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版至今，《醒来的女性》这本讲述女人经历的作品，在全球被翻译为22 种语言，销出2000多万册，和《一九八四》持平。

“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认为，如果有钱，还有自己的房间，女人就可以从家务中喘口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女人真的拥有一个房间时，事情就会有所转变吗?一个女人可以读书、写作就能为她赢得尊重而不是非议吗?这本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醒来的女性》，英文名就是《The Women’s Room》，最近由未读文化引入中国，以长达四十万字的女性故事回应了以上问题。

小说以女主人公米拉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线索，串联起米拉的女伴们——多个女人从结婚、怀孕、生产到离婚等连环困窘而屈辱的经历，并用“肮脏的细节”逼真地描摹出她们在其中各自的细微心理，以及殊途同归走向“沉沦”甚至“毁灭”的过程。

《醒来的女性》

玛丽莲·弗伦奇 着 余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7月

女人是如何被毁掉的呢? 表面上看，生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生活得相当舒适:住在大房子里，丈夫做着体面工作、收入不菲，每天要履行的职责就是做好妻子、母亲——打扫卫生，做好饭菜，陪伴孩子，还有等待丈夫回来，她们在婚姻里的角色也最好是丈夫甜蜜听话的“女儿”，或者是有抚慰功能的“母亲”。

如果有什么会打破这样生活的平衡，那就是书中女人们接连不断、毫无防范的怀孕。女人怀孕的过程被描写得非常可怖，“避孕套上的小针孔将你变成了一个行走、说话的载人车辆，”她们像战壕里的士兵一样，持续忍耐着长达九个月的闷热，“你不得不待在那里，而且一待就是九个月。这个士兵甚至开始渴望开战，即便牺牲或者残废也心甘情愿。”而最令女人们痛苦的并不是怀孕或分娩本身，而是丈夫的“冷漠与麻木”，还有“医生与护士的蔑视”，以及“躺在床上将双脚放进马镫形皮带里，让人随时可以看暴露在外的阴部的耻辱。”

如果孩子生下来了，那么她们的生活就会重新回归到安详而无聊的状态中，女人们每天重复相同的劳务，与相同的交际圈，说着相同的关于孩子的话题，“阳光时有时无;有时穿夹克，有时穿棉衣和靴子;对孩子的如厕训练有时顺利，有时寸步难行;有时，床单会被冻结在晾衣绳上。” 这样的生活“比那些成天在收费站收硬币，在流水线上检查罐头的人好得多了”。但是女人总归是被孩子和丈夫拴住了，哪儿也去不了。就像主人公米拉她逐渐发现，在自己的家中，丈夫和两个孩子都过着自己要的生活，只有她围绕着他们团团转，她成为了一个仆人，一个自己家的仆人。

“多少年来，她们用厨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们四处寻找便宜两美分的四季豆，她们学会听到咳嗽声就醒来，她们伤透脑筋去计算最有效、费时最少的方法为男人们烫熨白衬衫，清洗厨房地板并打蜡，一边照顾家里孩子一边工作，或者把去酒馆里的钱存起来，供孩子上大学……肮脏的细节并非大多数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当女人们想多突破现实的无聊时，她们就召开派对，在派对里她们焕然一新，然而还是和往常一样跟女伴们聊起孩子，只不过把往常的咖啡换成了威士忌，而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汽车和游戏。于是她们有人也暗暗期待“越界”，因为“出轨”会为平静的生活带来波澜，然而又复归更加麻木的现实。

成为女人意味着要生产、要服务、要不得不如此生存，如作者所说，“她们早已习惯了那些未曾言明的、未经深思的压迫。他们没有选择地自动适应了自己的生活”。小到性的不自由，大至人生的不自由，这些中产家庭中的女人所受的局限，甚至和契诃夫所写的《萨哈林旅行记》里记录的女苦役犯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契诃夫见到的女苦役犯必须找到与当地能够同居的人，才能生存下去，她们要忍受不断地怀孕生产，还有同居者的辱骂虐待，毕竟她们无法自己挣得生存的必需品，只能仰仗男人，就像《醒来的女性》里，中产阶级的妇人们，也都要不停地被提醒，赚钱养家的是丈夫。

而讽刺的是，小说里的女人们并不是完全依靠男人，这种看起来天经地义的权力关系有时候被逆转——是男人依靠女人养家，但视她为自愿贡献。主人公米拉放弃了去纽约，接受了打字员的工作，支持丈夫读书，在接连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自己就要被生活吞噬，渐渐沉沦，但是没有人可以来帮助她。“要毁掉一个女人，比这简单的方法多了去了。你根本用不着强奸她或杀了她，你甚至不用打她。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你甚至都不必这么做，你只需要让她在你的办公室做一份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作。” 在离开家庭之后，米拉与哈佛的研究生同学讨论男女性别之时，才幡然醒悟，“告诉女人她们因为放弃了自我所以很伟大，就相当于鼓励她们继续这样做。”

这部小说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故事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小说作者玛丽莲·弗伦奇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不时会穿插自己的见解，并提醒读者，她所写的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每个人物、每个事件都真切发生过，正因为如此，才会显得那么令人厌烦与痛苦，“我在写这些时也会感到厌烦，就像你们读它时一样。当然，你们有的选择，可我没有。我之所以厌烦，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它确确实实发生过，它令人厌烦、痛苦，充满了绝望。“玛丽莲·弗伦奇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工程师和百货商店店员的女儿。她的故事与主人公米拉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她们都从小热爱写作，结婚后打工以支援丈夫读书，最终也在中年进入哈佛大学，后与丈夫婚姻破裂。

玛丽莲·弗伦奇 (1929-2009)

小说出版之时正值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后期，其中对于女性生活的大胆描写与两性关系的揭露，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评论界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总是在讲述女人的私密经历还有家庭聚会，不时穿插作者个人的看法，非常“激进”“冗长”;有人将米拉从家庭中走出，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为那些从当时的社会规则中寻求解放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故事”。自出版至今，这本讲述女人经历的书，在全球被翻译为22 种语言，销出2000 多万册，和着名的《一九八四》持平。沉闷冗长也好，充满力量也罢，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成为女人，是多么艰难。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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