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宁夏银川市，2005年8月17-19日
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之研究
——《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四
李培业
(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摘  要〗本文根据明初金幼孜(1368-1431)所撰的《会宁伯李公墓志铭》以及其他史料，做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对李南哥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列出了一个大事年表。对李南哥的历史得到了较多的了解，纠正了史志及家谱中的一些错误。2、对李南哥的族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史学界的不同看法加以辨正，对其西夏皇族后裔问题，进一步得到论证。3、以明代初年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李南哥父子高攀西夏是不可能的，所谓李南哥父子高攀西夏的说法是无根据的。
〖关键词〗李南哥   世居西夏   显宦大宋
(一)
1995年8月于银川召开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结识台湾大学王民信先生。我和周伟洲、王民信先生在水洞沟遗址参观时，三人一齐合影，作为纪念。
1999年十二月，台湾算学会会长叶宗义先生来西安和我会面，我请他捎带一本先父李鸿仪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赠送给王民信先生。旋即收到先生函，并寄来《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复印件一份。信中云：“令尊所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一册，已收到，并略拜读。所收集资料丰富，颇令人敬佩。暇时翻阅资料，知明人金幼孜《金文靖公集》收有《会宁伯李公墓志铭》一通，令尊编《世谱》时似未收录，今特复印寄呈。”经查所复印资料，系出于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金文靖公集》(1970年影印)一书，原本系明成化四年(1468)金氏家刊本。
其实，早在1994年，王继光先生已经发现了此墓志铭，并写有《跋李南哥墓志铭》一文。[1] 我囿于见闻，未见此文。不然在整理《西夏李氏世谱》时，定会将此重要史料收入“碑志谱”内。
查王继光先生在文中所录的墓志铭，来自《四库全书》本。除印刷错误三字外，尚遗漏八字。特别应指出的是《四库本》将原文中“屡从太宗皇帝北征索虏”窜改为“屡从太宗皇帝出征北敌”。此乃馆臣所为，以避忌讳。明代文献中往往以“北虏”指满族，如万历年间刻印的程大位《算法纂要》(1598)序中有“乃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语，入清后再不敢重印。[2] 此处“北征索虏”实际上指的是李英多次随从明成祖征北蒙事，并非指满族。馆臣害怕“虏”字出现，清代著述中多将明代文献中的“虏”字窜改为“夷”字，皆为避讳而为。
为了让人们看到原文原貌，我们以金氏家刻本为据，重新发表全文如下：
会宁伯李公墓志铭
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英，以所述先考会宁伯之官封事迹一通，泣拜请余为铭，以志其墓。余辞再三不获，则为按状而序之曰：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母公(龚)氏，赠夫人。公姿貌丰伟，性质直。自幼志气超卓，为乡人所推。比长，颇习武事。番族部落，皆信爱之。
我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薄海内外，皆称臣奉贡。公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特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其后，西宁建卫，置官府，公屡效劳力。招徕西纳诸族先后来朝者，不可胜计。既又奉命建罕东、安定、曲先三卫，令岁入马三千余匹，至今号金碑马云。已而千户析者孙构逆谋，祸延于众，公独被旨无扰，复升卫镇抚，阶武德将军。且给公符验，但有以无理相加者，许驰驿来奏。及西纳族指挥板麻领直答儿，千户领真奔，协比为恶，不守礼度。太祖高皇帝命公禽二人以献，特升指挥佥事，阶怀远将军，重加赉赐。其后公老退休于家，遂以子英代其职。
英克承公教，尽心朝廷。屡从太宗皇帝北征索虏，累劳升陕西行都司指挥佥事。今上皇帝莅阼之初，复右军左都督。公雨膺封秩，皆如其子。又以英封，由都督进封会宁伯。然公虽耆龄，其心拳拳不忘朝廷。时英奉朝诣京师，公匍匐万里，备良马方物来贡。上嘉其诚，优赐银币，即遣其西还。比至家数月而卒，时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也。享春秋九十有三。上为感悼，特遣中使谕祭，且命官司营葬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
公娶王氏，赠夫人。子男二人：长英；次雄，锦衣卫千户。女三人：长适指挥班贵；次适汪福；次赘婿薛(某)。孙男三人：长文，陕西行都指挥使；次武；次昶。孙女三人。为之铭曰：
侃侃李公，夙秉忠义，来归太祖，累效劳勩。至于太宗，益勤弗替，既昌厥家，以畀其子。子有禄位，实公所致，公享其福，恩宠荐至。冠缨峨峨，照耀乡里，寿考令终，无憾生死。公去日远，九原难起，最事以铭，属于太史。巴州之原，公藏于此，奕世有闻，尚告来裔。

此墓志铭中有两字，应加说明。其一，“母公氏，赠夫人”句中“公”字，应为“龚”。因《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因碑额篆“赠王氏夫人墓碑”以下简称“王氏夫人碑”)中有：“祖母龚氏，赠夫人”句；[3]《李英神道碑》中有：“曾祖妣吴，祖妣龚，妣王皆夫人”。[4]此两处龚氏，皆指李南哥之母，此文中以同音字，“公”代之，应改正。其二，“次赘婿薛某”句中“某”字，为《四库全书》馆臣所加，原书阙空一字。大概写墓志时，作者未知其名，留待刻碑时加之。
此墓志铭应作于宣德五年(1430)李南哥逝世不久，因此时作者尚未知李南哥下葬日期，因而在文中出现“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句，待下葬刻碑时填加之。作者金善又于次年去世，所以写于宣德五年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墓志铭可以订正以下几点史实，此乃《甘肃新通志》、《清史稿》及《西夏李氏世谱》所误记者：
1．李南哥卒年，由此墓志铭，可确知为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享年九十三岁。由此推知其生年为元至元四年(1338)，入明时已三十岁。《清史稿》记为永乐五年卒，是根据《甘肃新通志》中“碾伯李土司传”。《世谱》亦据此误记。其外，《甘肃新通志》“李南哥传”中言“子英以功封会宁伯，并封南哥如子爵。”而《清史稿》误抄为“宣德二年，赠南哥子爵。”阙一“如”字，造成极大错误。[5]难怪有人认为李南哥只封子爵，是以讹传讹也。
我在整理《西夏李氏世谱》时，已发现此问题。宣德二年(1427)李英封会宁伯，南哥亦赠会宁伯，此时南哥尚在世；宣德三年(1428)宣宗尚给李南哥下过敕诰。[6]何言李南哥已于永乐五年(1407)逝世。现在终于明白，永乐五年李英袭职，此时李南哥因老退休，并未逝世。
2．家谱中均载李南哥葬于灵州，而此墓志中则言：“葬西宁之巴州山。”铭文中又言：“巴州之原，公藏于此。”李南哥夫人王氏神道碑铭文中言“丘陇之卜，巴州之阳。阴阳结聚，松楸郁苍。”其子李英神道碑中有：“以疾终于正寝，归葬西宁之巴原。”铭文中又云：“巴原奥区，山川巩固，伉俪并葬，以笃终祜。”巴原即今之青海民和县享堂村。李英与其母均葬享堂，那末李南哥亦葬享堂，是和夫人葬在一起的，在享堂前佳城之内，称十三门享堂者是也。观先父所绘莹墓图，在前面围墙内的即是。[7]由此我们可知葬于青海之第一世为李南哥而非李英。也就是说元代先祖均葬灵州，到明代就改葬青海了。
3．墓志铭中记有李南哥孙男三人，长文、次武、次昶。李文为观音保之子，南哥之侄孙；李昶为李英之子，南哥之嫡孙，此皆《世谱》记载详明。唯独李武，《世谱》内中府鲁矢加第四子有名李武者，虽可算其为侄孙，但与此处李武不同。[8]因中府李武之兄尚有三人，皆有官职，墓志中却不记录，而李武为一良农，年龄最小，记录在李文之后是不可能的。我疑此处李武为另一人，为李文亲弟，《世谱》内记为李斌者是也。西府李氏家谱内记有景阳川会宁寺之祖有李武者，恐即墓志中所记李武。此一支李氏后因与西府土司不合，迁至乐都县双塔沟桃红营居住，有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已故李景白先生谱序为证，是我新近调查到的。
(二)
根据《李南哥墓志铭》及其它资料，对李南哥生平事迹，可作出一个简单的历史年表。
1、元至元四年(1338)，李南哥生。
其先唐季赐姓，显宦大宋，世居西夏，迄元祖任王府教授。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母龚氏。(《墓志铭》、《王氏夫人碑》)
2、元末，李南哥任西宁州同知。(《甘肃新通志》、《李崇文墓志铭》)
3、洪武四年(1371)五月李南哥以州归附明朝。明太祖敕李南哥曰：“尔李南哥久居西土，闻我声教，委身来廷，联用嘉之。今开设西宁卫，特命尔为之佐。授尔为西宁卫指挥使。”(《西宁卫志》、《世谱》)
4、洪武五年(1372)，设置西宁卫。李南哥增修城池，创置规划，甚称上意。(《李英神道碑》、《李崇文墓志铭》)
5、洪武八年(1375)，置安定卫，后建罕东、曲先诸卫，李南哥均主其事。置西宁茶马司，会诸卫以马易茶，岁进马3000余匹。(《西宁卫志》、《李南哥墓志铭》)
6、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李南哥随濮英都督前往盐池，收捕西番亦林真塔儿。(《阿土司宗图》)
7、洪武十三年(1380)，李南哥招抚西纳诸族，先后来朝者，不可胜数。(《李南哥墓志铭》、《西宁卫志》)
8、洪武十五年(1382)，其子李英生，是年李南哥45岁。(《李英神通碑》)
9、洪武十八年(1385)八月，土官千户祁者孙叛，李南哥招抚漫散西番人民，陆续归于原地住牧。李南哥被旨无扰。时李南哥外出，有人诱其夫人王氏从叛，王氏毅然骂曰：“尔背顺向逆，必不祥。吾夫受国之重任，吾受夫之重托，宁死而不去。”遂保祖宗家业，乡人贤之。事平，李南哥升卫镇抚，阶武德将军。(《阿土司宗图》、《王氏夫人碑》、《李南哥墓志铭》)
10、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南哥重建宁番寺。宁番寺旧名大佛寺，创建时间无考。(《西宁志》、《重修宁番寺记》)
11、洪武二十六年(1393)，李南哥前往罕东招抚，罕东酋长锁南吉刺斯归附。三十年(1397)，置罕东卫，以锁南吉刺斯为指挥佥事。同年并招抚巴沙族失卜鲁帐房人口于大通野马川居住。(《阿土司宗图》、《西宁卫志》)
12、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李南哥前往炒围，征剿亦林真奔，捉获亦塔思答等。(《阿土司宗图》)
13、洪武二十八年(1395)五月，李南哥仍前往炒围，擒拿亦领真奔，及西纳族指挥板麻领直答儿，差甘肃郎中阿失刺解送京师。李南哥特升指挥佥事，阶怀远将军，重加赉赐。(《阿土司宗图》、《李南哥墓志铭》)
14、永乐元年(1403)，李南哥建卧佛寺。征剿北寇，败之。(《西宁志》、《纳土司兵防志》)
15、永乐三年春(1405)，指挥佥事祁震，奉旨在西宁收买犏牛六百支，交于李南哥前往西藏去。(《祁土司官谱》)
16、永乐五年(1407)，吐番所部川藏，邀杀乌斯藏使者巩革锁南，掠其辎重。李南哥率指挥舍官鲁失加等前往乌斯藏，追征回还。(《李镇抚供状》)本年李南哥退休，子李英代其职。(《甘肃新通志》)
17、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李南哥夫人王氏逝世，葬于巴原(即今青海民和县享堂村)。(《王氏夫人碑》)
18、宣德二年(1427)，李南哥子英封会宁伯，赠李南哥如子爵。时英奉旨去京师，李南哥备良马方物来贡，上嘉其诚，优赐银币而还。(《李英神道碑》、《李南哥墓志铭》。
19、宣德三年(1428)，宣宗敕李南哥：“今忽得卿奏云：史昭有诬陷卿父子之言，盖卿之所闻过矣。此必小人离间之言，切不可信。”(《世谱》)
20、宣德五年(1430)正月十四日，李南哥卒，享年九十三岁，葬于巴原，与夫人葬在一处。
以上资料出于《阿土司宗图》、《祁土司官谱》者，系先父李鸿仪先生所采访，以《李南哥轶事》为题，抄录在《西夏李氏世谱》中。我在整理时，因其系片断资料，无类可归而未收入。今采摘引用，可补墓志铭之未备。据调查《祁土司官谱》毁于“文革”，《阿土司宗图》在1943年于右任到青海，借阅未还，今不知尚存在否。所以先父之采访记录，甚为珍贵，是研究李南哥历史不可多得资料。

(三)
《李南哥墓志铭》的发现，对河湟李氏族源问题的讨论，增加了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献。它与李南哥夫人王氏碑文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王氏夫人墓碑全名为《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在享堂西街头巍然独立，过往行人，嘱目其功，成为青海胜迹。我于1943年随父祭祖，犹瞻仰膜拜，恭读其文，惜毁于1951年。碑文由先父拓印保存，又毁于“文革”。所幸碑文载入李氏六门各种家谱，先父全部录入《西夏李氏世谱》中，得以窥其全豹。
永乐甲辰(1424)王氏夫人逝世，国子祭酒，国史总裁胡俨撰写过墓志，但至今尚未发现，可能仍藏在享堂墓地底下。此年冬十月，其子李英因功封右军都督府左都督，追赠其曾祖父梅的古、祖父管吉禄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特赠南哥如英爵。曾祖母、祖母、母均赠夫人。因此李英又请胡俨撰写碑文，特立此碑，“愿发潜辉，勒诸金石。”此碑立于宣德二年(1427)，距王氏夫人逝世已三年，碑额篆“赠夫人王氏墓碑”七字，故简称“王氏夫人碑”。其时李南哥尚在人世，王氏夫人碑中已述及李南哥事迹，故逝世后再不立碑，只刻墓志铭藏于地下。后人只从王氏夫人碑断定李南哥夫人葬于享堂，因未见李南哥墓志铭，误认为其归葬灵州。家谱记载错误，盖由于此。
先父鸿仪公在《西夏李氏世谱》内记载毁灭李氏享堂祖坟的经过，其中有云：“民国二十八九年，青海二旅驻军，于享堂修操场，于会宁伯佳城门外南面，掘土平地。发现正方形墓碣，上镌‘会宁伯李公并夫人夏氏之墓’等字。字系方篆，石系富平县青玉，与昶墓前御祭碑同一石也。仪见之，目不忍睹，因拓一张存于家。(揭存享堂同宗李存禄家)。至一九五二年，因修后方勤务部，公家迁葬会宁伯于八屏山麓上。掘其墓，仅获神主，再无它物。于以证明会宁伯及夏氏遗骸，早葬于八屏山麓佳城外，内则无有也。前修操场时，当事者见墓碣，即行停止，令勿深挖以损其骸。由是知会宁伯地上冢墓，虽然挖尽，而其地下之骸，仍存在焉。”[9]由此可知，初葬时选择地点在前佳城，即今操场所在地。葬者第一世为李南哥及夫人王氏。墓下有胡俨为王氏夫人写的墓志铭和金幼孜为李南哥写的墓志铭，此二铭至今未有掘出。第二世为会宁伯李英及夏氏夫人。墓道处有“王氏夫人碑”及“会宁伯神道碑”。后来不知何时移葬李英神主于后佳城(即八屏山麓下佳城)，并将会宁伯神道碑及墓碑均移至后佳城。李南哥及夫人墓未移动，即成前佳城(称十三门佳城)，王氏夫人碑亦未移动。这样我们有理由设想，在如今操场内还藏着李南哥和夫人的墓志铭碑石两通，如果掘出，则李氏族源问题更容易解决。
作《李南哥墓志铭》的金幼孜和作《王氏夫人墓志铭》、《王氏夫人碑》文的胡俨，是当时学问大家、史学权威，他们写的文章，当是可信的。
金善(1368-1431)，字幼孜，号退暗，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明史》有传。据史载，金幼孜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后改翰林检讨，和解缙等同直文渊阁，迁待讲，进讲春秋，著《春秋要旨》三卷。永乐五年(1407)迁右谕德兼待讲，七年(1409)从幸北京，八年(1410)扈驾北征。以后北征皆从，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十二年(1414 )，命与胡广、杨荣等同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迁翰林学士，十八年(1420)进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1425)，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寻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进礼部尚书。宣宗立(1426)，修两朝实录，充总裁官。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卒，年六十四岁，赠少保，谥文靖。[10]
胡俨(1361-1443)，字若思，南昌人，《明史》有传。少嗜学，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建文元年(1399)，荐授桐城知县。以解缙荐，授翰林检讨。与缙具直文渊阁。永乐二年(1404)九月，拜国子监祭酒。十九年(1421)改北京国子监祭酒。居国学二十多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正统八年(1443)八月卒，享年八十有三。[11]
金幼孜，胡俨二人为江西同乡，同直文渊阁，同修国史，皆为总裁官，是当时史学权威，对当时近代史更为熟悉。若果李氏高攀西夏，伪造历史，他们能人云亦云吗?如果无历史根据，他们能像后世文房师爷、下级文人岳鼐那样胡编硬造李氏族源，搞张冠李戴吗?不能，绝对不能!
《李南哥墓志铭》云：“其先世居西夏”；《王氏夫人碑》云：“其始祖唐季赐姓，显宦大宋”。合而观之，非西夏皇族后裔而何?两碑写作时间相距仅三年，可谓同时代之作品，都从一个侧面指明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之历史特征。可谓企而相至、谋而相合，对研究李氏族源问题的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人们往往只见一碑，执其一端，矻矻然议论不已。只见《李南哥墓志铭》者有王继光先生，他得出李氏可能是党项人，为西夏皇族后裔是其后人攀附伪造的结论；只见《王氏夫人碑》(从我的论文中见到)者有史金波先生等人，他们得出“显宦大宋”只能理解为“在宋朝做大官”，“李英神道碑给人以随心所欲乱抄史书，攀高家世的感觉”的结论。两者皆各视一碑，不及其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对此我作出一些评论。
先对王继光先生的观点作一评述。
王继光先生以李南哥墓志铭来极力否定李英神道碑，他说：“对读这父子两代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二种碑文，我们不难发现，李土司家族在发迹之初，对李南哥归顺朝廷，屡次升迁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及其子李英以军功封会宁伯后，对其家族先祖世系及历官事迹尚无攀援附会之辞，既未将李南哥“封”为“元西宁州同知”，也未将其祖先追溯到元魏、唐宋之际。……如果他真做过元西宁州同知的话，《李南哥墓志铭》绝不会隐匿他的那段辉煌历史的。况且，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元明史料中，还未发现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的记载。” [12]
王继光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李英神道碑》将其祖先上溯到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注意：从其所列李英神道碑文，以下文字为“世长□□□□及元……”看，他连李英神道碑全文都未见到过)，是后人攀附伪造的，不足为信。我们现在可以反问一句，同时代的《王氏夫人碑》中，“唐季赐姓，显宦大宋”你又如何解释?《李英神道碑》中所论史实，我已于《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一文中论证其出于国家档案材料，非李英自己或其后人所伪造，更非高攀帝王之家所可为。[13]我想请先生应该详细阅读一下该文自可明了。至于李南哥夫妇碑及墓志铭中陈述族源时，为何几笔带过，不言其详，是由当时历史背景所决定，我在后面将详细论证。
王继光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在元明史料中尚未发现记载，《李英神道碑》中记为“西宁州同知”，是自封的，不足为信。我在这里提出三条史料，足以证明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1、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的《新修札都水渠记》中云：“此予同年尚宝司丞李君德贞，以其曾祖讳南哥者，元末为州同，国初率众内附，官封会宁伯，并赐以札都土田，五代之藏，胥在乎此。”“州同”即州同知，《西夏李氏世谱》中作“州同知”。[14]2、王家屏于万历二十年(1592)撰写的《明故诰封昭毅将军锦衣卫指挥使守村公暨孙淑人合葬墓志铭》中云：“胜国时有讳南哥者，仕为西宁州同知，值天兵定关辅，率众归附，高皇帝嘉其诚，授忠显校尉。” [15]3、万历《西宁卫志》：“(洪武)四年五月，元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州归附。” [16]《李南哥墓志铭》中不写前朝官职，是有意回避。在明太祖大汉族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做前朝州同知，不是什么光辉历史，王先生是脱离开历史环境想当然说话的，前两条史料亦载于川口《李氏宗谱》，王先生曾收集在《安多藏区土司家谱辑录与研究》一书中，后一条史料见于王先生辑注的《西宁卫志》中，何视之而弗见乎?
王继光先生又说：“李南哥洪武初率部归顺后，被任为西宁卫土官所镇抚。依明初安置归降人之惯例，元西宁州同知绝不会任用为所镇抚这样的下级军官，反证了李南哥归服时的身份。”这也是想当然说话，毫无根据，那样的惯例是没有的。明初归降的少数民族官员，降职处理者甚多，如：朵儿只失结，元时为甘肃行省右丞，归降后为西宁卫指挥佥事；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归降后授燕府纪善；吴成，初名买驴，父通伯，元辽阳行省右丞。父子归降后，买驴更姓名，充总旗，通伯无职；滕定，父瓒位，元枢密知院，归降后授会州卫指挥佥事，赐姓滕；吴允诚，蒙古人，原名把都贴木儿，官至平章，归降后，得赐姓名，授右军都佥事。由从一品降为正二品。以上事均见《明史》。其实李南哥的品级也没多大变动。元至元三年，定全国州为上、中、下三等，西宁州为下州，下州同知为正六品。(《元史》卷60，91)。明初地方设卫指挥司，设官如京卫，品秩并同(《明史》卷60)，而京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为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镇抚为从五品，地方所镇抚为从六品(《明史》卷76)。这样依品秩言，只是从正六品下降为从六品，后又升为从五品，官职亦没有多大变化，何言反证了李南哥归服时的身份?
总之，王继光先生结论中将西夏皇族后裔及李克用后裔，不辨真假，不加分析，都认为“子虚乌有，后世伪造”是毫无根据的。将李克用视为拓跋思恭之祖先，是岳鼐之编造，不符合历史实事，尽人皆知，不值一驳。但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至今尚未举出一则反证的史料。有之，则是或凭空分析，或执其一点，发辉想像力，纵情妄言，不依史料做全面分析，往往失之偏颇，难以使人相信。
最后，对王继光先生研究土司家谱的事谈点自己意见。王继光先生热心研究河湟土司家谱，为调查现存家谱，去青海、甘肃山区，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搜集到三种家谱，辑录出版，给研究者提供资料，其成绩是不可磨灭的。尤其以《李南哥墓志铭》彻底否定了李氏系沙陀李克用后裔谬说，令人敬佩。但在所辑材料中，错别字屡见，有个别是印刷错误，更多的是不识原书草字所致。特别指出的是断句错误甚多，使人难以卒读。试举数例如下：[17]?
(1) 24页倒数第三行：“绵爪爬亘云，仍维藩维翰。”应是“绵瓜瓞，亘云仍，维藩维翰。”
(2) 34页，倒数第五行：“一时誉公者并誉淑人称贤。配马淑人，先公卒，继支氏金吾卫指挥镛女，封太淑人。”应是“一时誉公者并誉淑人，称贤配焉。淑人先公卒，继支氏，金吾卫指挥镛女，封太淑人。”句子点错，文字认错，居然点出了一个马淑人，谬误殊甚。
(3) 37页，倒数第九行：“乾公性温和，英英有雨伯风嗜，悟惠常片言道破显密。”应是“乾公性温和，英英有两伯风，嗜悟惠，常片言道破显密。”两伯者，会宁伯、高阳伯也。
(4) 37页，倒数第三行：“予将据子之言，为□□生，有余德殁，有余名□。树既贵琼枝亦英，安图啧啧彤史铿铿，从云降止，从云上升，乘愿去成夫，复何樱东风，刺鼻涕泗，涟洏淑人，贤明淑人，格思尚飨。”应是“予将据子之言为歌曰：生有馀德，殁有馀名。璀树既贵，琼枝亦英。母图啧啧，彤史铿铿。从云降止，从云上升。乘愿去来，夫复何撄。东风刺鼻，涕泗涟洏。淑人贤明，淑人格思。尚飨。涟洏(音而)：流涕貌。王粲《赠蔡子笃》诗有“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句。因不识草书“歌曰”二字，致全部点错，使人不知何所云耳。
其它断句错误甚多，不胜枚举，点书者恐亦不解其意。杨树达先生云：“句读之事，视之若甚浅，而实在颇难。”我也点校过古算书，深感不易，现提出来，与先生共勉，并希读此书者，倍加谨慎，若要引证，当求原本正之。

(四)
我多么向往着听听西夏学专家们的声音，其实我将先父观点透露给西夏学专家的，最先尚不是李范文先生，而是我国西夏学泰斗王静如先生。
先父自十八岁开始，直到七十六岁逝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孜孜不倦，寒暑不辍，精心研究李氏家谱，首先提出河湟李氏系西夏国主后裔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二百多年来因土司官谱宣传而家喻户晓的沙陀谬说。“文革”中因此而遭残酷斗争，忧郁而亡。我每思至此，肝胆碎裂，时刻在盼望着有机会让史学家给以公断，方慰先父在天之灵，稍减我的哀思之痛。当“左”风式微，真理复扬之时，我迫不及待地于1983年四月，将先父所持观点写信告诉了王静如先生。没过多久，于五月间就收到了由其子王龙友同志代笔写的回信。对我家几代藏书及先父所著《西夏史略》在“文革”中焚毁表示痛惜，提出将先父所藏有关西夏方面的图书目录回忆开列，以供研究。我当即依记忆所及开列目录和拙作数学史论文两篇，一并寄去，接着王龙友同志共写来了四封信，简录如下：
1983年7月5日来信说：“我父亲上月初参加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该会已于六月底结束。您五月三十日来信敬悉，感谢您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来信所提到的您家所藏部分图书目录，我们认为都是研究西夏文史较为重要的书籍。”“您的两篇论文，理论性很强，祝您在我国珠算研究上做出新的成绩。”
1983年12月10日来信说：“您十二月一日来信及大作《商归法的历史》均已收到，非常敬佩，衷心祝愿您在我国珠算史研究上做出新的贡献。”“今年八月我父亲去云贵高原进行学术考察，历时两月。”“令尊大人抄录的碑文、谱序、敕诰之类的文字、享堂碑文、老鸦石刻等。我父亲说，有的听说过，但没有见过。请您暇时费神先抄录一、两件寄来，并注明该物所在的地方，以便能进一步了解。”“《西夏文字典》一书正在编写中，以后如发表有关西夏方面的文章，一定寄赠。”
1984年元月9日来信说：“元旦来信和抄录的老鸦峡石刻、享堂碑文均已收到，至为感谢。”“信中您简略叙述了您的家世，从中了解到您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和几代姓氏，对我们研究西夏后裔提供了一个线索，再次感谢您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并提出《李英神道碑》中有一人名叫本雅失里，“本”字是否为“木”字之误，查一下原稿。我查出《了凡钢鉴》中亦为本雅失里以证未有抄错。
1984年2月26日来信说：“元月十五日来函早已敬悉，勿念。”“您在百忙中对所提问题，做了详细地解释，再次表示感谢。”“最近忙于字典整理工作，一切都顺利，请勿念。”
我殷切期望着这位德高望重、西夏学创建者之一的王静如先生能对我所藏的十部家谱进行鉴定，发表真知灼见。可惜他年事已高，且忙于编著《西夏字典》，无暇东顾，我的愿望终未实现。先生已往矣，三复斯言，其虚心追求真理的精神何等感人，不像有些人只知一鳞半爪，就可妄下结论；更非一个西夏学青年学者那样傲慢狂妄，说人家“对历史、文献学乃至科学基本方法都是百分之百的外行”，只认为自己就是知识里手。相比之下，先生高风亮节，可为楷模，青年之夜郎自大，匪夷所思。
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审视父亲的研究工作，他对全国各大媒体，介绍青海李氏的族源问题，引起西夏学界的关注，他完成了王静如先生没有完成的工作。他的观点见诸其所撰的各种调查纪实文章，大家都已非常熟悉，不必再来重述。
我也看到了有些西夏学者的不同意见，主要有白滨先生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一书中对此事的评述和史金波先生等人在《西夏后裔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文中的质疑。[18]前者我已在《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中给以驳正，[19]现在只对后者予以答辩。
首先应该指出，作者对我的文章主题做了有意的曲解。我的文章题目很明确，是《西夏皇族后裔考》，摘要中指出：“本文根据作者珍藏的十部《西夏李氏世谱》，证明西夏皇族后裔仍然存在，现居住在青海湟水流域。”文中用家谱中所记载的八条史料证明青海李氏为西夏国主后裔，这是非常清楚的。但《考论》的作者却说：“1995年李培业先生也发表文章介绍其父所收集或撰写的数种家谱，并论证自己是西夏末帝睍的二十三世孙。”我为二十三世孙只是引用家谱中的世系表来证明西夏皇族后裔的论据之一，何能歪曲为我写文章的主旨。我以后写的文章仍然是证明西夏皇族后裔，并未论证过我是二十三世孙。就是第三篇文章《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中，也只是对李南哥是否为李睍之子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而并非用史料来论证。与李范文先生的谈话中，我始终谈的是李氏为西夏国主后裔问题，并未强调二十三世孙。为什么说我论证自己是西夏末帝睍的二十三代孙呢?看别人的文章，首无要明白文章的主题，这是一般常识，作者何故歪曲呢?我想是因为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有明代的历史学家写的碑文和谱序为证，难以反驳，而李南哥为末帝睍之子，只是世系表中写及，再无它证，容易使人质疑。果如此，则作者是有良苦用心的。岂不知两个命题，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即是否定了后者，前者依然成立。这点我已在《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一文中论述过，再不复赘。
其次，作者们缺乏对李氏家谱的了解，突出的表现是将明代的西夏李氏家谱与清代岳鼐伪造的沙陀李氏家谱混为一谭。如说：“李培业先生仅仅强调了碑铭产生年代的真实和‘早’，这和家谱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然后大谈与主题无关的鉴别真伪问题。又从沙陀李氏家谱内摘引伪造的世系后说：“家谱收藏者李培业先生正确地看出了其中某些不妥之处，因而对李氏系沙陀李克用后裔的‘谬说’给予了‘集中驳斥’，可是李先生却没有从整体上思考——以这种‘谬说’为指导思想编出的家谱，其‘真伪’情况究竟如何?”还说：“200年间李氏家世，没有确切记载，而几种家谱记载又互相抵牾，关键的资料又付阙如”。“元代记载全无，明代记载混乱”等等，不一而足。明代的李氏家谱中抄录着我引证的碑文，碑文中的真实性就是家谱的真实性，怎能分开?其所以强调碑文之早，就是说明沙陀说是几百年后岳鼐的伪造，不足为凭。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如果不是有意伪造，当以最早记录较为真实。大史学家胡俨、金幼孜的考述是完全真实的，“不知政事文章为何物，不过熟胥吏之腔套，竭刀笔之能事”的岳鼐，则不过仰人鼻息、曳裙之客而已。其伪造沙陀说之目的甚为明显，何能与明代家谱相混淆。我依据的是明代家谱，怎么说是以“谬论”为指导思想编出的家谱?李南哥生于至元三年(1337)，至明代有30年，其兄察汗铁木尔，元大德三年(1299)荫授西宁州同知，距西夏亡只有72年，其上还有赏哥、梅的古、管吉禄三世，名讳俱全，怎么说“200年间李氏家世没有确切记载?”明代家谱皆言西夏国主裔，并不互相抵牾，怎么说“元代记载全无，明代记载混乱”呢?未见《西夏李氏世谱》，这样不负责任的乱说一通，是一个严谨学者所能为的吗?读者若不亲阅家谱，只凭他们的论文来研究李氏历史，其结果则不堪设想了。
第三，作者对土司家谱未作过研究，以一般家谱去设想。我说过：“土司官谱，列出世系表，与帝王传袭相若，只要世袭上下相承，不管亲生之子抑或承嗣之子，均以父子相续，不注明亲生与否。”我还举出几个例子以为证。[20]李赏哥如果承嗣李睍，就连亲父亲的名子都可以不写在家谱上，何谈他祖父的名讳? 所以作者提出：“假如西夏末帝睍确有子孙承继，即便是幼子，事后也应直接或间接地知道他祖父的名讳而传诸后世，那末，我们就有权利期待在家谱中找到末帝睍的父亲清平郡王的名子及其夫人姓氏，也许还有生卒年及主要行止。”这如果不是故意设置难题，便是不了解土司家谱的表现，甚至连一般家谱都未研究过。你何时看见那本家谱都名讳俱全，生卒年皆记，事迹全有的。我翻阅过20多种家谱，世系中断者有之，无头无尾者有之，无头有尾者有之，有头无尾者有之，更谈不到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一般家谱多如此，那样万类俱全的理想家谱恐难寻找。若如此苛刻要求，连作者们肯定的西夏遗民安徽余氏家谱也成问题，因为余阙父亲沙刺臧卜以上名讳全无，更不知道他们的生卒年及行止，就连余阙生年亦无考，卒年若无《元史》记载，恐亦难寻。难道这些家谱就不合格吗?据以考史，就成问题了吗?
按理说，作者应该把重点放在讨论我举出的证明河湟李氏系西夏皇族后裔的八点论据上，但《考论》却一带而过，只谈到一则石刻、两通碑文，余均不及。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和王继光先生如出一辙，即用前碑文否定后碑文。只不过所用前碑文不同，王先生用的是父亲的墓志铭，《考论》作者用的则是母亲的神道碑，然后一同否定儿子李英的神道碑。
《考论》作者对《王氏夫人碑》及老鸦石刻评论说：“实际上都没有关于李氏是西夏国主的直接记载，而是仅仅说他们‘唐季赐姓，显宦大宋。迄元，祖任王府教授。’李培业先生对两碑推崇备至，而对其内容又任意解释，认为‘唐季赐姓者中，显宦大宋者，唯西夏而已，于是断定此碑确指西夏无疑’。事实上，碑文‘显宦大宋’只能理解为‘在宋朝做大官’，宋和西夏是不同的两个王朝，作为史学家的胡俨当是一清二楚的，不会把西夏皇帝看成是宋王朝的官员。再者，唐代赐姓而在宋朝为官者也另有人在。”
其对《李英神道碑》评论说：“此碑立于前两碑的48年之后，而对其先祖的记载却枝蔓横生，忽然增加了‘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勋显白者甚众’的内容。这样上与元魏鲜卑族挂钩，又与西夏连网，不知其增加内容所自出，给人以随心所欲乱抄史书，攀高家世的感觉，使人对此碑文内容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这就是作者对我的论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的全部言论，何区区乃尔!
“显宦大宋”只能理解为“在宋朝做大官”吗?且不说“显宦”者，显赫之官也，与大官尚不能划等号。我们若不断章取义，从整个文句看，此处“大宋”并非指朝廷，而是指年代。“唐季赐姓”，季者，末也，唐季者，唐代末年也。一个“季”字就指出全句皆指年代而言。“显宦大宋”者，是说到了宋代，做了显赫的大官。“迄元，祖任王府教授，父任西宁州同知”，是说到了元代，祖先任过王府教授，父李南哥任过西宁州同知。我国旧史学家向来以正统思想为指导纪年，只说唐、宋、元、明、清，不说唐、辽、金、元、明、清，更不说唐、西夏、元、明、清。此种思想充分表现在元代杨维祯的《正统辨》一文。[21]文中说：“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四库全书》馆臣以为“正统辨二百六十余言，大致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持论殊为纰缪”，[22]要删除此条。而乾隆帝专写《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其中言：“杨维祯撰三史正统辨，……义本《春秋》，法宗《纲目》，其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朕以为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继祯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继祯文集》内亦当补录是编。”并且特命馆臣将此谕录于《辍耕录》卷者，“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元代修史，杨继祯以正统辨之，不及辽金。馆臣编书，为避讳免祸，而欲将“正统辨”删去，此皆在少数民族统治之时，而当时皇帝却坚持正统观，可见正统思想之深固。做为在明初大汉族主义盛行下的封建正统史学家胡俨，不言“显宦大宋”而语“显宦西夏”是可能的吗??
退而言之，依正统思想做指导，将西夏国主视为宋朝“显宦”，也是可以的。因为旧史学家从来未承认西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宋朝为此做过长期的斗争，结果西夏仍称臣于宋。元昊之前，封爵皆由宋出，元昊初亦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在“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称帝改元后，宋仁宗下诏削夺赐姓、官爵，未予承认其称帝。通过一番斗争，庆历四年五月，元昊不得不自称夏国主，遣使称臣于宋，宋朝便顺水推舟，册命元昊为夏国主，仍不视其为独立国家。[23]至乾顺亦封为夏国主，在册封之文中言：“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乘之数，诞颁封册，以绥一方。”“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作宋藩辅。”具体表现了不承认其为独立国家，只是“锡以茅土之封。”历代史学家皆不承认西夏为独立国家。吴广成《西夏书事》云：“李氏系出羌戎，称臣唐宋，故自始迄终，悉以中国冠元。至元昊僭号，始书改元某年，备列年数于后。” [24]视西夏为“僭伪”，不能视为独立国。《三字经》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儿童启蒙教材，一般认为是南宋王应麟所作，有清初王相训诂本，有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无论是那种版本，在叙述历代王朝世系时，只记辽、金，而不记西夏，不就是传统史学家的观点吗? [25]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史学家尚且如此，何能要求明初胡俨承认西夏为独立国?胡玉冰同志在《西夏志略考略》中正确地指出：“把西夏国史编入‘载记类’(指《续通志?载记》)，反映了封建的正统史学观点。作为与宋、辽、金三朝并存的一个王国，西夏从未被承认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26]不是胡俨把两个王朝分不清，他认为西夏是宋朝的藩属，不是独立国家。史金波先生等忽略历史背景，以今人眼光来解读五百年前文字，肯定是错误的。《李南哥墓志铭》的发现，彻底否定了“显宦大宋只能理解为在宋朝做大官”的说法。不是在宋朝廷内做大官，而在西夏作“夏国主”，也可以说是宋朝的大官。我提出的“唐季赐姓者中，显宦大宋者，唯西夏而已”，不是什么任意解释，而是综合各种资料得出的结论。
《李英神道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家世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不是什么“枝蔓横生”。“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不正是“唐季赐姓”的注解吗?“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元祁王府官，子孙传袭，至管吉禄为司马，司马生南哥，为西宁州同知”不正是“显宦大宋，迄元祖任王府教授，父任西宁州同知”的注解吗?什么“不知内容所自出，给人以随心所欲乱抄史书，攀高家世的感觉”，只能说明作者们对李氏家谱未作深入研究，仅凭感觉论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李英神道碑》(1475)为马文升所撰，马文升，《明史》有传，景泰辛未进士，授监察御史，传中说他“历事五朝，垂六十年，出将入相，文武兼资，思虑精深，博通故实。”《四库全书》收有《马端肃奏议》十二卷，对这样一个学问大家所写的碑文，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五）
无论王继光先生也好，《考论》的作者也好，还有个别坚持沙陀谬说的人也好，对《李英神道碑》所述，均认为有攀高家世之嫌，但却拿不出一点证据，王继光以否定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来作比附，结果毫无真实性。是否有攀高家事之举这要以当时历史社会环境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李南哥为元末明初人，李英为明初人。他们要高攀一个历代称为“僭伪”的西夏皇帝为自己祖先，是否对他们有利?这要看明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如何。
朱元璋“把国内的少数民族都叫做‘夷狄’，把中国只看成是汉族的中国，不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中国只能由汉人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便是‘冠履倒置’” [27]他在北伐檄文中开头便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后又说：“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共体之。” [28]
朱元璋还提出了民族同化的一系列政策，如“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太祖实录》卷30)，“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太明律?蒙古色目人婚姻》)，难怪西夏遗民在明朝纷纷汉化，改姓换氏，《明史》云：“明兴，诸番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 [29]我李氏在元代尚用少数民族名讳，至明代则皆改为汉名。在《西夏李氏世谱》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中府李氏族人矢刺，因随英平叛有功，升右所镇抚。景泰元年(1450)病故，其子告蒙本卫所，保送赴部审查，兵部驳回，未予袭职。究其原因，由于未改汉名。因矢刺之子叫星吉，姓讳不明，后改为李清，重报上去，才被批准。[30]在这样一个歧视少数民族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高攀一个国人鄙视的“僭伪”皇帝，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李南哥墓志铭》仅书“其先世居西夏”，其夫人碑中只言“唐季赐姓，显宦大宋”，寥寥数语，不言其详，是有所顾虑的。正和其墓志铭中不言其为元西宁州同知的史实，是同样有苦衷的。到李英、李文时代，政策有了放松，才敢书“西夏国主裔”。世人不察，均以“高攀”对待一切家谱，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西夏李氏世谱》出版后，我给史金波、白滨二位先生各赠送一部，他们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继续研究。我高兴地看到白滨先生在看到《西夏李氏世谱》后，写的一段令人感动的话：“1998年8月，经李培业先生整理其父李鸿仪先生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冬，蒙李培业先生寄赠一部，书中读到了他对我质疑的驳正，同时也看到他对昔日发表过的文章的修正，如原文称西夏末帝李睍子李赏哥曾入元为“元歧王府官”，这里改为‘元祁王府官’；并称末帝李睍子“赏哥非睍所亲生，而为其侄者，大有可能。”如此一改则又另当他论。《世谱》洋洋80万言，内容丰富，资料珍贵，认真拜读与消化当容时日，我赞赏李培业先生对学问的执著追求精神，如他所希望：在《西夏李氏世谱》出版后，更多的西夏史学者，不抱任何偏见，以实事求事的态度共同进行研究。” [31]《考论》发表在《西夏李氏世谱》出版之前，难免有不周之处，因为它是西夏学者写的论文，影响很大，故我不得不据实答辨。其实，我自己对先父所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资料，未完全挖掘出来，比如李絜邦于乾隆壬午(1762)所修的家谱，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已于《西夏皇族后裔再考》中作了介绍，[32]这样我所藏的家谱已有十一部。近年来青海族人纷纷献出家谱，供我参考。我已收集到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想再整理出版一部《西夏李氏世谱补编》。我也访问到一些先父所保存的家谱流失情况，比如世传明代李云龙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所修家谱，为一李氏族人李长清(随藏民而叫一旦)所据有，被族人李箴发现告知我，我即派外甥去寻找，结果一旦已亡，问其子不知下落。还有一本家谱被人带至格尔木，至今未寻回。今年清明节，我回家乡，给父亲扫墓，索回了被别人拿去的《西宁府新志》(乾隆木刻本)。可见，先父保存的有关李氏历史资料，虽经“文革”之灾，尚未完全烧光。有的是在“文革”前已被人拿走，有的是在黑夜烧书时，别人抢救出来。如果全部寻回。对研究李氏历史将会更加深入。我也欣慰地知道，《西夏李氏世谱》的出版，引起了一些年轻学者的注意，他们认为此书对研究西北民族史很有参考价值，有的还想以“李氏家族史”为研究专题，组织人力进行研究。《西夏李氏世谱》对研究青海土族族源问题，也是很有用的资料。先父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我为先父雪耻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
〖参考文献〗
[1]王继先：跋《李南哥墓志》，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82-86页。
[2]李培业：《算法纂要校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11页。
[3]李鸿仪编纂：《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47页。
[4]同上，49页。
[5]赵尔巽等：《清史稿》(《二十五史》本)，517卷，土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639页。
[6]同[3]，64页。
[7]同[3]，84页附。
[8]同[3]，590，591页。
[9]同[3]，212页。
[10][11]《明史》卷147，列传第35。同[5]版本，429、430页。
[12]同[17]，46-47页。
[13]李培业：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载《西夏李氏世谱》，658-669页。
[14]同[3]，131页。
[15]同[3]，52页。
[16]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81页。
[17]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
[18]史金波等：西夏后裔考论(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152-165页。
[19]同[13]。
[20]同[13]。
[21][22](元)陶宗仪《辍耕录》(《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四库笔记小说丛书)
[23](宋)司马光：《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97，207-208页。
[24](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页。
[25]章太炎：《重订三字经》(附王相训诂本)，巴蜀书社，1988，11页，18页。
[26]胡玉冰校注：《西夏志略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9页。
[27][28]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80，130页。128-129页。
[29]《明史》，岳麓书社，1996，卷156，2304页。
[30]同[3]，92-93页。
[31]白滨：述善集校证序，(载《述善集校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32]同[3]651页。
2004年5月1日初稿
2005年6月28日修订稿
http://gentlyking.bokee.com/44595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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