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对文学、历史、哲学，甚至科技等等领域的研究和独特见解，总是让专家惊叹不已，让大众耳目一新。当年，毛主席发表的世界是无限可分的观点，立即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基本粒子的理论研究，而且取得了成果。在世界物理学讨论会上，为了纪念毛主席世界是无限可分的观点，外国科学家提出把假设存在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多年后，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还回忆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人之一，他既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

　　这位被杨振宁称之为“高级学者”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在“诗言志”的古诗词中，也能读出科学理论来。南宋辛弃疾《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西晋张华《励志诗》云：“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两首诗词，都算是诗人借景抒情，以情壮怀之作，但毛主席却说：“这些诗句不要小看它呢，它不仅是古人的借景抒怀，以情壮怀，它还包含着地圆学说的意思呢！”

　　酷爱读书，见解独到。这是连学者都难以企及的读书方法，而毛主席正是如此。毛主席读书，绝不书云亦云。他不但爱替那些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如屈原、贾谊、刘蕡等——打抱不平，还常常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用老人家的话说：“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就多次提出为曹操翻案。对秦始皇也是如此，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是持否定态度。见之于老人家对章碣《焚书坑》诗的重视。1973年，毛主席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已经是公开提出为秦始皇翻案的问题了。

　　毛主席为历史冤假错案翻案，其中自然也包括为《金瓶梅》翻案。《金瓶梅》被戴上“黄帽子”，打入地下，已经几百年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尽管历代都有人为她翻案，但终因孔二先生，以及朱熹之徒的流毒广布，《金瓶梅》的“黄帽子”始终没有被彻底摘掉。诚然，为《金瓶梅》翻案，也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毛主席是一代开国的伟大领袖。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无往不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自有他那行之有效的“人民战争”的方法。因为他一生坚信：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于是，毛主席采取了迂回战术——小范围解禁。可是，小范围解禁也得有个方法啊！毛主席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分三步达到解禁的目的。

　　第一步是自己先读。

　　毛主席是怎么读《金瓶梅》的呢？简而言之，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我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历史来读的。”

　　毛主席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虽然只说了这么一句平平淡淡的话语，但却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顶张竹坡之徒，即“金学家”们数百年间的千百万言批注评点。毛主席的这句话可以解读为：一，《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二，既然写的是明朝的历史，那“淫书”之说便是子虚乌有，便不攻自破。“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历史来读”，毛主席一言九鼎，为数百年间“淫书”与“奇书”之争，画上了令人不能不信服，不能不折服的休止符。

　　毛主席为什么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历史来读呢？难道《金瓶梅》真如主席所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的那样子吗？这就要看书是怎么写的了。《金瓶梅》虽说是从《水浒传》脱胎而出，但对于“反映当时经济情况”也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这在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的开篇第一回便见区别。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开篇如是写道：

　　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知。“丈夫只手把吴钩”，吴钩，乃古剑也。古有干将、镆铘、太阿、吴钩、鱼肠、躅镂之名，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付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她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她的，丢了泼天哄产业。《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崇祯本《金瓶梅》开篇如是写道：

　　一解：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二解：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色箴：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虽是如此说，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

　　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会评会校本：金瓶梅》（秦修容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版）

　　从两个版本的开头便已看出，《金瓶梅》一开始的确是想单写一个“色”字，但写来写去，发现光写“色”不成，因为那个“色”字离不开“财”字！用王婆的话说：“潘、驴、邓、小、闲，一样也少不得。”少了“财”，何以成“色”？于是便写“财色”二字。所以，张竹坡在《皋鹤堂第一奇书》第一回的开头处批注道：“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既然写到“财”字，便离不开经济情况。于是，《金瓶梅》就给读者展现了那个时代——晚明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

　　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百个人物，富贵的，如高端官僚蔡京之流，如新生官僚蔡状元之流，如地方官僚夏提刑之流，如“官商黑恶”三位一体的西门庆之流；贫贱的，如因失去土地而进城务工的农夫武大郎之徒，如失去营生的城市无业者应伯爵之徒，如靠吃软饭度日的韩道国之徒，如靠为虎作伥过活的“捣子”们……——没有一个不说钱，没有一个不想钱，没有一个不为钱奔忙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是也。营营逐逐，急急巴巴的西门庆，整天心不离一个“财”字，身不离一个“色”字。就是死到临头，也还是离不开这“财色”二字——

　　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要便发昏过去。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立，问他讨债，又不肯告人说，只教人厮守着他。见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莲，心中舍他不的，满眼落泪，说道：“我的冤家，我死后，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

　　西门庆嘱付了吴月娘，又把陈敬济叫到跟前，说道：“姐夫，我养儿靠儿，无儿靠婿。姐夫就是我的亲儿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发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计，帮扶着你娘儿每过日子，休要教人笑话。”又分付：“我死后，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并进来，你娘儿每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摧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说毕，哽哽咽咽的哭了。

　　过了两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门庆还好，谁知天数造定，三十三岁而去。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时分，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古人有几句格言，说得好：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

　　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

　　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

　　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会评会校本：金瓶梅》。秦修容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版）

　　像《金瓶梅》这样将一幅市井百态的画卷展现给读者的奇书，无论其中有着怎样的俗话俚语，有着怎样的淫辞秽句，都是一部瑕不掩瑜的伟大史诗。所以，毛主席才“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历史来读。”

　　第二步是向党的高级干部吹风。

　　把《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毛主席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不久，毛主席又在中央会议上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后来，毛主席又拿《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对比，说：“《东周列国志》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最终，又把《金瓶梅》列入中国三部社会历史小说之一，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毛主席这些关于《金瓶梅》的谈话，集中在1956年至1962年之间，那正是抗美援朝战争全面结束，中国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毛主席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与此同时，他也要求党的高级干部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于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对商品社会有一个全面认识，毛主席就鼓励有关方面把《金瓶梅》解禁出来，当作党的高级干部认识商品社会的启蒙教材。

　　第三步是让高级干部跟着读。

　　为着这个现实需要的目的，毛主席开始让党的高级干部跟着自己读《金瓶梅》——“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既然要让党的高级干部跟着自己一起读，总得让大家手里有一套书吧，于是，禁锢了数百年的《金瓶梅》，终于在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手里，被解禁出来。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各种版本的《金瓶梅》，乃至可以拿《金瓶梅》与今天社会进行深入的比较学研究，实在是得益于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以及他老人家那双洞察古今，无与伦比的慧眼。

　　我们已经了解了毛主席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鼓励解禁《金瓶梅》的，就不难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读《金瓶梅》的良苦用心了。如果说，很多人在当时，或者尔后一个历史阶段，尚不能准确理解毛主席的深刻用意，那么，近三十年的社会现实，却已能够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对明史素无好感，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甚至直言不讳道：“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说嘉靖皇帝朱厚熜：“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胡长明《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见《党政干部文摘》2008年第七期）那么，《明史》对嘉靖皇帝朱厚熜又是怎样评价的呢？《明史·世宗本纪》赞曰：“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而《金瓶梅》所书，正与嘉靖朝，及其以后的隆庆、万历朝相对应。

　　既然“《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明史·食货志》开篇的一段概论——

　　“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籍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往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

　　这是对有明一朝经济史的总结，所谓“洪、永、熙、宣”，系指朱元璋的洪武，计三十一年；朱允炆的建文，计四年；朱棣的永乐，计二十二年；朱高炽的洪熙，计一年；朱瞻基的宣德，计十四年。从朱元璋到朱瞻基，历经五朝六十二年。也就是说，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间，朱元璋的开国之国策，仅仅延续到朱瞻基的宣德年，朝野上下只过了一个花甲的好日子。这就是毛主席所说“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胡长明《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见《党政干部文摘》2008年第七期）的根本原因。

　　有明一代，好日子不多，坏日子不少。《金瓶梅》所描绘的市井百态，正是这种“坏日子”的生活画卷，因此也就成了反映明朝的社会历史。《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有一段西门庆与吴大舅吴铠的对话，即为“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做了注脚。吴大舅吴铠，通过西门庆“跑官儿”成功后，前来感谢西门庆，于是，二人就有了如下一番对话——

　　饮酒之间，西门庆便问：“大舅的公事都停当了？”吴大舅道：“蒙姐夫抬举，年节中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给的七八。只有屯所里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将那屯头来参见，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坏了事情，已被巡扶侯爷参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须要振刷在册花户，警励屯头，务要把这旧管新增，开报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税，才好下屯征收。”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这屯田，不瞒姐夫说，太祖旧例，练兵卫，因田养兵，省转输之劳，才立下这屯田。后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这夏税。那时只是上纳秋粮，又不问民地。而今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顷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总倾销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西门庆又问：“还有羡余之利？”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征紧了，等秤斛斗量，恐声口致起公论。”西门庆道：“若是多寡有些甫余儿也罢，难道说全征？若征收些出来，斛斗等秤上，也勾咱每上下搅给。”吴大舅道：“不瞒姐夫说，若会管此屯，见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豕米来，面见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觅，不在数内的。只是多赖姐夫力量扶持。”西门庆道：“得勾你老人家搅给，也尽我一点之心。”

　　读此一节，自然对明朝的屯田演变有了大概了解。所以，也不难理解张竹坡为什么在此放两次“千古痛恨”之骂——第一骂：“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为若辈侵渔之地，千古痛恨。”第二骂：“民命又为若辈试手，千古痛恨。”

　　《金瓶梅》书中对武大郎武植的描述，亦可看出“民多逐末，田卒污莱”的一些端倪——

　　按下武松，单表武大。自从与兄弟分居之后，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衰，起了他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躁，头脸窄狭故也。以此人见他这般软弱朴实，多欺负他。武太并无生气，常时回避便了……

　　且说武大无甚生意，终日挑担子出去街上，卖炊饼度日。不幸把浑家故了，丢下个女孩儿，年方十二岁，名唤迎儿。爷儿两个过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房居住，依旧做买卖。张宅家下人见他本分，常看顾他，照顾他炊饼。闲时在他铺中坐，武大无不奉承。因此张宅家下人个个都欢喜，在大户面前，一力与他说方便。因此大户连房钱也不问武大要。

　　……

　　这武大自从娶的金莲来家，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银两与他做本钱。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

　　原来金莲自从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獕，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噇酒。着紧处，却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哪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

　　由此可以推断，武大郎原本是个农民，因为遭遇饥馑之年，携妻带女逃荒到了清河县城，因为没有什么手艺，只好沿街叫卖。后来老婆不幸死了，做买卖又折了本，只好借住到张大户家。谁知天上掉馅饼砸到了武大郎的头上，张大户不仅把一个如花似玉的潘金莲送给了他，还十分看顾他，给他做生意的本钱。

　　诚然，张大户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武大郎武植，而是为了自己与潘金莲私通方便。武大郎心里明白，但却并不介意。武大郎虽不介意，但潘金莲却不满意。于是，我们就从潘金莲的抱怨声里，对武大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锥扎不动，一味噇酒”。何谓“噇酒”？就是嗜酒如命，天天毫无节制地穷吃穷喝。这是我们在时下社会上常常见到的情形。只此四句，便也知道武大郎是个何等样的人了。像武大郎这样“逐末业”的主儿，在《金瓶梅》书中不在少数，西门庆那些“热结”弟兄——帮闲的白食客——个个都是。这是商品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亦如今天城市街头云集着无数失业者——断绝生路的工人、寻找活路的农民——一样。

　　《金瓶梅》还写到另外一类商品社会的必然现象，此类现象也许并不为读者所注意，但于今天看来，却是时时为社会的腐败化、经济的泡沫化，起着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金瓶梅》第四十五回便写到了这一类商品社会不可或缺的现象——

　　两个正打双陆，忽见玳安儿来说道：“贲四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凤、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说是白皇亲家的，要当三十两银子，爹当与他不当？”西门庆道：“你教贲四拿进来我瞧。”不一时，贲四与两个人抬进去，放在厅堂上。西门庆与伯爵丢下双陆，走出来看，原来是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凤，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观了一回，悄与西门庆道：“哥，你仔细瞧，恰好似蹲着个镇宅狮子一般。两架铜锣铜鼓，都是彩画金妆，雕刻云头，十分齐整。”在旁一力撺掇，说道：“哥，该当下他的。休说两架铜鼓，只一架屏凤，五十两银子还没处寻去。”西门庆道：“不知他明日赎不赎。”伯爵道：“没的说，赎甚么？下坡车儿营生。及到三年过来，七本八利相等。”西门庆道：“也罢，教你姐夫前边铺子里兑三十两与他罢。”刚打发去了，西门庆把屏凤拂抹干净，安在大厅正面，左右看视，金碧彩霞交辉。因问：“吹打乐工吃了饭不曾？”琴童道：“在下边吃饭哩。”西门庆道：“叫他吃了饭来吹打一回我听。”于是厅内抬出大鼓来，穿廊下边一架，安放铜锣铜鼓。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

　　正吹打着，只见棋童儿请谢希大到了。进来与二人唱了喏。西门庆道：“谢子纯，你过来估估这座屏风儿，值多少价？”谢希大近前观看了半日，口里只顾夸奖不已，说道：“哥，你这屏风，买得巧也得一百两银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连这外边两架铜锣铜鼓，带铛铛儿，通共用了三十两银子。”那谢希大拍着手儿叫道：“我的南无耶，那里寻本儿利儿！休说屏风，三十两银子还搅给不起这两架铜锣铜鼓来。你看这两座架子做的这工夫，朱红彩漆，都照依官司里的样范。少说也有四十斤响铜，该值多少银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里有哥这等大福，偏有这样巧价儿来寻你的。”

　　上面一节，说的这不过是西门庆得了几笔横财之后，开当铺所当之物。原本不值一提，但这里却向读者透露一个信息，即西门庆当铺面对的都是没落贵族，所当之物不仅贵重——如平安因不满玳安儿与小玉成婚，一怒之下盗走了两件当物：一副金头面、宝石珠子镶嵌金钩子。两件当物一共价值七十两银子，约合今天的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而且其中多是文物级的物件。像此节写到的白皇亲家当的“一座大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鼓连铛”，就是文物级的物件。

　　玩古董，藏古玩，历来是有闲阶级的一大嗜好。在《金瓶梅》作者之争中，就与“玩古董，藏古玩”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干系。玩古董，藏古玩，又是官僚受贿、大亨抖富的“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姑舅亲”，严嵩受贿有古玩字画，和珅受贿依然少不得古董文物，就是今天的贪官污吏受贿，亦不可或缺。这无需举例，看一看今日官僚——如新近被处以极刑的重庆一个小小厅局级贪官文强——的查抄单，便不言自明了。

　　西门庆藏古玩，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如财色两样都要的时下贪官污吏；也并非是为了起兴把玩——如日进万金的赤峰贪官徐国元。整日在财色之间忙忙碌碌的西门庆，没有附庸风雅的闲情逸致，他志不在此。西门庆第一好是玩银子，玩银子是刺激，所以见到白花花的银子就亢奋。对此，西门庆有一段令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名言——“兀（指银子或金钱）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金瓶梅》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第二好是玩女人，玩女人是消遣，所以见到心仪的女人就起兴。对此，西门庆也有一段令贪贿官僚自叹不如的“名言”——“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搊乱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金瓶梅》第五十七回）

　　那么，西门庆藏古玩是为了什么呢？答曰：一是为了行贿于高端官僚；二是为了待价而沽。这是另类“官商黑恶”四位一体的“富二代”之古玩收藏观。他不同于西晋的石崇，只是一味地为抖富而聚敛财色。如果让《金瓶梅》时代的西门庆PK今天的贪贿官僚文强之流，他们虽然都是“中涓群小，横敛侵渔”，但却有着九天九地的差别。

　　毛主席正是基于这一点，才首倡党的高级干部读一读《金瓶梅》，目的就是让党的高级干部正确认识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商品社会，如何正确认识商品社会。何谓正确认识？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进一步阐述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毛主席那些高屋建瓴的论述，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主席解禁《金瓶梅》，让党的高级干部读《金瓶梅》的用心良苦了。

　　■《词话本》与《绣像本》优劣

　　我们姑且先把《金瓶梅》的作者与修书者的考证留给金学家，仅就《金瓶梅》的内容加以比较学的研究，谓之“别解”。

　　关于《词话本》与《绣像本》（抑或包括《张评本》）孰优孰劣，历来争执不休，时至今日亦无定论。于是，只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戴鸿森校订《金瓶梅词话》（姑且简称《戴校本》）；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王汝梅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姑且简称《王校本》）；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秦修容整理的《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姑且简称《秦修本》）。到目前为止，《戴校本》、《王校本》与《秦修本》，算是成就最高，出版社最权威，故而可以说是对历代《金瓶梅》版本的“万流归宗”。但是，《戴校本》也好，《王校本》也好，《秦修本》也好，却都没有跳出古人的窠臼，基本上算是重走了一回前人的老路。当今的时代虽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少了“推陈出新”的勇气，也不能说是无可厚非。此说何以见得呢？答曰：走“洁本”老路，便是“三本”共同的保守之处。对此，“三本”各有一套堂而皇之的说辞。

　　《戴校本》在《校点说明》中如是说——

　　“书中大量的秽亵描写，实是明朝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节。具体办法是：只删字，不增字，删处分别注明所删字数。这样做，为的是免除研究工作者迷惑；文情语势间有不甚衔接处，亦易为读者所谅解。全书合计删去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四字。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性行为的文字，与所写主要人物本是恶霸淫棍有密切关系，客观上有揭发暴露其道德败坏、灵魂丑恶的社会糜烂黑暗的作用，故一般性的叙说，即不加删节。

　　书中还有不少市井小民日常口语中的脏话、丑话，我们都没有删节。因为点滴涂抹，又复加‘×’加‘○’以为标记，徒形张皇，无补于实际。事实上类似的脏话、丑话，至今还存留在一些人的口头。读者如看到古人的这些不文明的语言‘垃圾’，‘以古为鉴’，愈益激起憎恶之情，从而有助于清扫今人嘴里的‘垃圾’，则反面材料又未必不可起正面的作用。”

　　《王校本》、《秦修本》虽无此说明，但见全书，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进行了删节，使之成为“洁本”。

　　关于全本与洁本的问题，笔者在《小引之二——全本与洁本》中已经论及，本文仅就删节的因果做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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