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普通话，进而说普通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因为方便交流，容易让你走出乡间里巷，容易让民族大融合。更大范围的普通话，现在看来非英语莫属，学好了，让能顺利地接受世界级的先进文化，迎接世界或者做向世界，都是很方便的事。
但语言问题上的实用主义与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存在实质的抵触的。我们现在许多的学者，都津津乐道于某某外来词语，其实是翻译得不准确的。去年12月开“科学与宗教关系”学术讨论会，单纯教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许多误解都是翻译不准确造成的。他告诉我们，甚至连“形而上学”这样的词语都词不达意。这虽然是提示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需要认真准确的语言对接，但同时也表明语言的翻译困难重重。我听一个作家——好像是莫言吧——说过，只有方言才是最能表达斯人斯地的事情的。在特定的语境里，方言的表现力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语言的普通化标准化规范化，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是实用哲学的必然结果。假定一个人接受语言文化的能力、他脑子的语言容量是一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语言必定挤占了原本属于他所在群体的民族的语言的空间，这样的有得有失往往是出于生存竞争考虑的，无奈，但牺牲的往往不是世界性而是民族性。且不说直接的外来语对民族语言的压制和淡化，就是翻译语对民族语言的淡化，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的学者是注意了语言对接的困难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民族既有的语言元素解决外部文化准确对接的难题，这样的结果是造就了大量的新词。而一旦这样的新词处在强势文化的地位，它就有紫茎兰灭杀本地生物一样的力量强占民族的文化空间。“科学”一词，本不是中国造，它是从日本引进的。在此之前，我们在翻译时获得的词语是“格致”，很民族的东西。“科学”和“格致”在词意上是很难完全等同的。“分科的学问”并没有显示“格物致知”的丰富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所使用的科学，它仅就自然科学而言。人类知识的另一个大类则需要“科学”前面加“社会”两个字。现在我们看“大学之道”，它是一种“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的学问，它包涵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重要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中间所存在的逻辑顺序，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则需要“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自然科学的内涵就此体现。可惜这样的词语，我们后来就没有使用了。因为新文化运动者觉得“科学”更能对接那个叫science的东西。这样，我们引进了外来的“科学”，却丢掉了自己的“科学”。这是五四时期的事情。现在更有甚者，很多人已经连“科学”也不用了，直接呼science，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个别人的率性而为，而是倡导到学校的课堂了，美其名曰“双语教学”。

如果只有“科学”堪与science对接，我们是应该认同的。我这样说的情怀里有民族的文化的守护，因为我们失去了“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毁灭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文化的趋附是大众的天性，就像文化固守是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天性一样。我们清点一下近年的流行词汇就会发现流行的力量有多大。“弘扬”、“举措”等词语曾经风行一时，以至于一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中都多了很多叫“弘扬”的，而毛泽东时代最为抢眼的“发扬”这样的词语、我们习以为常的“措施”这样的词语，在某个时候几乎绝迹。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叫“引领”的词语正在蚕食侵占“带领”或者“领导”的领地，而“诉求”之后，大有不再“追求”不敢“要求”之势。这是政治强势的结果。
经济是语言侵占的最大强势者。我们对外语的趋附就是如此。在国内，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我所在单位的一个副主任在一个大会上勉励大家“爱拼才会赢”，因为在他那里“书山有路勤为径”这样的诗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样的俗语都被流行歌曲挤走了。当然，这不是词语的问题。一个时期南方的经济炙手可热，于是我们的语言也被南方俚俗“引领”了，其中一个最令人反感的词语叫“发烧”。直到有一天，央视的播音员抛弃长期以来的“追随者”、带来一群“发烧友”，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文化的走向是自由的自然的，不是几个愤世嫉俗的人可以左右的。我们想免追风之俗都难。

语言强势必然导致语言自卑。这就像你要拼命学粤语而人家广东人不会稍微用心一点学湘方言学川话一样。我所在的地方，原本对丈夫称“男人”对妻子称“堂客”的。南风骤起后，一律改为“老公”“老婆”了。只有我在公共场合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你家男人呢”？人家的反应往往是：“哎呀，土死了。”我说这个土土得好呀，你怎么不接受？什么叫男人，那是有形有色的词语呀。你看人家书里说，“我希望你像个男人”，多赞美的语言。虽然此男人非彼男人，但赞美之情两处都有。再说“老公”，在我们本地的语言里倒是有，不过是不用在自己丈夫身上的。我们这里称“情夫”或“偷人的汉子”叫“野老公”。在“老婆”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是“老”，一个是“婆”，我不去评价它也罢，但总不至于就这样可心可爱了。你看我们自己民族自己群体自己圈子里的“堂客”，堂上的客人呀，可敬可亲。为什么有人觉得男人堂客就土俗？因为伴随这些词语来的，是落后甚至愚昧。殊不知落后之间也有先进、愚昧当中或存睿智。我这样说还不行，那你看《红楼梦》吧。那里面的炕上的屋里的谁谁家的老婆孩子他妈就叫做：堂客。

我有一个寻找本土语言的习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对本土的语言知之甚少。语言启蒙于母亲。我的母亲是个文盲。我曾经也对自己母亲的语言甚不在意，直到某一天品位母亲语言发现闪光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告诉我做事要有整体性，不要把事情做得“残篇断简”。或者吃着吃着客人来了，家里没有什么可添加的食品，母亲请人吃饭时会反复对不起客人，说我们都“吃得残篇断简”了。我很长时间在描写这样的场面时，都喜欢“半途而废”或“残羹剩炙”，其实那个年代我家的餐桌上往往既有羹无炙的。直到有一天我仔细揣摩“篇”和“简”为何物时，才惊异于它是如此古朴和高雅。原来下里巴人的母亲也是说得出阳春白雪的。我觉得这样的词语在那样的语境里无可替代。虽然“残篇断简”在很多语言区都是找得到的，但我宁愿认为这是我们的土语，是我们土语里先进的睿智的那部分。

许多时候，我们竟困惑于无法找到一个美丽方言的对应语，因为我们的贫乏，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普通了。我们竟变成了听不懂父辈的一群。听不懂父辈是有原因的，但我们竟宁愿相信这是我们的高贵和父辈的土俗无知，是因为他们而不是因为我们而形成的代沟。我们肤浅而不自知。功利主义下的语言统一造就了我们的肤浅。2005年底我到贵州遵义田野调查的时候，听本地人描绘一个宣判大会时说那场面很“闹热”，我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个别的语言习惯而没有在意它。直到发现很多的遵义人都这样说时，我才相信，在遵义或者更广阔的云贵高原，“闹热”是不能用“热闹”替代的。他不仅仅是词序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我的家乡也有。普通话里有一个“洒脱”，在我们家乡没有。我们家乡叫“脱洒”。我们家乡的“脱洒”有“洒脱”的含义，但又有“洒脱”所不具备的含义。他不完全包括“言谈举止自然而不拘谨”这样的普通话语意义，它更多的是指一个人没有家庭的拖累或牵挂，可以相对自由地过日子。这样意义的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浏阳几个农民突发奇想徒步晋京，要参加“春晚”，其中一个长相不怎么样的人自己说自己“长得这个样范”，我的眼前一亮。“样范”，这可是我用了一生却没有找到书面表现的词语呀。长期以来，我说的是“样范”写的是“样子”，普通话教育让我在乡亲们面前失语口是笔非。

女儿在奶奶家要吃香菜，现在仍到母亲失语了。我去弄来。孩子的奶奶说，原来的芫荽菜呀。我给女儿说，看，到农村学语言来了不？
其实只是一个词，在私塾中最先就要学的，是《杂字》这门课里的。现在从幼儿园开始，《杂字》好像就没有了，或者变成“飞机”“大炮”了。全国人民都在说“香菜”，只有穷居深山的母亲们才保存得住“芫荽”这样的“土”菜，真正的绿色食品

没错方言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另外建议楼主一下下次把字体往大来放一哈，字小的看起来好着急哦。

不错，看看。  

呵呵,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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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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