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

1929年6月26-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全会听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及士兵运动等方面的报告。会议检查总结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次全会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同时继续贯彻并发展了“六大”的缺点、错误，“左”的倾向得到了发展，在富农政策上，将原决议中“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改为“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仍强调党的工作重点以城市为主；在组织问题上强调唯成份论等等。这些“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进一步助簪了党内特别是党中央领导机关存在着的“左”倾思想的发展。

1930年6月26日埃及六月起义爆发

1930年6月26日，埃及爆发反对英国的六月起义。1922年2月，英国宣布承认埃及独立，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制度，但又提出英国负责埃及国防、控制苏伊士运河、保护外国人权利和继续统治苏丹“四项保留条件”。

1924年后华夫脱党组成的民族内阁一直拒绝同英国签订承认英国占领埃及的条件，不承认“四项保留条件”。1930年6月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国王迫使华夫脱党纳哈斯内阁下台，解散议会，以代表地主、买办利益的西德基组阁。

6月26日华夫脱党采取同政府不合作政策，鼓励不纳捐税。随即爆发民族起义。开罗、亚历山大港的工人举行反英总罢工。学生、农民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民族独立，反对君主政体”的口号。政府派军警镇压。一些城市发生街垒战后被镇压。

1931年6月26日东北发生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

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日本当局立即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日本又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井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

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６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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