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再爱我一次，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没有妈妈最苦恼，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没有妈妈最苦恼，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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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1988年台湾拍摄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两年后在内地空前轰动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观众，大抵都还记得记忆里的那一次集体挥泪———《妈妈再爱我一次》。几乎每个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人，手里都攥着哭湿的手帕。一部台湾苦情戏在内地获得如此之广的共鸣，这是当时发行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的。或许是因为母爱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题材，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喧嚣，或许是因为它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宣泄感情的端口。本报记者采访到了当时参与发行和宣传《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讲述或许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
《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是一枚重量级的催泪弹。
请带手绢进场
那个年代的台湾片不如香港片火，我们当时在试印《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片子的拷贝时还有点犹豫。
一般来说，我们试印拷贝不多，但因为这个片子在台湾片中算比较好的，我们内部人员看了之后都很感动，但不知道能不能让观众感动，结果洗印了130个左右的拷贝，还觉得这个数目太大胆了。当时河南、江苏、浙江、辽宁、湖北、福建、四川等几个大的省份是拷贝需求量比较大的大户，我们还想，万一人家没有定购那么多，我们就多给它们一些。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反应特别强烈。《妈妈再爱我一次》是那几年中拷贝洗得最多的一部电影，素材带都被洗烂了。一般来说，每个拷贝放映300场就要报废，但当时有的拷贝连续放映500场的都有，有的因为放映次数太多，开头和结尾都没有了，还在放映。
这个电影不属于教育部推荐的影片，但是很多老师主动带学生去看，它比任何教材都有用。实际上，当时我们对影片进行包装的观念不是很强，因为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说观众都哭成一片，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都哭，所以我们后来就给这个影片加了一个宣传口号：“请带着手绢进场”。
预洗拷贝对片子很有利，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片子都发行试映拷贝，宣传是跟着发行走的。但1985年我们进中影公司的时候，领导就对我们说你们要把自己定位为商人，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怪异。但大家都很敬业，我们发行科的人都非常熟悉市场。记得当时我们都整天忙着接电话下订单。那时洗印拷贝不像现在的条件，工作人员三班倒，调色配色还需要人工参与，尤其是剪片特别麻烦。但当时我们因为感觉到市场的反应很强烈，所以预先洗印了许多拷贝，这样就把发送拷贝的时间差缩小了，对于这个片子特别有利。譬如，我们发现江苏、上海要增加拷贝，那么我们可以猜测到那些平常与它们需求量差不多的河南、湖北、广东可能要加洗，接到订单之后就可以直接发过去，这种快速的反应是以前没有过的。
口述：钱月明（中影进口影片发行一公司发行处工作人员，曾参与《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发行）
煽的不是爱情是亲情
1990年6月左右，《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首先是在武汉热起来，然后是上海，在全国铺开放映是在9月份。到1990年底的时候，我们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达到了2亿多人，票房上亿元———当时的电影票价有1元到3元的，也有三五毛钱的。这个电影在当年是越演越好，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部片子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特别煽情。“小强”和“母亲”的扮演者都不是很美，煽的也不是爱情而是亲情，电影也叙事平淡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但它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因为在它之前观众看了太多动作片，需要调剂一下口味，这种伦理悲情剧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要。其实我们发行部门和宣传部门都没有把这部小制作的电影当回事，它完全是靠观众的口碑来宣传的，另外，它的主题曲在片中出现了四五次，街上小孩都会唱，这也是间接地为这个电影做了宣传，观众们都知道看这部电影要带手绢进场，不仅花钱买票，还哭个痛快。
口述：翁立（中影放映发行公司副总经理，曾参与《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宣传）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背景
没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
《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台湾独立制片富祥公司于1988年摄制的低成本伦理悲剧片，故事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由陈朱辉与柳松柏编剧，陈朱煌导演，杨贵媚、李小飞、谢小鱼主演。它是台、港通俗影视产品中最典型的家庭伦理大悲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台湾公映时，并没有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映了几天便静悄悄下片了，在海外市场更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不料在两年之后，《妈妈再爱我一次》竟在内地造成了空前的轰动。
■花絮
“全中国最知名的妈妈”
谈起《妈妈再爱我一次》中那个经典的“年轻妈妈”角色，杨贵媚曾经回忆说：“当时我才十八九岁，就让我演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幸好有我妈妈在背后当军师。最后电影拍出来后，我妈妈带头感动得直掉眼泪，直夸我体会到当母亲的真髓了。”演完《妈妈再爱我一次》后，杨贵媚在内地拥有了极高的支持度———她去打车，司机不肯收钱；她去住店，服务生抢着要帮她买单。至今还有太多的观众对她这位“全中国最知名的妈妈”念念不忘。整理刘晋锋
■学者视点
两地观众在心态和情结上比较接近
《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轰动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现象。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请他来剖析一下影片成功的原因和影响。
陈山表示，80年代末期是内地的商业片高峰时期，都把港台作为自己借鉴的对象。台湾动作片不发达，但它的悲情片符合中国人的心态，代表了内地观众的观影情结。拍摄《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台湾文化已经在转型了，正在批判琼瑶电影，而侯孝贤、杨德昌等人处在上升阶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地正在涌动商业化的大潮，《妈妈再爱我一次》其实也是当时的中影集团一次市场化的探测。
《妈妈再爱我一次》之后，相类似的悲情题材都引起了轰动，这暗示了中国内地的观众和台湾观众在心态和情结上比较接近，它们的成功也提醒了我们要往市场化的方向运作电影就要考虑观众，尤其是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不要以为动作片是解决市场化问题的惟一出路。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电影笔记
把哭泣变成一场狂欢
我小时候生活的县城，不是现在的样子，是个小小的小地方，小到什么程度？就是从城东走到城西，穿10英寸的高跟鞋也不会走到断脚，倒是因为熟人太多，打招呼打到手软，嘴皮说到发麻。
县城不大，却有城南城北两家电影院，影院门口的开阔地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一般都是晚饭、聊天、电影一条龙，一碗馄饨加上个荷包蛋，一把羊肉串，再来俩烧饼。都是熟人，坐在一起聊聊马上要看的电影，一场浮世绘，充满生的热闹。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熟人们碰头一边交流着如何感动怎样流泪，一边张扬着自己看到了第几遍———连一向自诩爷们的粗汉子也不再为落泪难堪———一场电影，可以让大家在开始前欢欣鼓舞，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喋喋不休着自己看上一场时哭湿了几块手绢；也可以在散场后让男女老幼滚着泪珠露出笑容，说“看了第五遍，还是那么感动”———这种可以任人炫耀哭泣的功力和泛滥善良的立场的电影，在我26年的有限时光里，除了《妈妈再爱我一次》，再未经历过。尽管《泰坦尼克号》也刮起过“湿巾”狂潮，但基本集中在女人的阵营，即使这样，还要在灯光透亮前偷偷擦掉眼泪，毕竟，为爱情的哀伤远不如为亲情的感动那么容易被欣赏。
隔着十多年，把电影翻出来再看，当年在哪一个镜头前开始落泪都还记得很清楚，只是现在会提前笑着说，“嗯，该哭了！”特别是一想到这个电影里的小强搞不好就是周星驰后来在《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小强”，几乎是在泪中把自己笑成了一朵菊花。对于我这种“泪点”比较低的人，报纸上随便哪一条伤人害命的新闻都会让我泪如雨下，这样的眼泪当不得真———只是去哭泣，而不进行思考，不过是人类本能的情感释放，谈不上现实主义或批判主义的光芒。但所谓的苦情戏，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气氛，一种把哭泣变成狂欢的气氛。
所以，与其说《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一部电影，不如说它是一枚催泪弹，为那个年月的集体想望哀愁的人准备的一枚催泪弹，一枚令人快乐的催泪弹。
这种类似的感受我开始因为看《超级女声》而再次获得，那么热爱“超女”，并不为她们的“想唱就唱”，而是那些每周可以在电视上出现的小女生们，成了自己和周围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谈论，可以思念，可以向往———这样的娱乐，不需要意义，只要疯狂。□玛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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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偷菜人 于 2007-7-10 09:5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