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谱本族人氏，清代由河北宛平而来。清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常迁徙内地汉民前往西北边地。从康熙年间开始，将关西地区居民向新疆东部地区（即猩猩峡以西的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迁徙。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山西、直隶、山东、河北等地农民源源不断地移往西北地区。不知何年，本族自从北京宛平（今河北）出发，经陕西延安、潼关、咸阳到甘肃河西走廊甘凉一带，已不可考。乾隆年间，有“招募肃州、张掖县贫民1300多户、敦煌县190户、高台县民400余户，前往乌鲁木齐之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安插种地”记载。按当时清政府规定推测，本族本应要到新疆，中途在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停留，兴许先祖判断新疆为边塞野陲，不愿前往，故寻思理由留在河西。甘凉期间在武威文庙的匾额上，出现过如武克勇等武姓先祖的记载。根据历史记载，甘州、凉州当时多以畜牧，不适应耕种农作，于是便有一支族人携妻带子开始寻找水草丰美、便于耕作、交通便利的地方。

粗略估计和推算，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河西走廊一带的武姓中有几支族人（估计是武克绪、武克纶、武克勤、武克俭、武克钧、武克统的曾祖父辈及前一二代人），先后辗转落脚到靖会一带，开展农业种植、繁衍后代。不知何年，随着族内人丁的增多和壮大，本支族人由集中开始逐步分支。一支到会宁小白草塬，一支到靖远碾子湾（原来由于有武姓的来到，时称武家湾，目前民间仍然沿用），一支到靖远县城（今县城隍庙、西关一地），一支到靖远县论古武家塬，一支到靖远县北滩乡芦沟堡城，一支到靖远县北滩乡宝泉村（族内命名武家沙河，名称沿用）至今。分散在各地的族人重视教育、崇尚土地、勤于发展，力量雄厚，农耕、商贸、生产在当地皆属一二，特别是留于靖远县城的一支创办了“武家学堂”（现靖远师范学校的最早雏形），近半个世纪，名气极甚。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康熙·靖志》谓“古会州（按：今靖远县）为西北荒幅边徼，昔人据险卜筑，不过恃大河为天堑耳。而河外即沙塞毳幕”，可见靖远县城当时也如同小镇一般，交通不便利，这也客观上为本谱族人另外开展创业活动起到了催化作用。同时，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位于靖远县城的一支土地被当地的封建业主蚕食，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这支先族信奉“人挪活”的哲理，以更开阔的眼界独辟蹊径，开始经狗娃庙（今靖远县东湾乡）去论古，期间在狗娃庙也留有武姓的一个分支。至此，本支族人（估计是武克绪、武克纶、武克勤、武克俭、武克钧、武克统一辈人的前后一二辈）便集中在靖远县永新（论古）乡和北滩乡，开展发展农业耕作及手工作坊交易等。从永新武家塬的祖坟残阙碎碑记载中，可考的本支族人最早的是武克某一辈人的祖父辈，约在清朝   年间，其中有一位先祖为清朝  年间进士，朝廷立有“透龙碑”。可以考证列入卷谱的本支族人有两支，一支武克钧系、另一支武克勤系。据《甘肃省通志》载：“甘肃地处边陲，屡经兵燹，私家谱谍，荡然无存，欲考姓氏源流，戛乎其难”，唯有古先祖代代言传拾零，武氏家族没有流下来家谱，武克某祖父辈和父辈只留有武家塬的坟阙和碑石。碑石中记载的武克某以上先祖无法考证，碑石中记载的武克绪、武克纶、武克俭、武克统先祖及其后代状况亦不可考，不再赘述。因此本谱谨以在靖远永新（论古）繁衍的武克钧系、武克勤系为最早可考系渊。

十九世纪中叶的永新乡，位于靖远县北部，东接北滩乡、西靠兴隆乡，北邻黄河与景泰为界，东北与宁夏中卫市毗邻。永新乡古名乱古堆，明朝万历年间改为论古村。乡政府驻地论古，有乱古堆文物古迹（1981年在当地坟墓中曾出古北宋崇宁通宝钱一枚）。当时的论古村及武家塬，周围山峁绿树成荫、雨水较好、地产丰盈。属于二阴田地，投入不多，靠天吃饭。武克钧、武克勤兄弟齐心协力、吃苦耐劳、勤奋创业，雇佣当地农民广开耕地，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仓廪实、地丰盈、有骆驼成对，向外交易货贸，设私塾、重教育、办学堂，经过坚苦卓绝的努力，本谱族人便成为当地典型的农村平实地主之家，支撑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农业发展。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来镇压太平天国，加紧对北方省份的搜刮。由于不满朝廷的搜刮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初夏，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12年之久。后来回乱不仅针对朝廷，范围扩大到对汉民特别是富有汉民的仇杀。1866年，靖远县发生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余万汉民的惨案，靖远汉族平民和小知识分子谈“回乱”而色变。靖远有这样的歌辞：“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克钧、克勤当时的身世，引起了回民土匪的暗算，疯狂掠夺，洗劫武氏部分家财，武克钧在回乱中被杀，头无全尸，子孙多处寻觅无果，不得以辅之荞面为首，先葬于老山洼之脚（现永新中学附近），后迁葬于永新村蔡家拐村交接之处小水沟，武克勤也在回乱前后去世。

先说武克钧一支。据族内所传，武克钧生有五子：长子情况不明，有走失的说法；次子无后，其外甥（靖远碾子湾一支武氏所生）为其顶门立后，收为养子，改为武姓，养父去世后，养子返回靖远碾子湾，但仍姓武姓；三子即为武世福；四子去景泰发展，老死于景泰；五子姓名不可考，有年轻时早逝的说法，但留有一子，因面部有雀斑麻点，取名麻五儿（正名椐传为武应铎），青壮年时，身体魁梧，有传大缸套小缸能从景泰背到论古不歇脚，力量雄大。三子武世福与武贺氏结为夫妻后，几年未生育，恰麻五儿武应铎父亲早逝，便到武世福家顶门立后，成为养子，几年后武世福与武贺氏开始生有武应元、武应举二子、顾武氏、包武氏二女，麻五儿武应铎开始离开武世福家，去景泰寻找投奔其四伯父，后来生有一子一女，子丁名为武兆丰。再说武克勤一支。据族内所传，武克勤生有二子，长子名为武世德，生有武应杰和武应□两子，这位不知名字的武应□就是武殿市的父亲（其后现在永新乡九队村）；武克勤次子名字武世□也无法考证，在武家沙河居住，生有武应魁（乳名来全儿）和武应□两子，这位不知名字的武应□少亡，先葬于论古武家台，后迁葬到武家沙河。至此，本谱可纂范围谨涉及以永新乡永新（论古）村、九队村和北滩乡宝泉村武家沙河为生息地繁衍的子孙后代。

民国初期，武世福、武世德等祖，武应元、武应举、武应杰、武应魁等祖，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创业精神，遇到困难不低头，受到挫折不弯腰，改变了家产在回乱中损失的局面，经济势力和农田数目有所发展，过着平稳顺畅的生活。本族常与外界沟通交往，信息灵通，有骆驼成练，牛羊成群，马车数辆，瓷器、毡菥、皮毛、玉器、金石生意支撑经济发展。民国9年(1920年)，12月16日晚6时35分至47分，甘肃海原、西吉、固原发生8.5级地震，震中海原县西邻靖远县，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之大、涉及面之广为世界所罕见，面积达二万平方公里，震中裂度12度，极震区达靖远论古，有感范围波及到大半个中国。震灾当晚，武世福之妻武贺氏与孙儿兆有（治安，乳名     ）同在一室，刹那间天昏地暗、房梁崩溃、屋顶塌陷，机智的兆有跃至梁顶，幸免一死，武贺氏及家族中有的人丁在地震中身亡。这场不可预测的灾难对家族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民国9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17年时间里，为了复苏家族经济势力，武应元、武应举、武应杰、武应魁等祖开展了主以农事，辅以商贸的家庭经济复苏法。武应元作为家族男丁中长子，与武应举等弟兄一起带头开创了永新一带压砂耕植法，即在耕地上均匀地铺上二三寸厚的砾石，这是一种减少土地水份蒸发、提高土地保墒能力的原始耕作方式，当时众人瞠目结舌，以为是愚蠢之举，次年，庄稼丰盈硕硕，众人才感其智慧魄力。武应元十六岁成为乡里绅士，在永新在当地显赫一时，为族人崇拜和尊护的核心。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武应元眉竖耳阔，目光炯炯，硬舌不弯、刚正不阿，一长烟管时伴其手，性怒之时，威震四方，用长烟杆顿敲烟台饭桌，族人皆不敢正目以视，唯喏喏必恭、言听记从，其言谈举止一副绅士作派。应元也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之人，居家克勤克俭，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家人穿着时髦衣服，严禁铺张浪费。应元强者不惧、弱者不欺、待人平等，乐善好施。家中从佣伙计，皆与家人同等，共食一锅之炊，共饮一潭之水，要求家人与从佣同劳动、勤作业！武应元其个人品质，无疑受家族传统的儒学教育熏陶，忠国爱家、疾恶如仇、正义凛然，故乡间百姓说应元是“红色士绅”并不过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难当头，华夏大国面临日寇的侵略和吞噬，武应元已是有五个孩子的父亲了。武应元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不惜家财，大力支持其五子武兆有（治安）从事抗战事业，而且把治安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支持治安宣传抗日，为武兆有（治安）从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到解放战争陕西瓦子街战役等13次重大战役中贡献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武应元、武应举一支兆子辈的男丁已有9人。与此同时，武应铎（麻五儿）及子武兆丰在景泰勤奋创业，家境尚好，不知何时，武兆丰之子武俊及武□（乳名尕旦儿）返回到论古居住生活。（此处要增加一些关于武兆丰、武俊、尕旦儿等人的论述和这一支家庭经济发展情况，请武建忠提供基础素材）。武克勤之孙武世杰，生性倔强，执拗耿直，不知因家庭中何事怄气出走前往景泰（？），意志脱离家族，改名武杰，不与本族往来，其子取名不再采用武兆□的程式，而取名武殿□。（此处要增加一些关于武应杰、武应魁、武殿玺、武殿市、武殿邦等人的论述和这一支家庭经济发展情况，请武忠提供基础素材）。

(继)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大地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家族中武兆□这一辈人中，铭刻后世者，当兆有莫属。武兆友，（加简历）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冬季整军，准备开始外线的进攻作战。春节前，司令员贺炳炎和第1军政委廖汉生带着武治安等全纵指战员，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的野司驻地，参加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彭德怀总司令引导大家分析作战方案。在贺炳炎发言后武治安做了补充说明，得到彭德怀的肯定。会议决定：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也许是老天有意增加战争的难度，2月28日下午天气突变，开始是霏霏细雨，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贺炳炎命令358旅向瓦子街东南方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委余秋里商量后，决定派714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和715团1个营执行这个任务。714团在任世鸿团长、武治安参谋长的指挥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该团夺下的阵地恰好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主要突破口。因而敌军不惜血本，向714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异常惨烈，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壮烈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身负重伤。（做七言律诗一首收尾）。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统治西北的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国共产党逐步在农村渗透，一场消灭剥削，农民翻身做主，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土地改革逐步铺开了。武治安从前线也捎信给家，让父亲把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而应元以为，所有土地是他主持下，家里的人汗流浃背苦死苦活地劳动成果。一时的不理解加之性格刚直，没有听从兆友的信劝。1948年当武应元及家族中人得知武治安在解放陕西的战争中牺牲时，家内痛苦万状，随后派武兆   和武兆祥两兄弟前往陕西瓦子街收尸。武应元始终认为，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贡献了力量，为共产党培养了革命烈士，即使土地被没收，也不会有过激行为。

1949年解放后，武应元一个开明绅士的刚直，得罪了当时的保长曹   。据乡间老人说，这时的论古是乡公所，曹某是乡公所的领导，心胸狭小，受不了应元刚直之气，私仇之心昭然，挟私报复，便材料奏请县一级土地革命领导小组，慌称武应元胡作非为、农民怨声载道、血债累累！上级未做调查，命令下来立即枪决。1951年  月  日   时，永新村在    地方召开农民大会，对武应元游街示众，押送刑场，开展公决。刑场设在永新村北面沙河滩（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天，家族的一位重要人物倒下了！武应元临刑前呼唤兆有的名字，斥责上级没有调查就枪决，临死前说“我培养的烈士给他换了一颗子弹、给我换来了一颗子弹！天理难容啊！”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随即脑浆四溅、血染沙滩。之后，据说，在枪决前，上级公文已到，谓“革命烈士之父，开明绅士，暂不枪决！”，然曹某人私掩公文，先斩后奏，说“人亦枪决，无法挽回！”不了了之。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1951年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整个家族陷入了被全方位攻击的绝境。

土地改革时，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论古也不例外。农会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对家族挖地三尺寻找底财的工作在武应元上刑场之前就开始了，家族中的兆瑞、兆吉受残最重，就连二十出头的兆祥、兆义都关进牢内未能幸免。值得追述的是雒鸣莲，排行老三兆吉之妻，精明能干、泼辣干练、心直口快、善于管理，为家族中的帐务总管。土改期间，多次被斗死，死而复生，折腾的半死不活。老人回忆时说，在小学的高庙教室里，用麻绳捆绑吊起，打死后用冷水激活，追问底财，逼其交出财产。在此之前已经上交了财产，然农会认为没有交完，再酷刑相逼也没有底财可交，只有吃皮肉之苦、押生命之微薄，一位妇女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然天公并未让这位“管家婆”早逝，相反，享年  岁，子女贤孝、多成大器，真乃酸幸半生、荣幸半生。在九队村（武应举大约在何时搬迁到九队村的？），是武应举遭殃之地。武应举为人和善、性格刚柔并济、内敛低调、生性理智、善于论理。面对土改对家族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我不清楚武应举是如何去世的？在此补充一些资料）猝死身亡。（此处补充武应杰、武兆丰两支的家庭成份情况，社会地位及在土改中的有关素材，请武建忠、武忠提供一些资料）。

1948年、1951年是族人历史上永远不该忘记的两个年份！家族损兵折将，一个特殊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兴盛的家族败落了！土改后的论古，经济雕敝，农民不仅未蒙其利，反先受其害，以至食不果腹，甘肃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群起抢粮仓的事件。土改后，族内不少人沦为乞丐，其中典型的就是张德英，武兆亿之妻。武兆亿当过教员，身体魁梧高大、素质强健力壮，嗜好篮球体育，经常痴迷于土球场，长期以往，咳嗽哮喘。土改后，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1958年去世，年仅三十，留有武壮兄弟四个和一个女儿，长女今12岁，最小的武军仅1岁。张德英成了寡妇，不得不沦为乞丐。张德英半个世纪未嫁，忠贞不二，一心乞讨育子，撰谱时康健。一个寡妇何以养活五个孩子？野草树根吃遍了，除了乞讨还是乞讨！三寸金莲多年踏遍方圆近百里，这是何等的功绩啊！这是何等的伟大啊！土改给武家带来了财富的灭绝是历史的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大局的必然，但是最大的遗憾恐怕还是过火行为给族人心理带来的恐慌和创伤，这种伤痛深入骨髓，弥久不散。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土改后，武氏家族，不论大小皆被他人呼唤以“地主子女”，不让就学、不让从工，不让入党。地主成份的人在当时要比别人低一等。很多人把族人用“地主子女”、“地主子子”等名词代替，近30年受到侮辱和歧视。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当时的社会现实，的确土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遗憾，但不可否认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

1957年成立论古公社，1961年划分为太和、永新2个公社，归北滩区管辖，1968年撤区并社，成立永新公社。文化大革命的10年，由于甘肃多次连续大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群众生活依然贫困。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到靖远一带，几乎见不到草，真是赤地千里。许多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自然灾害固然无情，人为的因素也不能低估。这时正值十年浩劫之中，从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段队伍”运动，这时已升级为“刮十二级台风”，在这场“台风”中，不少无辜群众和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施行“群众专政”，轻一些的被送进“学习班”或“五七干校”进行批判或改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批判“三自一包”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权力和义务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可以领导生产的也只能“抓革命促生产”，而农民也慑于运动的威胁，恐惧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连一只鸡也不敢多养。这对连年遭灾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论古村上，就发生了一小孩吃因饥饿吃杏仁中毒死亡的事件。家族的人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煎熬！家乡人说“困难不困难，想想民国18年；苦不苦，比比家史和父母。”农民一年苦下来，除从生产队分得一些粮食、柴草、之外，根本分不到现金，甚至倒欠集体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大批促大干”的这场文革中的闹剧，不仅没有“批”出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水平的提高。7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背沙拉沙垫沙地，地主子女首当其中，受到他人的歧视、侮辱、谩骂。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社会不再“左”下去了，社会开始有理性了，国家开始用经济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新的曙光终于来临了。原来“小队核算——大队核算——公社核算”这样由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集体到全民的老框框发展模式打破了，开始包产到户了，由于逐步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从评工记分到定额管理，从队为基础的小段包工到大包干的作业组，仍没能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实行评工记分本身就只能记个“大概工”。实行小段包工，其结果又是“只要千分，不要千斤”，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实行联产作业组，虽然经济核算单位缩小了，群众利益比过去直接了，但仍有群众算不清帐，仍然改变不了“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的现象。分组以后，三级所有又多了一层组长，很多地方时间一长，组长又成了“摔手掌柜”不干活，生产队的“大锅饭”又成了作业组的“二锅饭”。有些组甚至已经划到了三十几户人家的规模，也还是搞不好。

1983年，农村体制改革，永新乡成立并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回和扩大了自留地，有些地方另外划分了饲料田、口粮田、部分责任田，都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是中国几千年农村改革的最伟大的创举和壮举。武氏家族各支才真正脱离地主成份的阴影，走向了艰苦创业的发展道路。此后，家族中人才辈出，谋求发展的愿望在积极地实现，家族在社会中有了与他人同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与壮大，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包括家族成员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迈向暂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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