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出路
我几次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人烟稀少。萧条的马路上零散跑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见过一个网吧。但和中国大多数三线城市不一样，这里的网吧人也不多。整个县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阳，晒得人心寒。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五分钟后，我将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我会看见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五点半，补课的学生们终于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顿时排起了队，只需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吃完一碗面，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零下8度。然后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 ，“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 .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 .但这些争论和会宁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我们偶尔会谈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说，没有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们抽烟熏黄了的指甲，女人们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拒。
“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100% .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却并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我告诉他同济大学以城市规划专业见长，他喃喃道：“城市规划……很好。”
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
纯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这一切都在脸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是他们最喜欢聆听的话题。
在山里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天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的家在候川乡，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的一场雪，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看起来很美。我们在一个村庄停下来问路。一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从一家小卖部走出来，厚实的布帘被掀开那一刹那，我瞧见里屋黑漆漆的柜台，以及被白雪掩盖的脏乱。
那男人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张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鸣，也没有炊烟，好像这里很久都没有人居住。
黄雪辉也闲得着急。她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在家呆了半个月她就受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 .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母亲从一个铁盒里珍贵地倒出一点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的。然后，父亲散给我一支烟，终于坐了下来。 他是一个大胡子，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家里没钱再供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现在是会宁三中的教导处主任。他仍在农村，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宁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两万元。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礼拜，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排。也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甚至有时候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他的父亲，想尽量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里没法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她寄来的3000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我尽量不要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亲停下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辉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件达成人愿。但这并不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继续考研。我能理解这种对考试寄予的期盼，但我实在很难解释清楚，考试背后到底是什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