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人讲究合餐，而西方人则实行分餐。有些学人还据此提出一些很高深的理论， 说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就是“分餐”餐出来的，而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则跟合餐有关。大家一个盘子里夹菜、一个盆里舀汤，饮食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自然就摆得正。不仅于此，国人还通过餐桌上的体液（具体说是唾液）交流，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目的。

这种说法听上去也满有道理，但推敲起来，情形也并非一直如此。

西方历史上，并非一直象现在这样卑鄙地各吃各的。他们也聚餐，聚餐的时候也打成一片。

比如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使过一个酒杯。后来这个杯子被称为圣杯。西方传奇小说里骑士们拿着长矛骑着马，满世界杀毒龙，斗巨人，为的就是找这个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里也有犹大的唾液。

大家看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会发现：餐桌上只有一个杯子。13个人都用它喝酒。一个人喝完就把它传给下一个人。这个原因也很简单：那个时候杯子太过希罕。吃顿饭就拿出13个杯子，是件荒诞的事情。

当然，耶稣是穷人。在罗马帝国上流社会里，宴会不会如此寒酸。罗马富豪不仅能拿出13个杯子，还能提供各种希罕东西待客。他们能不动声色地端出一大盘孔雀舌头，拱拱手：“百十个小孔雀，不成敬意！”还有烤乳猪，拉开肚子里头能飞出活着的画眉鸟。最过分的还有600个鸵鸟脑子做出的大菜，以及一窝窝塞满配料的熏老鼠。（记载里说是睡鼠。睡觉的老鼠也是老鼠，总之应该就是那种长小胡子的脏东西。）

最终罗马人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不再以老鼠孔雀为满足，而开发出了更昂贵的菜肴。一位罗马皇帝在宴客的时候，居然往豌豆里搀杂金豆子。参加宴会的客人要十分小心，否则一不留神，就可能象尤二姐那样，落得个“觉大限吞金自逝”的下场。

罗马人参加聚餐的时候，要操的心还不止于金豆子。什么事情都要操心。做客人的要注意：不要最后一个吃完，那样很可能会早逝。要是中途退场，那就更坏了。此人一年之内多半就要死掉。进宴会厅的时候千万不能先迈左脚，也千万不能用右手拄下巴。否则的话也要倒大霉。反正一顿饭下来，总难免有几个要糟糕的。

做主人也很麻烦，比如客人的数目就不好定。同一个酒桌上，客人不能少于三个，最好呢是九个。因为罗马的缪斯女神有九位。客人不到九个，个别女神就难免有向隅之叹。而超过九个，女神则不敷使用。

尽管有这许多麻烦，但参加宴会还是很值得的。一个宴会往往有成百上千宾客，美食罗列，酒浆杂陈，繁弦素管，一时极盛。酒酣耳热之际，大厅中启动机关，铺天盖地的玫瑰花自屋顶洒落。琥珀美酒，飘零艳花，宛如梦境。据说，甚至有被玫瑰花淹没，以至窒息而死者。

在罗马人迈着右脚，拄着左手，九人一组九人一组地欢宴时，中国人在做什么？

他们也在聚餐。

中国可考的大规模聚餐，最早发生在商朝。据说商纣王挂起一串串的肉，形成树林的规模，又把大池塘灌满酒。然后就请人到里面喝酒吃肉。宴会对客人的着装有严格要求：与会男女客人一律要裸体参加。尽管这个宴会乡土气息扑鼻，居然也被载入史册，作为失败PARTY之典型，一直遭人唾骂。

后来的宴会就从乡土一变而为严谨。大家从肉林酒池里退了出来，坐到了饭桌前。不过那些宴会里，大家聚虽然聚在一起，但却各吃各的。抬起头高朋满座，低下头还是自己的四菜一汤。这样吃虽然卫生，但却不够热闹。说是盛大宴会，大家席地而坐，各守一桌，终究显得形单影只。没有同桌之人争食，即便是鸵鸟脑子熏老鼠，吃到嘴里也未免有枯索寥落之感。

而且有时候还会有误会。

孟尝君是战国有名的贵公子，最喜欢在家养活一群闲汉，尊之为食客。既是“食客”，食当然是头等要紧的。孟尝君深悟此理，所以经常宴请这些闲汉。一次夜宴中，有个对食物非常敏感的食客，注意到孟尝君面前的蜡烛被人挡上了。他怀疑这是因为孟尝君的伙食标准比他们高，因此怕被他们看见。这个食客自尊心很强大，当即要“辍食辞去”。孟尝君不得已，拿着自己的饭菜跟他的比——完全一样。该食客被孟尝君不打偏手的高大形象所震慑，当即拔剑自杀。

这个食客就是早生了几百年。唐宋以后，宴会改成聚餐形式，主人想打偏手，也是形格势禁，万万不能。该食客自也就不必因多疑而丧命。

聚餐之后，中国宴会走上了康庄大道。由长桌而方桌，由方桌而圆桌，由圆桌而转桌。规模也一发不可收拾，自小范围的文人贵族聚会，一至千百人的大众流水席。

当年无论西方中土，能被铭记的会宴聚饮多半跟上流社会有关。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宴集序》（即兰亭序）就源于一次会宴。四十一个名流欢饮兰亭，流觞曲水，吟咏讽和，论奢华繁富，固不足比肩罗马，但雅致蕴集，实有过之。同样，西方最有名的宴会也不是由罗马皇帝举办，反倒跟希腊的精英有关。柏拉图写了一部《会饮》，记载了一次聚会。雅典的哲学家、文学家、政客会聚一堂。人如星，酒似雨，慢慢长夜，低斟浅酌。希腊最优秀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讲述着爱情：原本男人和女人是一体。天神撕裂了人的肢体，从此有了男人和女人。而他们也就永远追寻对方，渴望彼此的融合。夜色漫漫，清酒长谈，这份情怀，自不是肉林酒池可比。

但话说回来，风雅隽永固然可喜，但究其实际，恐怕还是大规模的聚餐欢饮，更得普罗大众之心。

清朝乾隆六十一年，宫廷就举办过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之前，清朝已经举办过三次千叟宴。这次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上层楼，一举网罗了5900个老头子，坐了800个桌子，动用了1600个火锅。规模之大，虽非绝后，亦属空前。依我来看，实在算得上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欢宴。

我手上有一份当时的菜单，看了却不免摇头。大清朝廷虽有敬老之心，却无养老之术。饭桌上一味用大荤之物，“酱焖鹌鹑、蚝油牛柳，香麻鹿肉饼”等等，油腻不堪，殊乖尊老之道。而且，饮食之间，还要磕头颂圣，费心劳形，大悖欢宴本意。

什么是欢宴的本意呢？

埃里亚斯 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描述道：“许多禁令和距离都不再存在，完全不合惯例的亲近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了鼓励。在这里密度极大，大部分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放纵和享受的平等。”一个群体，在欢宴找到了打破生活常规的手段，找到了自我放纵的理由。酒，酿出来是为了畅饮；肉，烹制了是为了朵颐。真正的欢宴是平等的聚会，狂欢的节日。

以此来看，倒还是民间的流水长席、千人饕餮，更近欢宴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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