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在中国贸易史上赫赫有名，且经常与“广州”合体，称为“广州十三行”。然而，广州十三行里的人，并非都是广州人。

潘启只是十三行里福建籍行商的杰出代表之一，以他及之后出现的伍秉鉴为代表，福建海商传沿明末100年来福建海商的积淀，继续引领清朝海路贸易。只不过，引领者由福建漳州人变成了泉州人。

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潘启也来自泉州府同安县。以李旦为标志，尔后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领袖商人潘启、伍秉鉴，泉州籍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因为清朝一度不允许商人出海贸易，所以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独揽着清朝的海上到岸交易，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此前，同为闽南商人的漳州人独占鳌头，这似乎与身为宦官的漳州府人王景弘有关。王景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使，先后5次跟随船队南行。没有南行的两次，他受命到闽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许多漳州人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官方水手，他们成为事实上公费出门看世界的一个群体。1434年，郑和死后，王景弘还奉命率领船队出使了一次苏门答腊。

从那时起，漳州人的海外贸易意识被激发。1572年，漳州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准许海上私人贸易的港口，这种安排绝非意外。这段时间，漳州商人独占先机，掌控了通过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澳门等港口转运到中国的白银贸易，显赫一时，向外移民大增。其中，在马尼拉的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伴随月港的衰落和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大****，漳州商人元气大伤，尔后郑氏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构建了海上贸易帝国，奠定了泉州海商独领****的历史地位。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譬如十三行中的凌官与安官就实际独揽了整个外贸。黄启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表示，康熙（1662~1722）年间，在广州的福建行商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a 5位，在雍正（1723~1735）年间则有Snqua、Cowlo、许藏兴等数家，乾隆（1736~1795）年间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年间拥有洋行8家和大小商行30余家。

黄启臣文章中的Limia、Anqua很可能就是凌官与安官。如果事实如此，这时的福建商人已经在十三行中占据主导位置。章文钦参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资料说：1732年十三行洋行共有17家，结果被“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其他14家中，还有6家是陈汀官等人的亲族所开，剩下的卖货行店，如果不是钻营在陈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不仅如此，凡卖货物给洋商，必须“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章文钦的结论是：“若非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

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福建籍的是同文行潘启、义丰行蔡昭复、怡和行伍秉鉴（泉州安海人）、丽泉行潘长耀、义成行叶上林（漳州诏安，祖上是徽州婺源人）、东裕行谢嘉梧（漳州诏安人）、资元行黎光华（晋江人）。安徽籍的是东生行刘德章，浙江籍的是万成行沐士方，广东籍的是西成行黎光远、会隆行郑崇谦、天宝行梁经国、孚泰行易元昌、隆记行张殿诠、广利行卢文蔚。

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仍占据中枢之位。

****生意中走来的粤商

尽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的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如广潮帮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这一点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为筹集军饷，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厘金制。吴煦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的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捐税：每贩出一箱****，向清政府捐税10两银子，并从中提出2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1857年全年广潮商人义捐为53万两白银，1858年和1859年为140余万两白银，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无奈同意将****以洋药名义进口，此举标志着清政府承认****贸易的合法化。对此，苏智良在《中国*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垄断*****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

这样一来，广东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没有因小刀会起义而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获得了承办****捐税的垄断权。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之后，另一位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骁勇善战的香山人叶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赏识，1864年，他受李鸿章委派，主持上海会捕局，制订《中外会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这一年夏天，广东人丁日昌成为上海道台，在李鸿章领导下，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抚，并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后因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辞职。

1867年，叶廷眷被委任为上海知县。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就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会馆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叶廷眷、买办商人徐润等倡议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1880年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

老天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时，又给他们及他们的后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中，福建商人向来是一马当先。当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时，他们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东南亚，并以此为活动半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隐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绝地而起，给了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人的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骆清燕、刘耀全、陈志远、林木荣、邱继炳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吴奕辉、郑少坚、施至成、陈永成、杨应琳为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较多。宁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动，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则马来西亚。这两个商帮产生的世界级富豪，远难与福建商帮相比。

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建商人是中国商帮史上最悲壮的商人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悲壮，让其与晋商陆路长途贸易的土气，具有了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两个商帮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财富故事，也让他们成为中国商帮史上最大的两个商人群体。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时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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