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酒业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酿造技术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品种，另一方面是各民族与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引进了许多品种，形成了各种地方特色。高昌有葡萄酒，北方有大曲造酒，南方则奠定了小药曲酒的酿造基础。

《唐国吏补》卷下记有“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酒，法出波斯。”其中长安一地就占四种。

当时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是全国酒业的中心，酒的酿造、买卖都很发达。诗人们咏及长安美酒，赞不绝口。刘禹锡“劝君多饮长安酒，南陌东城占取春”。说明长安名酒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酒的买卖也很繁盛。

长安常住人口包括普通百姓、皇族、宦官、宫女、官员、禁军、僧尼、国子生等。另外，入京应举者、各地驻京人员、各民族朝觐使团及各国使者、商人等，“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大量消费人口的生活，依赖于市场商品供应，同时也刺激了市场经济的活跃，这是长安酒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和有利条件。

长安酒业是在全国酒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唐书》卷53《食货志》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居全国之首。

市坊酒家从整个唐代长安的酿酒业看，这种自酿自用的酒类生产，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长安，私家能够酿酒的多半是富商巨贾、豪门贵戚。主要原因是城市中农业人口少，平时维持生计的粮食都要取之于市，没有能力酿酒。

市民遇节日，重大祭祀活动或来客人时，多于市上取酒应酬。戴叔伦有“客来应是酒频赊”的诗句，岑参也因“爱客多酒债”。“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说明城市中酒业发达，随处可买到酒。

唐代长安有几个酒类生产中心，以出产美酒闻名全国。西市是长安城中一个着名酒类生产地，唐代十三种名酒之一的“西市腔”即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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