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拿到一个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应该是一桩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事。但从国人的表情看，欣喜的固然多，撇嘴的也不少。一则因为屠呦呦没留过洋，没博士头衔，曾经几次落选两院院士，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顶级的科学家；二则因为在追溯她成长过程时，发现她的中学表现实在平平，成绩单上居然有60多分的记载，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能修成正果的慧种。但撇完嘴后细细想想，出问题的似乎不是屠呦呦，而是我们评价学者和评价学生的体制和价值观。

如何评选两院院士，是一个高大上的问题，虽然人们期待有关部门给出一个解释：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怎么就入不了法眼？但这个问题跟寻常百姓关系不大，受影响的主要是逡巡在两院门口，或能进或不能进的准院士们。值得我们寻常百姓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偶尔会考60多分的中小学生，他们或许就在我们身边，或许正生活在父母的焦虑、老师的嫌弃和同学歧视中，或许正因60多分而自暴自弃着……要知道，如今一个高中学生，要是拿着一张某科成绩60多分的成绩单，确实是没法见人的；而屠呦呦1951年就拿着这样的成绩单，进了北大。屠哟哟如果生活在65年后的今天，她还有可能成为屠呦呦吗？今天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不是正在以60多分的名义，扼杀着未来的屠呦呦呢？这才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某科成绩60多分，自然能说明这一学科不优秀，但丝毫不影响别的学科非常优秀。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这个“全面”理应体现在“德智体美”各个方面，而不应该体现在“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的各个方面。钱钟书当年考取清华，他的数学成绩就是15分；吴晗考取清华的数学成绩，居然是零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后来成为文史领域的卓然大家；就像高中某科成绩60多分的屠呦呦，照样成了中国首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用错误的“全面发展”观设计出来的考试制度，已经将无数钱钟书们、屠呦呦们排斥在清华、北大门外。眼下，未来的钱钟书们也许正硬着头皮在学许多屠呦呦们该学的东西，而未来的屠呦呦们也许正耐着性子在学许多钱钟书们该学的东西……钱学森一再追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就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错误的“全面发展”观也许就是祸根之一。

对于“全面发展”的误解，必然导致对于60多分的歧视。因为考试制度影响着评价体制，评价体制左右着教学行为。一个学生考了60多分，就会把全班平均成绩拉下一分，就会影响老师的业绩，就会影响校长对这个班级、这个老师的评价。这样的学生，就会成为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差生，就会落得老师的嫌弃和同学的埋怨，家长自然也不会有好脸色。这样的学生就会成为陪读的人。当评判好学生、好老师、好班级、好学校的标准发生了根本的扭曲，不仅所有的教育手段都有可能异化为学生成才的障碍；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形成可怕的合力，不允许教育合乎规律地回归到有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轨道上来。钱钟书和屠呦呦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在今天重现。

就算成不了屠呦呦，60多分也不应该成为学生被歧视的理由。学业成绩差，并不表明生存能力低，也不说明竞争能力弱。几十年后再开同学会，最风光的买单者，往往就是当年学业成绩特别差的那些人。这也应该让老师明白成绩差的学生不该歧视，让家长明白成绩差的孩子未必没有前途，让学生自己明白成绩差不是自暴自弃的理由。（慕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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