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2017年高考诊断考试语文试题
第Ⅰ卷 阅读题（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由于仪式的表演性，人们很容易把仪式当作戏剧，但仪式不是艺术，仪式与艺术本质的不同在于仪式的集体性情感与艺术的个体性情感，表达个体性情感是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根本因素。
在西方学者看来、体育是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游戏，不是艺术，实际上，体育与戏剧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与仪式同源共生，古希腊戏剧节与运动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中国古代屡屡诉诸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亦表明，“赛会”是为了“迎神”。“赛会”不仅有戏剧性的表演。亦有体育性的竞争。人类学家哈里森说，仪式体现的是死亡与再生之争，所有仪式都暗含比赛的因素，比赛的实质是人战胜神、他人乃至自身，当作为个体的人凸显，艺术就具有了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因此，体育也是艺术。
将体育与戏剧进行比较，即可以看出体育作为艺术的特征，体育赛事与戏剧表演是如此相似：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能使观众从他（他）身上想到与他（她）竞争的其他运动员或演员，以及化（她）所属的团体、民族、国家。运动员和演员之所以具有“明星”的特征，是他们作为个体照亮了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甚至是全人类，当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越来越显出“明星”的特征，艺术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
体育与戏剧不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相似，在内在精神上亦具有本质的相通。古希腊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表达宣传社会伦理教化的目的，宋元戏剧则将英雄的冤屈表观善恶有报的民族国家伦理内涵。与戏剧担负着建立民主、和平社会秩序的使命相比，结合“公开、公平、公正”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的口号，不难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
体育艺术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方面，体育的快节奏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相吻合：另一方面，体育的真实存在体验亦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同步。与戏剧通过虚构与想象未表观真实性不同，体育本质是：无须想象，这就是真实。此外，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程式性的，只要演员不变，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的同一场戏大抵雷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是不自由的，而体育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次赛事中夺冠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下一赛事的冠军，体育总是制造未知的悬念，因而从不重复，历久弥新。
戏剧与体育赛事都具有表演性。体育的表演是以真实代替幻觉、真身代替偶像，因此，体育中的表演者——运动员被赋于了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在体育赛事中，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获奖运动员与国旗、国歌以及本国观众一起，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发挥到极致，体育艺术不仅为运动员，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真正开放的、没有边界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放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人们不再迷恋虚幻的神，而更钟情真实的神，这反映出人类新的历史文化观。
（摘编自汪晓云《体育也是艺术》）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仪式不是艺术，仪式表达的是集体性情感，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中主要的条件是个体性情感的表达。
B．戏剧与体育都源于仪式，表演性使得戏剧与仪式建立了联系，“比赛”实质使体育与仪式保持着天然的联系。
C．当人战胜神、他人乃至自身的个体性情感出现时，艺术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不再有仪式的集体性情感。
D．运动员在比赛中，能使场上的观众想象到与他相关的其他运动员、团体、民族和国家，这是运功员的明星特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的体育比赛同祭神仪式的举行有关，是因为竞赛是祭神仪式中的重要环节，人们通过竞赛表达死亡与再生的斗争过程。
B．体育与戏剧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体育比赛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戏剧体现的是对民主、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C．戏剧通过虚构与想象来表现真实性，艺术创作中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想象与变形，因而与体育相比，其体验的真实存在是打了折扣的。
D．体育赛事与戏剧表演相比更能给观众带来自由的体验，是因为运动员的表演总能制造未知的悬念，给观众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受。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是以“赛会”形式“迎神”，由此可知，中国各地流传的端午节“龙舟竞渡”，正是“迎神赛会”的遗存。
B．体育艺术的兴盛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体育比赛中的快节奏和真实存在体验契合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快节奏和理性化。
C．运动员在体育表演中的真实性，会使运动员被赋于民族国家属性，这将提供给观众真正开放、没有边界的集体，丰富着对集体观念的理解。
D．人们崇拜体育明星的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人类新的历史文化观，只愿意相信真实生活中的英雄，而不再相信虚幻想象中的英雄。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时，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有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或许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因此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是——要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证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高高兴兴的。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以遵守法律的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问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我答道。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了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话中有话，既写出了“我”悲欣交集复杂的表情，又为故事后面“我”的被捕作了铺垫。
B．“我”假装不知道“要你高高兴兴的”的法令，百般抵赖，想要寻求逃脱的机会，因为“我”是一个惯犯，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
C．警察看到“我”在港口的样子，就注意到“我”有违反法律的行为，还表情严肃、冲冲地逮捕了“我”，说明警察是主张正义的人。
D．小说中“幸福与肥皂”口号下人们的表现，是小说中隐约可见的叙事背景，也是深刻的社会背景，巧妙地暗示了新政策对百姓生活的改善。
5．“我”在小说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6．小说为什么以“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为结尾？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6分）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手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