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193天(闰年第194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17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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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是什么节日?
7月12日出生的名人?
7月12日发生的事情?

7月12日是什么星座?

巨蟹座(6.22-7.22）

巨蟹座的人往往充满了爱心，他们将母性的本质发挥到了极限。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家庭 。他们往往就像蟹一样，在充满坚硬的外壳下面是柔软的内心。巨蟹座是最执着的星座，他们对朋友、对家人的忠实，做事会一直坚持到底。

李公朴

李公朴（1900年11月26日－1946年7月12日），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原籍武进县湖塘桥，在淮安出生。

李公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次日凌晨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

1901年7月12日地方实力派三请变法

1901年7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连三次奏主变法，向清廷提出新政措施。清王朝深陷危境，无计可施，只得再图变法。1901年1月29日的上谕要求全国高级 官员，对变法“各举所知，各抒己见”。刘坤一、张之洞的３个奏折，是众多上奏中最详尽和最具条理化的。然而却并不新鲜，与戊戌变法的主张相去并不很远。

12日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

19日奏《遵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建议推行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的政策。

20日奏《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建议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类、修农政、观工艺、定律法、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广译东西各国书。

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冤案昭雪

——德雷福斯被宣布无罪

德雷福斯(1859—1935年)是犹太人，出身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纺织业资本家家庭。1892年，德雷福斯从军事学校毕业，进入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

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充当女仆的法方情报人员，在德国武官房间里发现一份匿名清单，上有从法军参谋部送来的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五份秘密军事情报。这说明法国参谋部中有德国间谍。10月，法军情报处仅以清单上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相似，就诬靠他出卖法国军事秘密，将他逮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身囚禁。1895年1月5日，他又被除去军职，终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

这次判决的证据是极为不足的。德雷福斯本人从未认罪，而且在审理中，笔迹鉴定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

1896年3月，新任法军情报处负责人皮卡尔上校发现一封德国武官给法军情报处少校瓦尔逊·艾斯特拉齐的密信。艾斯特拉齐是个债台高筑的浪子，他的笔迹与上述清单上的笔迹完全一致，因此皮卡尔确认这人才是真正的罪犯。但是当他将此事向上级报告后，总参谋部却以维护军队威信为名，拒绝纠正这一冤案，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还不许他泄露这一情况。皮卡尔离任前，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此后，消息就传扬开去。在1897年11月到1903年的长时间内，从参议院副议长和众议员，到巴黎的新闻界，从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到契诃夫和列宁发表言论；从德雷福斯本人及其家属，到军队里的正直军官；从广大的法国人民到国际舆论界，要求复审德雷福斯案件，惩治真正罪犯的呼声日益强烈，最高法院不得不在1906年7月12日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军职。

恺撒大帝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 ，史称恺撒大帝，又译盖厄斯·儒略·凯撒、加伊乌斯·朱利叶斯·凯撒等，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

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在8年的时间里征服了高卢全境(今法国一带)，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遭到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享年56岁。恺撒死后，其甥孙即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

1913年7月12日孙中山兴兵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发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以后。这是孙中山企图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发动的一次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凯，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权。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但是，国民党领导人中，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支持孙中山外，黄兴等多数人不同意发动革命反袁，而主张用法律解决。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分歧导致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贷款，以充实军费。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了，先后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同时命令事先已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起进攻。于是，李烈钧于1913年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起兵讨袁，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的战幕正式拉开。7月15日，黄兴赶到南京响应。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

但是，“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优势的武力，很快把讨袁军打败。

8月18日南昌落入敌手，9月1日，南京又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被迫又一次流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1926年7月12日中共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