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本教授人们智慧的百科全书，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小到吃饭穿衣，大到施政治国，都无法摆脱历史对我们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迈向法治现代化的时代大幕，我们在探讨当今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同时，还要追寻先哲们对法治的苦苦思索，孜孜以求法治化的发展轨迹，借鉴历史资源，考究古今之变，从而使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深厚牢固。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一个国家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弱肉强食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直接登上政治角力的舞台，书写了中华思想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本是西陲小国的秦国最终扫平六国，一统天下。这其中，以“依法治国”思想闻名于世的法家学派功不可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法家传统治国思想的考量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找寻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契合点，才能迎合时代进步的潮流，走向现代“法治国家”。


    《韩非子》中这样写道：“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这本集法家思想于大成的经典著作将“法”的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规范性等特征做了全面的诠释。“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家思想承认法律的客观性，主张法律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转移。“法者，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法家治国承认法的普遍性，不遗余力地推广法的知识，让百姓知法懂法，然后遵法守法。“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法家门徒眼中，法是治国之本，是富国强兵的支柱，只有严厉的法律才能维持国家的强大。“凡国博君尊者，未尝不法重而至于可以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以法治国，可以树立统治者的威信，可以让全国上下一体，让统治者如臂指使。“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之相怜也。”与崇尚“仁爱”的儒家思想相比，法家认为“仁爱”只能保一时平安，唯有法律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法家学派主张“法律高于一切”，通过确立法度，赏罚分明，才能让国家兴旺发达。“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法家思想认为统治者要遵循天道，尊重民情，量力而为，方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在法家思想诞生的“诸侯争霸”时代，这种主张“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先进理念至今仍掷地有声。法家学派“尚法”“尊法”“崇法”的精神凸显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


    法家思想倡导把“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与推行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进程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法家流派提倡“刑赏并举”的主张，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借鉴。立法是法治的起点，各级人大在制定法律规范时要刑赏相当，赏罚分明。既要摒弃传统思想中“有罚无赏”的沉疴，又要注意不要将法律变成“滥赏无罚”的空文废纸。其次，法律的本质在于调整行为关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大背景下，法律要维护有利于全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成为引导人民群众“一心向善”的“领航员”。但现实中法律规范的设计惩戒往往多于劝善，有关“罚”的法律规范远远多于“赏”的法律规范，这对我国法律缺乏“赏善”的规定敲响了警钟。在今后的法治工作中，我们应当借鉴法家思想中的赏罚主张，运用法律的“赏善”功能，对助人为乐的行为，在法律上给予界定，并依法给予奖赏，以达到“使天下之善皆劝”的目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对于法家思想的探究，并非仅停留在凭吊怀古，偶发思古之幽情阶段，而是志在搭建一架接续古今的桥梁，使其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对于两千多年前“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我们要取其超越时空的精华，融入现代法治理念之中，为建立法治社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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