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与“道”的关系，据古典《山海经》中介绍说：巫是早期人类社会中聪敏而又有智慧的少数群体，她（他）们统治着野蛮的史前民族部落或社会。由于“巫”赋予玉以“神物”的特性，使玉与一般的物质加以区别，并把神玉雕琢成玉神器以“事神”，以期与天界神灵沟通。什么是“巫”呢？（《国语·楚语》）中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明了在远古时期，能够事神、有祭祀特权的男士称为觋，女士则称为巫。就“巫”与“玉”，“巫”与“神”的关系，我们通过所能见到从出土的大量实物不难发现，这些玉器的不同形状、大小，以及表现的图像、功能等大都和远古之时的祈祷、祭祀或神灵有关。而上面所刻画的内容，也多以早期道教崇拜的四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灵兽、祥云以及符谶（chèn）、卜辞等隐语秘文为主。故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教授说：“史前社会玉器往往由巫觋设计、雕琢并以器事神，从而推动了玉文化的第一个高潮的出现和形成，巫玉光辉普照大地，又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基石”。就当时巫觋所在社会上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杨教授认为：“今天将玉灵性解释为神物，是有神灵之物，用于通神的媒介、事神的享物。将玉用作器物，提高到神器的崇高地位，掀起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玉崇拜，琢制了不少玉神器，将玉文化推向宗教的神学的第一高峰，维系了血缘、地缘的群体，成长壮大，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集团，战天斗地，雄踞四方，走过了巫神统治的时代，迎接了文明时代的到来。

从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看，巫觋率领先民走的是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但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可知他们并非一群等闲之辈，反之，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聪明过人的一批智者和精英，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华夏文明铺垫下第一块奠基石”。每一个时期，所反映的文化气息是不尽相同的，玉文化也是如此。从工艺、技术、雕刻手法、形状、功能都留下了时代特色、时代烙印。就宗教而言，历代因崇拜的对象不同，在特定的时期、阶段，所表现在“玉”器之上的图像、图案，以及崇拜目的也不同。如崇拜“巫”时期，反映巫和觋的头面像、傩面像就主要体现在红山、大溪、凌家滩、良渚、石家河等史前玉文化产区。其代表性的是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边璋上的阴线刻巫觋祭山图；红山文化牛河梁 16 号地点出土的玉巫觋像；大溪文化的玉巫面像、凌家滩出土的玉觋像；良渚文化的巫骑兽傩舞事神图；石家河文化的巫觋神面像等等。而在良渚文化区 3 号墓出土了 24 件玉璧，出土时分置头前脚后各十余件，一部分压在头脚之下。其中制作最精的两件放在胸腹之上，放在腹部的一件最大。由此而知，当时的玉壁绝不是一般的装饰品，而是具有祭祀、避邪、圣洁、吉祥等特殊意义的玉神器物。到了唐代，就以玉祭神、祭祖方面就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如唐玄宗颁诏明令：“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琚（jǖ）。自今礼神之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指用好玉），诸祀用珉（mín）（其它可用一般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说明了用玉的等级制度，是十分严谨的。同时他还声明，就是没有大的玉器，宁可用小一点的，也绝不能用次玉来祭祀天地神灵。金元之际，道教宗师邱处机大真人，不远万里、不顾年迈，去向成吉思汗传道解惑，一言止杀，成就不世之功。之后，元太祖赐封邱祖为“邱大神仙”，入住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通领天下道教之事。因其功、感其德，世人无不礼遇道教，邱祖更被大都（今北京市）城玉工行业，请上玉业祖师爷的宝座而加以供奉。可以说，不论古今，碾玉行业一直与我国古老的、固有的传统“道”文化，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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