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一群日本孩子在泰国清迈机场候机看书的照片，很多人盛赞日本的教育以及孩子们爱学习的精神，并批判我们国家的孩子缺乏这样的精神。近日，一组西安小学生赴日交流，在机场席地看书的照片同样引发热议，但相反的是，他们被一些网友批评为作秀、摆拍、“老师事先安排的”。

同样是在候机时看书，却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评论说，这反映出“国人的自卑以及对教育的焦虑”。

两国孩子读书是“爱学习”还是“作秀、摆拍、‘老师事先安排的’”，恐怕都不能主观臆测。如果没有经过调查就匆忙得出“这反映出国人的自卑以及对教育的焦虑”的结论，恐怕也有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之嫌。

但在这个由机场读书引发的你来我往的争论，的确有值得我们思辨的空间和必要。从心理学层面而言，爱屋及乌是一种无褒贬色彩的中性词。但其发展到极致，可能就会演变为一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不自信心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作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心理学现象：日本经济发达，孩子看书就很自然而然被贴上“爱学习”的标签，我们经济暂时落后，孩子看书就被贴上“作秀”的标签。不过，这种来路不明、人数不详的言论，仍然不能作为得出“国人自卑”结论的依据。

客观而言，日本目前的文明发达程度在我国之上。我在五六年前曾赴日旅游，沿东京、大阪、京都、仙台一路走下去，的确切身感受到日本的繁华和国民的文明。整洁的街道，干净的店铺，斑马线前戛然而止等待行人通过的机动车，见面点头致意的友好陌生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值得我们学习。

反思我们当下，的确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倒地老人不敢扶的尴尬，横穿斑马线的匆忙路人，真假难辨的行乞者，把脸丢到国外的极个别低素质游客……这的确令人汗颜也值得我们反思改进。但这不意味着，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得出“我们的孩子读书是作秀”以及“国人自卑”等结论。

回望历史，直至今天，我们从来不缺“不自卑”的中国人。从“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李大钊，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从“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到“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的江竹筠；从破除种种阻力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到“老山人”、“科技财神”、“太行新愚公”李保国；从庙堂之上的高级领导，到江湖之远的寻常民众……无论哪个年代，不管什么岗位，都可以看得见一个个充满自信、执着追求的中国人的身影。

不管是哪国的孩子在机场读书，都值得肯定，都不宜根据外在因素贴上不同的标签。少些无谓的臆测，多些踏实的点滴付出，多在教育进步、民族复兴和个人发展的道路上洒下辛勤的汗水，恐怕更有价值。

（作者杨红星，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70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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