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8月间，一位著名的考古工作者顶着盛夏的烈日，穿行于山岭沟壑之中，在渭河、西汉水河谷地带从事着十分艰辛的考古调查，这就是曾主持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以及研究的、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裴文中先生。此次调查在渭河流域的天水、甘谷、武山、陇西共发现了39处遗址，在西汉水流域的成县、西和、礼县共发现24处遗址，其中大多为仰韶文化或含有仰韶遗存的遗址。裴先生在《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作了详尽的描述及初步的分析，并指出许多遗址“含遗物之灰层皆甚厚，所含遗物亦极丰富，均亟待作大规模之正式发掘工作”。这是中国学者对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作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也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武山的石岭下、天水的西山坪、西和的凌(宁)家庄、礼县的石桥镇等处，均成为解放以后仰韶文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遗址，有的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因极具发掘价—值而进行了考古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事业进人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甘肃省文管会于1957年首次在洮河流域的马家窑遗址发现仰韶中期遗存；1962年—1964年，又相继试掘了渭河流域的天水罗家沟、甘谷灰地儿等遗址，并提出了有关石岭下类型的学术课题；上世纪70年代末，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使得仰韶文化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建立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标尺和发展序列，而且在聚落形态、古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生活、房屋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过去只是少数杰出学者的探索，而现在已形成了各级考古机构较为重视、众多学者加入的学术繁荣局面。在甘肃东部和南部，近年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遗址还有庆阳南佐、平凉四十里铺与侯家台、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等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遗址还有天水西山坪、武山傅家门等；由庆阳地区博物馆小规模试掘的遗址有宁县董庄、阳坬与合水孟桥、曹家和正宁吴家坡等。这些发掘及各地开展的文物普查，使我们对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主要依靠考古学的成果，而考古学则尤为器重通过发掘获得的资料。譬如要判定一件出土彩陶的年代、文化性质，要根据其出土情况，包括地层、共出器物，结合彩陶本身的颜色、质地、纹饰，则大体可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然而，假若遇到采集的陶器，没有出土地点，没有其他共出参照物，只能凭经验和感觉来作判断，而经验有时则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在鉴赏彩陶时，必须尽可能地掌握、熟悉考古发掘的成果，以真正的出土文物为参照物，以及对器物的质地、造型、纹饰、色彩、制法等全方位的考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走眼”的尴尬。但是，经发掘出土的文物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囊括整个流散于社会的文物。毋庸讳言，近年来甘青地区盗掘彩陶泛滥，随着社会上收藏热的升温，许多仿制品、赝品充斥其间。当我们遇到没有出土文物可供参照的彩陶艺术品时，尤其要仔细观察，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多方面的检验，慎重观察所有的细部，切勿轻易枉断地去作结论。特别是对一些造型奇特、纹饰华丽、附加雕塑形象的彩陶更要倍加警惕，须知可称为艺术珍品的彩陶极为少见，史前先民还不具备批量生产彩陶精品的条件和可能。甘南某文物单位曾收藏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与大地湾遗址出土并发表的仰韶早期彩陶瓶大体一致，进而还在考古学权威杂志上予以报道。仰韶遗址主要集中发现于甘肃东部一带，而甘南高原发现仰韶早期陶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件陶器的出现地与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所得有关结论相悖，由此令人不得不对该艺术品的真伪产生怀疑。待仔细观察该器，造型过于夸张、质地颇为粗糙，且黑彩又显得漆黑，实属一件地地道道的现代仿制品。这件事例说明，彩陶艺术爱好者不能仅偏重彩陶纹饰或对个体器物的钻研，还应重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及新的考古发现。来源：甘肃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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