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金城柴氏家族据史载系五代后周皇帝柴世宗，即柴荣之后裔。元末柴荣后裔波罗章在元军中任职，镇守兰州金城关。元亡明兴，柴波罗章携族人和兵卒逃跑到今西固区柴家台，聚落定居，繁衍生息，从此兰州有了柴家台的地名、、太远的不说。仅从清同治年间算起至今，这个百年大家族繁衍、发展、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百年历史的脉络紧紧相吻合，成为中国百年历史沉浮起落、兴盛衰亡的见证。清同治年间，柴木兰之祖父柴朴（1853-1905）曾在兰州木塔巷过街楼开设私塾学堂，后从举人中进士，任奉天（辽宁）锦州知府。其子柴若愚（1884-1963）参加同盟会，成为反清义士。柴若愚之女柴木兰为民国年间新潮的女大学生，而柴木兰的两个女儿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工作至今。百年历史弹指一挥间，风雨沧桑浓缩几多情-,他们的前途命运、生活状况无不与迭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紧紧相联。

辛亥老人--柴若愚

柴若愚先生，字雨亭，1884年生于兰州市西固柴家台；父亲柴朴，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殿试进士，先后在安徽凤阳、奉天（辽宁）锦州任过通判、知府。若愚先生幼年就随父亲上学，后毕业于天津政法专科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同盟会，曾参加着名的滦河起义，随施从恩、王金铭将军反抗清军。为配合革命斗争，他在天津以开设皮件厂为掩护，曾用香烟盒（铁制）制作炸药，一次他去滦州参加起义，因忘带炸药回家索取后追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那次乘车起义的人，全部英勇牺牲，柴老幸免于难。为了革命事业他将父亲的积蓄无私地资助给许多从事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志士，同志们为他的慷慨和对革命的热情所感动，把他比作《水浒》传中的柴进，亲切地称他为“柴大官人”.为了宣传革命，他在天津还主办过《民国日报》，后因缺乏经费，职工工资发不下来，只好停办，天津发生洪水，全家即迁至北京，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孙宝琦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等，即在坛庙管理处任处长，管理北海、先农坛等公园的古迹，曾获得三等“嘉禾章”的荣誉。

1922年，柴若愚在冯玉祥的推荐下，任甘肃省印花处处长，当时甘肃省长陆洪涛在甘肃横征暴敛，妄图压制进步学生运动，他-早已了解柴若愚在津京一带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参加并同情甘肃进步青年学生，支持甘肃旅京学生反对陆洪涛斗争的情况，便不允许他就职，也不让他再去北京，竟将他职低去甘肃临泽县任县长。

1925年，柴若愚离开甘肃，转道南京随北伐军回到北京，自办《中国民报》宣传民主革命，因缺乏经费，职工薪金发不出，只能对外借债，还经常将家中衣物典当以维持生活及开支，以后无法开办即关闭报社，在北京市政府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举家再返乡梓，此时正值日本疯狂侵华高潮，他任甘肃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在家乡搞了不少爱国活动与工作，并利用合法身份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就亡宣传活动。

1938年，由上海来兰的进步人士王家三兄妹等{即王德谦、王德彰、王德芬}即住在柴若愚同院，柴若愚特别表示欢迎，还热情接待了他们兄妹三人一行，三人开始在兰演出爱国街头剧并教练抗战救亡歌曲，这些都是在民众教馆内排演的，主要演出剧目是受到民众极大欢迎的《放下你的鞭子》。“新安旅行团”是抗日战争时期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团体，团长是汪达之，该团在半个中国留下了足迹。他们到达兰州后，柴若愚同样为他们解决食宿，安排他们的演出活动，此团在兰州宣传抗战爱国活动，得到了八路军驻甘党代表谢觉哉的好评。在这一期间，柴若愚还接待并协助一些进步作家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如塞克、萧军、朱星南、王洛宾等作家、作曲家、戏剧家先后到兰州时他都逐一接待安排，如萧军即安排到《甘肃民国日报》主编副刊《西北文艺》，而“天津流亡学生演出队”的学生，当时也被安排住在民教馆内，开展各种活动。柴若愚支持进步人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结果被免去了馆长职务。他离开民教馆后，担任甘肃省参议员兼农会会长。他曾多次在皋兰北山、安宁堡等农村访疾问苦，常常奔走农村结识不少农民，对困难户、有疑难者，反映给政府请求代为解决，他向各方面筹募一些教育基金，在安宁堡创办一座乡村扫盲小学，当地老农民至今仍铭记柴老的功绩。

兰州解放后，柴若愚当选兰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1963年病逝，享年80岁。

民国时期的兰州末任市长--孙汝楠

孙汝楠出生于士绅家庭，其父孙炳文是兰州早期同盟会会员，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青年时代的孙汝楠勤奋好学，向往真理。1925年。他不顾路途迢迢，毅然随父从兰州到北平求学。是时，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自任为中华民国执政，在北京窃据了统治大权。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勾结日寇签订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条约。万余青年学生和市民闻讯后集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孙汝楠热血沸腾，毅然加人示威行列，高呼口号，冲向铁狮子胡同执政衙门。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孙汝楠因其同学李闽学惨遭杀害，义愤填膺。他痛定思痛，深感所就读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暧昧，便和一些同学自动转入私立艺文中学就读。“艺文”为留美进步教育家高仁山所创办，在社会上颇获赞誉。1927年月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惨遭杀害，艺文中学全体师生在高任山校长的率领下，于次日在西郊香山“半山亭”下向一代革命先驱默念致哀，高校长以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勉励师生。不料，高仁山先生也于数日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艺文中学亦被关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汝楠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此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将白山黑水的东北三省献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北平万余学生的义愤，他们到丰台车站卧轨，并准备南下请愿，孙汝楠作为北平大学法学院请愿代表之一，为赴南京请愿事曾与张学良谈判，但无结果。这一事件，使孙汝楠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用意所在。

1933年，孙汝楠从北平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返回家乡兰州。他曾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主任、科长、秘书等职达8年之久。由于他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看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贪赃枉法的盘剥行径。1941年国民党兰州市政府立后，孙汝楠出任财政局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兰外籍官员纷纷东去劫收敌伪财产，孙汝楠因系兰州籍官员，乃升迁主持兰州市政。孰料任职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继而颁布了各种所谓“戡乱”措施，对全国人民进行空前的压榨剥削。1947年蒋家王朝在临近崩溃的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几成废纸，到处出现抢购风潮，人民怨声载道，兰州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孙汝楠每天深夜回家，总是唉声叹气，沉默无言。一天，他对妻子柴木兰说：“豆箕相煎，怎么得了！我处在如此境况中，为国民党效劳，是对人民的犯罪啊！”在宦海浮沉中，他深以为苦。

1949年8月古城兰州解放，孙汝楠也获得了新生。党和政府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给他安排了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汝楠当选为甘肃省民革委员，兰州市政协常委。1986年，孙汝楠去世，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祖国统一，以未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而深感遗憾。

金城“三兰一菊”之一的世纪老人柴木兰

今年88岁高龄的柴木兰是有名的兰州巾帼中的“三兰一菊”中的一兰，其父柴若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由于她出身于一个开明绅士之家，三十年代初，她就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奔赴北平读书，先是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师从齐白石、刘海粟，后转人北大文理学院音乐系，主攻钢琴，并师从国乐大师刘天华学习二胡。1934年毕业后，她与北大政法学院毕业生、解放前夕的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先生喜结伉俪。

毕业后，作为兰州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柴木兰随夫回到兰州，先后在女师（现兰州三中）、女中（现兰州二十七中）当音乐老师。抗战期间，由于她的父亲柴若愚是甘肃民众教育馆馆长，她有幸结识流落到兰州的塞克、萧军、王洛宾、王德芬等文化名人，并与他们建立了友谊。此外，柴木兰还与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我是亲密的朋友。1947年孙汝楠任兰州市长后，柴木兰担任国民党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妇女工作。解放后，柴木兰在甘肃工业大学任音乐老师，直到1960年退职。柴木兰现虽已耄耋之年，但性格开朗，大家闺秀之风采依稀可见。她作为辛亥革命老人的后裔，虽然风风雨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但她热爱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却始终不渝。1980年，柴木兰担任省文史馆馆员，在古稀之年更以老有所为的精神辛勤笔耕，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柴木兰还是一位好母亲，她在奉献母爱，关心子女衣食冷暖和成长的同时，还时时处处激发下一代对崇高理想的追求。现在她的七个儿女中，已有四人入党，长女孙平、次女孙阳在建国前夕就随王震兵团入疆。孙平在离休前曾担任新疆军区总医院医务处主任，其夫毛长江曾任新疆军区总医院院长。次女婿付志生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两位女婿均为将军。她最小的儿子孙自立是西北师大附中高级数学教师，民革成员，还被省教委聘为特级教育督导员。

在闲暇时，柴木兰老人寄情水墨丹青，修身养性。在我们采访时，她遗憾地说：“我已经老了，为国家做的贡献太少了，很内疚。”由此可见一个世纪老人的拳拳赤子之心。

据《百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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