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诗歌六十年
陆 军
在这里,我所谈论的定西诗歌是当代诗歌,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定西成长、生活、工作的人所创作的自由体汉语新诗,不包括当代民歌体诗歌、当代古体诗歌、当代新格律体诗歌、当代散文诗歌等各种非自由体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甘肃又是一个诗歌大省,定西在诗歌大省的乳汁哺育下自然也产生了重要的诗人和诗篇。如夏羊的《水土保持诗抄》、杨文林的《响在田野上的短笛》、李云鹏的《牧童宝笛》、何来的《烽火台抒情》、洋雨的《塞外两支歌》、吴辰旭的《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冯诚的《西部风景》、郝明德的《纸的联想》、阿信的《扎西的家》、高尚的《短歌》、马青山的《一朵云的春天》……这些优秀的诗篇为甘肃诗歌在全国的大省地位奠定了基础。
定西虽然自然条件严酷,但人文环境并不贫瘠,是一个诗歌创作历史悠久的地方,自秦汉以降,诗人辈出。东汉时期就有汉阳平襄(通渭)夫妇诗人秦嘉和徐淑,其爱情诗篇,是当时五言诗的代表之作。隋唐五代有辛德源、牛峤、牛希济、李廓、李建勋、李中等“陇西诗人”,其中牛峤、牛希济叔侄是五代花间派的主要成员。金明有邓千江、杨慎、金銮、张万纪、杨恩、关永杰等。清代更有张晋、张谦、吴镇、王了望、吴之廷等,在当时影响较大。通渭县的牛树梅诗作更是佳话频传。
从1949年到2009年,定西诗歌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的艰难历程。60年定西诗坛犹如一条诗歌之河,有奔腾激越的时候,也有沉静低迷的时期；有过令人瞩目的骄傲,也有过无人问津的尴尬；无论如神明般的高贵,还是像魔鬼似的悲惨,都有一代又一代满怀诗歌热情的人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在时代和诗歌的洪流中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收获了一个又一个诗神抛出的美丽诗篇,获得了时代和读者的肯定,也改变了诗人的命运。当然,也有诗歌爱好者中途溜走、掉队,甚至被生活和时代的洪流淹灭。但是,定西诗歌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的身上,始终闪烁着理想的光芒,放射出高贵的气息,饱含着生活的艰辛与欢乐。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留下了在全省以至全国来说重要的诗歌篇章。
要说定西诗坛,我们不得不说陇上新文学拓荒者夏羊先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将定西诗歌的高度提升到国家层面。其后相继有一批诗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比如杨文林、李云鹏、何来、洋雨、吴辰旭等等,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歌声,他们的歌唱组成了甘肃乃至中国多姿多彩的诗歌合唱中的一个重要声部。
“文革”十年,定西诗坛和诗人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痛苦、悲哀、误解,甚至肉体的折磨。主流的诗歌便是“假、大、空”,到七十年代已经发展到人人都必须依靠标语和口号为生的地步,诗坛、诗人、诗歌已经驶离了诗歌的艺术轨道,走向了非诗的道路。在这个悲剧接近尾声的时候,是夏羊先生在寒意料峭中出版了从艺术上来说并不能代表其成就的诗集《山塬春》,它像一声春雷,让定西的诗人们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感觉到冰雪消融的气息。
八十年代是一个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思想空前获得大解放、观念获得大更新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同时,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情绪,国人仿佛都在仔细地察看和追问“十年文革”给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所带来的伤害甚至灾难。一时间“伤痕诗歌”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主题,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整个诗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诗人们将十年来的压抑以火山爆发般的抒写喷射而出。一时间“诗歌英雄”和各种文学社团遍布中华大地,仿佛人人都是诗人,个个都有诗人梦。尽管诗坛主要有“看不懂”与“应该鼓励支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个时代的诗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诗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比现在的明星更多更虔诚的文学青年的追捧和尊敬。定西涌现出了一批从高校走出来的年轻诗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多样,观念新锐开放,诗风奇特别致,为沉寂的定西诗坛带来了生机。他们的少年是在文化沙漠的“文革”中度过,他们或抒写现实,或抒写记忆,或用现实的笔法或用浪漫的抒情将一个漫长冬季的压抑与沉闷“喊”了出来,他们是冯诚、郝明德、小野、于进、裴云天等人。
九十年代,来自政治层面的改革、发展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又不得不强调稳定。诗歌从八十年代十分崇尚的对时代、社会、人生的对抗性、批判性、偏执性、自白性和沉溺性转向了日常生活和口语化、贫民化方向,在诗人的人生价值和诗歌价值的追求上,大部分诗人放弃了诗歌的救世心态,逐步由观照外部世界向观照内部世界转化。与此同时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是一些诗人放下了手中的诗笔,像公务员下海、教授经商一样,纷纷跳入商海。这个时代,只有真正耐得住寂寞的诗人才会坚持写作,只有能够经受得住物质诱惑和其他影响的诗人,才会坚持埋头写作。这时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写出了一些在省内外诗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作。应该说无论定西的诗人还是其他地方的诗人,都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上有着巨大的收获,同时,流行于全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主义在定西更年轻的一代诗歌爱好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诗歌在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和影响逐步减弱了。定西这个边远的西北小城也受到了影响,但还是有一些人抵住了物质的诱惑,产生如马青山《一朵云的春天》、郭建民《中国》、高尚《短歌》、丁念保《塞尚:静物》、马丁、杞柏、紫荆、申世家、刘晋寿、崔俊堂、谢荣胜、张哲……这样有成就的诗人。
进入新的世纪,定西诗坛更是群星璀璨,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和发展前途的诗人,更有崔俊堂、谢荣胜两位参加了青春诗会。杨学文还将定西籍35名作者的诗歌作品104首编成《陇中青年诗选》集体亮相,包孝祖、钟兆、林野散客、包容冰、陆军、朱红霞、支禄、孙立本、赵国宝、潘硕珍、郑文艺、王开元、薛庆余、李保东、潘汉东、漆明、袁军、刘居荣、高耀庭等一批年轻诗歌作者崭露头角。
新世纪十年,诗坛有着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的诗歌主张、诗歌流派、诗歌刊物、诗歌书籍、诗歌网站,特别是《定西日报》“华岭”副刊和《定西电视报》文艺版为定西诗歌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网络为诗坛、诗人、诗歌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定西涌现出了如《洮河》、《陇西文化》、《岷州文学》、《渭水源》、《杏花》、《叠藏河》、《漳县文化》、《轨道》、《三轮车》等等或官方或民间的文学刊物,诗歌的数量增长,诗歌的交流和碰撞快捷,但诗歌自身的缺陷与这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相碰撞,使本来就对诗歌无所适从的读者,迅速投向了影视、网络、大众文艺和各种快捷的大众化的活动和爱好之中。文学基本走出了大众的视野,”精英艺术“的诗歌与大众缺乏联系,生活中可供大众玩乐和享受的东西多的是,以至于有人把诗人看成是这个时代的”稀有动物“。诗歌已经从过去时代和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走到了边缘,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诗人们整体的创作水平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但是诗坛、诗人、诗歌除了在2008年的“5·12”地震等少数时候,有着积极的表现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外,在其余时间里,基本上是诗歌圈子的自娱自乐。换句话说,写诗的就是读诗的,读诗的就是写诗的；参加活动的是诗人,是诗人在参加活动。在这个诗歌备受冷漠甚至嘲笑的时代,还痴迷于诗歌写作的就是真正的诗人,诗人中的诗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真正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写出了真正的诗歌,比如离离就是一位在极大的物质诱惑中成长起来、有很好发展潜力的诗人。其他还有何佐平、雨扬、赵应军等一批80后的诗歌爱好者在守住寂寞的同时进行网络写作。他们借助网络这一现代传媒,创作了一些既能在现代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诗作,又能在传统媒体(包括官办刊物、半民半官刊物、民刊等)上潇洒走动的诗作。尽管目前对于网络诗歌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由于其传播和使用的便捷,在一定时间内,网络诗歌会和传统媒体诗歌并行。到一定时候,人们会逐步接受网络诗歌这一客观存在,就像纸张逐步取代竹简,电脑逐步取代纸笔一样,网络诗歌(其实就是用电脑写作,在网络上发表诗歌)会逐步取代传统的纸质诗歌,成为诗歌创作、发表、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和工具。到那个时候,纸质诗歌尤其是手写的诗歌草稿,会像今天的书法一样变得弥足珍贵而备受人们的喜爱。对于这种结果,我们既不必为纸质写作的减少而悲哀,更不必因为电脑和网络的使用而欣喜万分,这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纵观六十年定西诗歌,我认为前三十年,定西诗歌仍然没有摆脱全国诗坛的大气候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服务社会、服务政治,诗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后三十年。后三十年诗歌界有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诗人们注重诗歌艺术的积极追求,由于新诗写作艺术的累积,整体的诗歌艺术水准比较高,但在社会上的整体影响不及前三十年,诗歌边缘化的趋势有愈来愈严重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定西诗歌作者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一边进行艰苦的诗艺探索和创造,一边在不违背诗歌艺术规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关注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和社会、关注当下和自我的存在状态,将自我的感觉融入诗歌的艺术形式中去,如能较好地结合,或许定西诗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省乃至全国有更大的意义。
无论怎么说,定西的诗歌在艰难中一步一步迈进,它的光芒让一切世俗的金钱、名利、地位黯然失色,它那纯净、高贵、明亮的光辉从来就是任何社会和时代的精神支柱。定西诗歌六十年来的历程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杀和否定的。当代诗歌是当代定西人精神的粮食、阳光、空气和水,当代诗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定西人的心灵,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定西人的蒙昧,净化了一代又一代定西人的灵魂,冲刷了一代又一代定西人的痛苦。诗歌让一代又一代的定西人顽强而幸福地生活下去。
参考书目:
1、《中国当代诗歌导读(1949--2009)》(序言)作家出版社,唐诗主编；
2、《陇中青年诗选-序言》(何来)中国文联出版社,杨学文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