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2岁的安徽桐城天城中学教师方国虎被发现患有心脏病后，因带了5个班的课，其中还有一个高三班，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他拔掉针管，瞒着家人与学校领导到校上课，想坚持到高考过后再住院治疗。近日，方国虎正在清点学生人数时，不幸突发心肌梗塞倒在教室里，再也没能醒过来。（《新安晚报》5月30日）不论是“打吊瓶上课”，还是“单膝跪椅上课”，抑或“拔掉针管上课”，这些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坚持上课的教师们，既让人感动，也让人痛心。这边，教师需要教书育人的责任与担当；那边，劳动者需要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权益保护，当二者难以协调时，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尴尬。

在一些教师的价值排序中，教书育人“等不及”“伤不起”，尤其是即将高考的高三年级，有疾病可以“忍一忍”“等一等”。在“一切为高考让行”的裹挟下，为了让孩子顺利参加高考，一些人作出牺牲是必要的。这种“代价论”表面上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极具合理性和人情味的理由，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道德绑架”，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变相剥夺。

有学者在评价乡村教师的时候，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就此而言，教育应该是可持续的，对教师们的过度消费，不可避免地会对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位“拔掉针管上课”的教师，无疑是爱岗敬业的标杆。只不过，带病坚持上课的教师，却让自己处于生命安全的危险地带。教书育人需要“燃烧自己”，这样的“爱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我们在对这位“拔掉针管上课”的老师表示尊重和敬意的同时，也要明白这样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高考具有教育分层、社会流动的功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在教书育人和劳动权益保护的天平上，过于偏向某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实现二者的大体均衡，才能既实践“爱的教育”，也呵护教师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作者杨朝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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