的可爱人物。不信，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私生活——


周瑜的私生活，几乎无可挑剔。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述：“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段史料除却说明周瑜的极高音乐鉴赏力之外，还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的酒量很好。

按《周礼·考工记·梓人》记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的说法，三爵便是三升（约合4。5公斤），虽说当时无论喝的浊酒还是清酒，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米酒（而非现在高度蒸馏的白酒），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即便如此，这样的酒量也不算小。而且当时南方一带，饮酒之风更是浓烈，饮酒的器具都是超级“海量”的。曹丕在《典论·酒诲》里写道：“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通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这样看来，周瑜的“三爵”酒量，实际上便有翻几番的可能了。何况史书上说他在“三爵之后”，依然保持那样的清醒，那他真正的酒量，想来真是深不可测了。

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一次举行酒宴，与群臣同欢，三爵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一时兴起，竟不顾君王体面，跑到群臣中间“自起行酒”，说不好听点，就是强行劝酒了。其中一个叫虞翻的大臣招架不住，便倒在地上装醉，待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于是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酒量却实在不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玩些以酒量和态度“度量”下级的把戏。

在古代，作为臣子，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在臣侍君的宴席上，若君王赐酒，一般是三爵，按《礼记·玉藻》的要求：“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若是像虞翻那样，不喝也罢，还要耍赖打滚，实在是失礼之举。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就要大方得多，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

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酒宴之上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谁又会在乎“礼乐”的好坏对错呢？但周瑜不同，他在乎。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他都能察觉得出，而且“知之必顾”。屡屡地再回首，颇耐人寻味。他这样做，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显摆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在古代中国，礼乐是颇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论篇》所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如果连象征天地之和的“音乐之声”都是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曲有误，周郎顾”的偶像传奇，却不懂他作为一个“唯君子能知乐”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不懂。除却清人郑板桥感叹的“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有些知音之感外，更多的是善意的误解和美丽的曲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像周瑜这样有地位、有才情的大帅哥，若是太过一本正经，就有些寡味和无趣了。于是，有人想象是“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这样的周瑜便有了好色之嫌；也有人想象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样的周瑜又有了被勾引之嫌；而在唐张祜的《觱篥》诗中，想象力更是丰富得有些离谱：“纤红玉指长”的美女，奏起“一管妙清商”，竟惹得“坐中知密顾，微笑是周郎”。若真是因为曲误，且不说这美女的演奏水平太差，便是周郎的“密顾”和“微笑”，也多少有些“不正经”的油滑味道来。就是大才子苏东坡的想象，也不能免俗，他在《南歌子》里称道：“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总让人感觉周瑜像是他曾夸赞过的柳永一样，好似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大腕。这些形色各异的文学想象，纵是人物浪漫，纵是故事风流，可都与真实的周瑜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对于周瑜不着边际的美好想象，又实在怨不得后人。因为他身上蕴含了一切理想的要素。把他的典故使劲往男欢女爱的俗命题上靠，也是缘于对他的羡慕，因为除却权势和才情外，他还拥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美人小乔。

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小乔是个身世模糊、面目模糊、地位模糊的人物。只是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县梅城镇）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两个国色天香的“战利品”，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能够明确姐妹俩身份的，便是她们的父亲姓乔，时人尊称乔公，想来应该是当地有点儿身份和地位的乡绅吧。而大小两乔芳龄多少，性情如何，又是怎样美丽，我们却一概不知。

后来，孙策毫不客气地娶了大乔，又将小乔豪爽地许给了周瑜，并对他开玩笑道：“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多少对老丈人有些不恭之嫌。想来二乔便是被十分宠爱，其家庭地位也绝不会高到哪里去。对周瑜而言，小乔是妻是妾，史书上没交待。而她和周瑜12年的夫妻生活中，是否恩爱，是否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一点，后来周瑜在追随孙氏兄弟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是否还分得其他美色为战利品，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按当时的时代风气和世俗习惯，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在那个时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姓氏，一个籍贯，一个从属关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在情感方面，刻薄的史官，并没有为周瑜留下太多的史料，却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固执又善良地以为，周瑜和小乔，是“英雄美女，天作之合”的绝配。真实的历史中，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并不重要，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留住周郎和小乔两个人的记忆。

于是，后人诗作中，关于周郎的风流和多情，因为有了小乔这样一个美丽而模糊的身影，而多了几分合理的解释，周郎的形象也多了几分温暖的人情味。但只有弹琴这样的小情调，还无法满足后人对英雄美人的传奇想象，他们更愿意在周瑜的盖世功名上，涂抹一点胭脂的痕迹，同时为英雄增添一些“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勇气和传奇。譬如唐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就曾调侃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虽说宋时徐彦周在《彦周诗话》里评批这样轻浮说法是“措大不识好恶”，可这样的文学想象很是精彩，加上曹操又有攻城略地后强占别人老婆的恶习，于是这种荒诞却有趣的说法，在民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到了明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演绎得愈发生动。书中第三十四回里写道，曹操平定辽东后，心情大畅，欲建铜雀台以娱晚年。小王子曹植进言：“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名铜雀，左为玉龙，右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本是曹家一个大型的娱乐工程，但在第四十三回里，被舌头灵活的孔明有意曲解，指出曹植《铜雀台赋》里“连二乔于东西兮，若长空之锁殊”，便是意图大小二乔的美色。周瑜听罢，自是勃然大怒，离座指北，大声骂道：“老贼欺吾太甚！”

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史不分家的特点，使得生动的文学细节融入正史，并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传奇，甚至在文学作品的一再重复中，代替了正史，成为我们民族最难亡的历史记忆。

为了让文学和传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心甘情愿又一本正经地制造“历史”。于是，寂寞的周瑜不再寂寞，模糊的小乔不再模糊，两个人的墓地，竟也活生生地多了好几处。据统计，近千年间，周瑜墓竟出现有六处之多，而小乔的墓地，也有三处。每一个墓地，都有言之凿凿的理由和生动感人的传奇。

譬如江西省庐江城西的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其存在的理由是周瑜当年留镇过巴丘（庐陵郡巴丘县），也卒于巴丘，小乔去世后自然随夫而葬，并有明诗为证：“凄凄两冢依城廓，一为周郎一小乔。”

而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北面，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裴松之注解《三国志》里称周瑜病卒的巴陵，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县（即今岳阳市），而非巴丘。同时相传小乔墓地一带，便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军府，而墓府即是当时的军府花园。

有意思的是，在安徽省南陵县境内的中山公园边上，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于是县长大人便立马在香油寺西苑，建了一座小乔墓。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些牵强，便又拉来周瑜曾做过春谷（今南陵县）长的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实在牵强，且不说周瑜是先做春谷长，后来才破皖的时间差，便是让小乔弃夫君不顾，孤魂流落异地，已经是莫名其妙得有些残忍了。

这本是周瑜一个人的家事和私事，却在后人生拉硬拽的安排中，全乱了套，夫妻俩的灵魂也俱不得安息，并被扯得七零八落，尴尬得只好四处漂泊。我想，这肯定不是洁身自好的周瑜所能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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