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坛生涯
（《长乐耕余集》代序）

我于1930年10月出生于甘肃靖远县糜滩乡。

当1949年解放时，我正在靖远中学高中读书。是年冬不幸患急性伤寒，直至翌年四月方得痊愈，随辍学务农。

1950年7月间，我去会宁河畔区八寨乡二兄家，遇区政府文教助理员牛国林同志，经介绍，由会宁县政府发委任状，于同年八月正式任高家塬初级小学教员。

该校是从国民党办的“保国民学校”接收过来的，因地处边远山区，长期无人问津，保甲长只借此冒领经费，实际上是个多时无教师无学生的虚有其名的学校。我一到学校连暂可栖身之地也没有，教室桌椅全无，只有几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且无门无窗。但庆幸的是，孩子们上学还算踊跃，一说开学就一下报名20多个。当时只能在院子里教识字、学唱歌。在校董的大力协助下，发动群众修补窑孔，用黄土泥做了土桌椅，买来一些“新三字经”暂作教材，就算是正式开课了。以后随着新课本的发行，学生也按年龄和接受能力分级编了班。两年后就有四个年级的两个复式教学班，学生50多人（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六、七岁），照规定课程开有语、算课外，还开音、体、美和手工劳动等课。这对一个没学过教育专业的我来说，困难之多就不言而喻了，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边学边教，不懂就向别人请教。当时草滩的郭辖烈老师、李善堡的李栋林老师都是我的良师。自己努力在学习摸索三年后的教学质量还算不错，从1951到55年的五届毕业生来看，全都以优异成绩被河畔完小录取，从而取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1956年春被调离时，校董和群众一再挽留，还曾派人上县向文教科提出要求不让调走我，其情其景，令我难以忘怀。

在这里办学五年多，使这个偏远山区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初级小学。在校董和群众、干部的大力协助下，为办好这所学校，干、群义务出工不仅修补了破窑，还新修两孔教室窑，献料捐钱给教室宿舍做门窗8套、桌椅20多套。学生由高家塬一个村的20多人发展到断岘、渠上、散岔、麻塬等五、六个村子的78名儿童都入了学。1951年这里进行“减租”运动，因政治表现好，由工作组组长周全德介绍我于“五一”节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6年2月调北刘乡，县上要求我负责创建北刘完小。这里原是初级小学，有学生40多人，设备极为简陋，仅有两座民房，还缺门无窗，桌椅、办公用具几乎等于零。教师只有我一人，既要教学又要建校，困难重重。一进学校，满目凄凉，连个寄宿处也没有，只得暂居学生家食宿。当地群众、干部听说派我来办完小，甚是高兴，都很热情、很支持。在乡政府的帮助下，很快推举了几位在地方有声望的刘馥堂等人为校董，并聘请了刘芝斌（小学程度）担任义务教师。这样一边开展教学工作，一边也开始了筹建工作。县上仅拨款600元，任务是建成两座教室，经费显然缺口很大，办法只有依靠群众，开展了投工捐料建校活动。利用课余和晚上时间，协同乡干部、校董到各村发动群众募捐。工作一个多月，捐杨、柳树20余棵，民房5间，还有钱、工和其它用料，共计折合人民币约两千余元。待秋季开学两座崭新的教室、两间宿舍已建成，还做课桌椅40套，第一次招收了本乡六所初小毕业的50名学生，就近上了五年级。经半年的努力学生发展到120多名，教师4名。并派来陈登浩当校长，我担任教导主任。到1957年3月校长又调换和克孝担任，到年底他被划为右派，与此同时，还有杜介成、常治为两位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和坏分子，1958年3月又调张明义担任校长。

1957年开始继续投入紧张的建校工作。沿用老办法——依靠群众办学。五六年农业高级社初建第一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加之天时好，农业大丰收，当年捐助的物资、人民币更多，算上县上拨款500元，资金较上年较为宽裕。眼下缺的是做房梁和桌椅的木材，为此我专门去兰州向省教育厅要木料5方多，用马车运来，利用暑假又新建了教室两座。1958年春利用旧庙和原有的两座民房翻新两座教室和4间宿舍。这样，从1956年春到1958年夏，经过两年半的努力，一所新办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初具规模，共建教室6座、宿舍6间，做课桌椅百余套，还购置了一些办公及体育用具，有教师10人（公派7人，义务3人），学生发展到近300名，有6个教学班（其中有一个农业中学班，是五八年暑期招收的）。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半，是奋力苦战的两年半，是依靠群众艰苦办学的开端。这对我来说是从事教育事业最感有意义的一段岁月。初到校时，一个人连轴转，既管校务、教学，又管筹款、建校，上课是教师，下课是施工者。教学既教语文（前后教过四、五、六年级的语文），又教算术（一、三复式班的算术），还兼教音体美。教学质量，经多次县文教科检查还算是好的，曾在河畔小学作辅导，还受过文教科的表扬和奖励。管建校既要主持规划、筹资备料，又当小工，施工时铡草和泥，运土块，样样都要干（因当时不是包工，而是义务工），高墙的丢土块也全包在我身上，诸多工序都不离亲手干，每期工程都是保质保量按期竣工使用的，干群和师生皆满意，至今回忆起来深有苦乐之感。

1958年秋调任黑虎小学校长。前任校长是杨友堂。该校也是五六年新建的完小。有新建教室1座，利用旧庙殿1座，平房两座也用做教室。是年秋县文教科拨款1000元，加上群众捐料投工，又新建教室两座、教师宿舍6间。当时有学生190多人，6个年级、5个教学班，教师6人（其中民请2人）。时值大跃进年代，教学进行改革，提倡到大课堂去教学——田间地头边上课、边劳动，称谓“大教学与大跃进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因社员大部分参加大炼钢铁、引洮工程去了，既使女社员一个队也所留无几，大面积的秋田都要收、运、打碾，还要深翻地，如此繁重的农活，就都落在学校师生身上。师生们不仅白天大战于田野，就连晚上也要加班“苦战”，实在劳累至极。晚上深翻农田时，常发生有学生跌倒在地、立即进入梦乡的事，教师先叫催学生返醒，后连自己也失睡于地间。至于教学工作，实是排挤于不顾。

当时，又一新的教改内容是校办工厂、农场，美其名曰：学校要出人才，出产品。1958年暑期到酒泉中学等地参观学习了校办工厂经验，回来后，在近一月内即办起了火硝厂（年底收入200余元）、电池厂（无成功产品）、粉笔厂（产品只供本校用）、造纸厂（产品极其粗糙且少）、石膏厂（收入200元）、养鸡场（40余只）、养猪场（10头小猪，育肥猪2头，用于师生改善伙食）、农场（收粮2千余斤，一部分替大队代交了公购粮，大部分作了教师口粮补助，还种籽瓜4亩收入4百多元）等。所办诸多厂、场，一些当年底就停产关闭了，只有农场、火硝厂、石膏厂一直连续办了好几年，有少许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建校，一部分用于师生福利。至此学校大办工厂之兴盛时期在郭城区里也是突出的，在全县亦是名列先进行列，多次受到社、区、县、地的表彰奖励，我也被评为勤工俭学先进个人。

此段时间，名为教育大改革，实为教育的大破坏、大折腾，教学秩序乱了套，教育质量无从谈起，干着急没法子。

特别在1958年9、10月间，又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学校大合并，学生人数猛增。该校与腰井、焦河等校合并一起。由于有些青年为逃避去炼钢铁、引洮工程，纷纷要求报名上学（持大队证明即可），一时十八、九甚至二十岁的青年都来上学念书了。当时学生数猛增到近400人，并集体食宿，与生产队一样办大灶、吃大锅饭，附近社员家都住满了学生，学校秩序也很混乱。1959年下半年又分校，大龄学生又退学了。

从1959年开始，教学工作逐步转向正规，组织教师集中精力学习教育理论，研究探讨教学规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得到恢复，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届毕业生，连续三年在河畔中学招生考试中名列前茅，在初中学习大都是好学生，从而受到群众的称赞。1960年4、5月间被评为县、地和全省先进学校，我和张凯被评为模范教师，我还出席过地、省的文教群英会议，受到了表彰和奖励。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被地、县确定为学制改革的试点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新教材，经考核效果较好。

1961年9月调我去头寨学校任校长。前任校长是崔厚天。该校正在搬迁，从街上搬于现在头寨中学地址，已建成1排4座教室，10多个小窑孔作教师宿舍，还正在新建1排4座教室。有教师10人（其中义务教师2人），学生近300人，6个教学班，分两处教学（原校留一、二年级，其余四个年级在新校上课），我教六年级算术和五、六年级的政治课。该校农场耕地较多，除2亩多砂地集体种南瓜和其他蔬菜外，其余3亩水地均分给教师种小麦，作为口粮补助。在这里我只待了半年时间。

1962年3月调郭城小学任校长兼学区校长。该学区辖郭城、河畔、北刘、新庄、头寨、塬边六个辅导区，当时郭城是区工委建制，其他各辅导区都是公社所在地。共有16所完小、48所初小，有公派教师108人，民教200余人。我所在该校有教师7人，吕正国任教导主任，有学生200多，设6个教学班，每年平均毕业生在30人以上。这样，我主要工作精力在郭城小学，同时还要定期不定期地到学区各学校巡回检查指导教学工作，开展课堂教学观摩评比活动。

该校创办于1908年，历史较长，是会宁北半县最早的一所完小，培养出的人才较多，教学质量较高，在靖远中学、师范上学的学生较多，曾受到此两校对郭城小学学生学习好的称赞。该校教室年久失修，破烂不堪，1955年县上拨款翻修和兴建教室4座和3间宿舍，又于1964年拨款1万元，由我负责又新建教室两座、宿舍12间，共359平方米，还新建了校门。由于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投资仅30余元，造价很低廉，还受到县计委和文教局的表扬鼓励。

当时这个学校的教师大都热爱教育事业，工作认真踏实，学生肯学习、守纪律、学风好，所以几年来教学质量不断在稳步提升，前后到新堡子农中或河畔中学考入的学生大都是品学兼优生，曾受到两校老师的好评。在该校连续几年我教六年级算术，吕正国老师教语文，我曾三次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1964、65年还两次在县教师大会上，介绍过算术教学的经验。

1966年“文革”时，在县上集中开展的“八十天白色恐怖”中，我被张某和宋某揭发有所谓“反党言论”，在小组会上被批斗了数场，划为三类人（对批斗者分为四类，其中三类属有问题者，四类属黑帮）。因问题纯属捏造诬陷，未能落实处理，于10月间被流放到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塬边小学任校长（当时人们称我麻校长即不黑不白的意思），到1967年元月县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平反，三月又调回郭城小学任校长。

1968年5月下旬，在“刮十二级台风”时，我被以“走资派”、“学阀”、“坏头头”为罪名，被郭城公社红色革命造反派（其操纵者有该校教师滕某、公社干部杨某）揪了出来，经历大、小批斗会几十场，挂纸牌子、戴高帽子、游街巷、架飞机、坐禁闭、严刑捆绑铐打和辱骂等，凡时兴的刑罚都经受到了，当时给予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刺激和创伤，致使多年来都不能愈合。尤其令我最为“心痛”的是，红卫兵将我多年积累的有关数学研究资料、笔记和国内外教育学专着，全部予以清缴没收，用他们的话说，是要从中寻找我的罪证。事后，我向公社革委会索要，他们竟轻描淡写地说：“都是些废纸，早都毁掉了。”经过深入揭批斗对我罗列的罪名越来越多，什么“残渣余孽”（因参加过三青团）、“资产阶级算术权威”（真可笑，由于我教算术出了名，写了几篇教学文章，在县上介绍过经验，还编了一本《小学算术复习提纲》等就能成为反动权威）、“走资派”（是郭城小学校长兼学区校长）、“坏头头”（因站队于“追穷寇”）、“张富团（当时任县长）的黑爪牙”（无因无故、一个小学教师能跟县长有什么关系）、“有反党言论”（无中生有）等等。经过五个多月的批斗落实，一个个问题被否定了，最后帽子只留一顶，即“反党言论”。从揭发人张某和宋某指出的证明人焦永超（是1960年时在黑虎小学较大的学生，揭发人说我的“反党言论”是在玩扑克时说的，其中焦永超在场，但焦当兵在新疆无法证明），批斗到后期焦永超复员回家了，经焦（党员）证明，完全否定，但造反派杨某、滕某硬说焦在包庇我，随于九月间将我同公社书记雷振祥、主任耿吉禄等六个“黑帮”流放红堡子大队去劳改（打砂），直至十一月中旬解除劳教，滕某对我宣布：“造反派与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解放’你工作，以观后效”。到1969年元月中旬会宁县出台了教师下放回大队的政策（即不发工资，和社员一样记工分，后因上级未批准而流产），我被责令去断岘大队七年制学校任教一年，边教学，边接受再教育。

1970年2月县革委会政治部下调令，我去刘寨中学工作。公社决定任我为校革委会委员，主任是孙子清（民教），副主任邱仰峰、白祯。当时我担任八年级辅导员、兼教政治课、五年级数学课。第一学期结束时，校革委会认为我的辅导员工作成绩不错，要写典型材料，并由别人代我在县暑期教师大会上介绍了所谓工作经验。同年十月间县政治部又调我去城关公社工作（意在调我去北小），但我心有余悸，因北关小学当时问题较复杂，故向公社要求去王庙学校任校革委主任，前任是王玉彪。我教六、七年级政治课。11月底被政治部查悉我没去北小，就又下调令去北小。

1971年2月调县城北关小学任校革委主任。前任是张谦。该校有教师11人，学生360人，设7个班，课程设置较齐全。当时教师中有派性，不团结，工作松散，纪律松驰，学风不正，教学质量极差，一学年度下来，好坏都升级，六年级学生都毕业，升学不考试，全部靠推荐。

1972年周总理对提高教育质量有指示，同时报纸上一再呼吁要尽快提高教育质量，县上领导也在各种会议上揭露教学质量差，说学生不识字的笑话，如请假条写“老帅（师）、我母下牛（午）生孙（孩）子”等，疾呼要抓教育。在此种形势下，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先是实行普遍补课，从识字着手，又设了加强班，配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担任辅导员，总算有些成效，还被县文教局总结推广了这个经验。随后，又逐步恢复了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如请假、备课、上课、作业、升留级、奖惩等制度，年初有计划，期中有检查（以群众定期检查为主，领导不定期检查，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期末有总结等，并加强了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教学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规，教学秩序明显好转，教师都能认真教，学生也能刻苦学。经近两年的艰苦努力，教学质量有了显着提高，留级生逐年减少，七一、七二两届毕业185人，全部考入中学，曾受到县和地区主管部门的表彰。

由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也逐年增多，1971年入学新生108人，1972年收新生235人，到1974年，全校学生增加到800余人，设16个教学班（因缺教室在一中设分校4个班），教师增加到27人。1972年春扩建教室4座，宿舍6间。1974年8月，因学生过多，县上决定恢复东关小学，便将北小教师、学生以及校产等均分于东关、北关两个小学。

从1971到74年秋，三年多的时间里，学校主要开展的政治运动有“批林批孔”、“学黄帅”、“学张铁生”、“深挖防空洞”、“清查‘五一六’”等。每当运动时，虽自己思想认识模糊，对有些作法想不通，但行动还是积极的。这些运动不仅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绪对立，尤其导致经两年努力形成的教师们关系比较和谐融洽的氛围又开始紧张，原有的矛盾又凸现了。

1973年10月间，个别女教师因意见分岐而发生了吵嘴打架事件，一时引起的风波却不小，少数教师的派性发作。我随向县文教局、政治部反映了问题发生的经过，并要求领导去处理。11月中旬，县委派出以县政治部副主任为组长的十四人的工作组进驻北小，整顿学校（又叫路线教育运动）四十余天。工作组先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当时领导班子有三人，我、张振业和赵志杰），深入师生调查了解。不几天便说北小问题可多了，性质可严重了，什么“体罚学生现象严重”，实行的是“师道尊严”，给学生贯输的是“孔孟之道”，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概括为“封资修全面复辟”的典型。县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在全县学校领导参加的批判4名罪犯教师（其中北小1人）的大会上也大肆宣讲：北小问题性质严重，“全面复辟”，张振业（四名罪犯之一）早该杀头！县上部分领导不仅在教育会议上、也在其他会议上大讲特讲。一时给人们的印象是北关小学问题严重的不得了，这次在教育界又抓了一个反面典型，会宁又有“卫星”放了。如此议论纷纭城乡。当时我思想上受到很大委屈，找分管书记倾吐了满腹怨屈：虽然学校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我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总体上还是好的，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政治思想工作是认真的，教师们教学工作是积极踏实的，学生们有刻苦学习的好学风，纪律也是好的，教育质量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体育活动也是活跃的，在全县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得总分第一名，小足球运动会（在甘沟开的）也名列前茅；有学农基地10余亩，每年都有三、四千斤小麦和几百斤葫麻的收获，其收入大都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的福利。学军、学农皆有成效，难道这些成绩就是封资修教育的结果吗？这位领导说：“你要想得通，不要背思想包袱嘛！”这次整校，以我为首的领导班子被公开检查批判了多次。副校长张振业因道德败坏被判刑十年。对打了架的两位女教师亦检查批判了几次，处理是免于处分以观后效，几个教师因体罚学生受到批判。四十多天的整校运动，终于不了了之，工作组分散溜之大吉。从此之后，刚刚恢复起的教学秩序又被破坏了，随之而来的又是“批林批孔”运动，整天批判“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师道尊严”等。运动过程中学校也冒出了几位“黄帅式”的学生。这样一来，北小于1974年春又成为“批林批孔”的所谓先进单位，五月间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还让我发言交流经验，实在令人无所适从，哭笑不得。在这样的情势下，我已失去办好北小的信心，一再要求调离县城去农村。随即得到允准，带着伤感的心情走出了我摸爬滚打了近四年的北关小学大门。

1974年9月调到离县城200多里的土高初级中学担任校革委主任。副主任是张汝涛。有教师18人，学生400多，设8个教学班（小学、中学各4个班），有教室6座，当时正在新建两座（翌年春建成），教师宿舍6间，土窑20多孔（作师生宿舍、灶房、保管室、图书仪器室等）。

这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世外桃园”，还在搞“批林批孔”，到1975年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主要是“批邓”。公社统一规定每月要开大批判会两、三次，还有班级的小批判会，其内容大都是照抄报纸上的，搞得人们昏头昏脑，不知其所以然。

不过这里毕竟是边远山区，学生的学风还是比较好的，大部分能认真学习，教师也大都教学认真踏实，教学秩序还比较正常，在本校和辅导区（全公社）还举行了五次教研和观摩教学活动，从而教学质量还是可以的。

1976年县上号召远学“朝农”（辽宁典型）、近学“中川”（甘肃典型、在会宁），开门办学的浪潮也涌到这个偏僻山区学校，我们也“照猫画虎”地开辟了学农基地30多亩，先是试验芽栽洋芋，产量较高，公社当即推广；又试种了30多个优良品种小麦，亦推广了几个品种，还搞了葫麻试验，但成效不大；办了一个猪场，收入还算可以；九月间又招40余名学生开办一个农机班，聘请农机站工人李富银为教师，课程开设除政治、体育外，主课是柴油机、手扶拖拉机、钢磨、碾米机等构造原理、操作及维修技术，教学机器是公社提供的，学制一年，这样也为生产队培养了一批农机手。县上见有成绩拨款1千元，作为专业班经费，我们用此款买杨椽70多根和一些檀条，做了7付门窗，由自己设计，师生动手施工修建了教师宿舍6间，会议室1座，约160平方米，使住窑洞教师都住上了新宿舍。1977年县上决定增设高中班，于七月间招收了两个年级高一班。我因患病身体虚弱已不能适应在这山大沟深的地方工作，故提出申请，组织随给予照顾调离家较近的殿坪中学任校长。

1977年9月1日到殿坪，又正值紧张的建校工作，大队党支部又叫我负责建校，县上未拨款，因为是民办学校，其工料都是大队负责、群众投资的，经半年的紧张施工便建成教室4座。在建校过程，师生确实吃了苦出了力，所有山外运输或力所能及的活都是师生在课余或晚上加班干的。群众投资办学的积极性很突出，在北半县是出了名的。在主持建校的同时，也努力抓了教学工作，教学秩序是好的，经公社统考，教学质量比较好，初中毕业生75%考入河畔中学。当时我教的是二、五年级的数学。

这里有教师9名，除2人其余都是民请教师，有学生240多人，设6个教学班（小学4个、中学2个），教室、宿舍和一些基本设备都较好，可算是群众办学的样板，在深山区农村是比较好的学校。

我在这里虽只工作一年，但在建校和教学上还算有成效，是受到当地干、群欢迎的，在调离时，一再挽留不让走。

这里还要说一件事，这个大队原支书卜明海，人称“老支书”，热爱教育，热心办学，关心教师生活和工作，这个学校办的好，老支书是有很大功劳的。我在校时他虽不当支书了，但还经常来学校，建校中也亲自监工过问。他是名副其实的山区民办教育的脊梁，其精神令我敬佩不已。

1978年5月，省教育厅确定北关小学为省级重点小学。八月间又调我再次担任该校校长，张国孝任党支部书记，路克勤任副校长。配教师23人，有学生近600人，设12个教学班。当时，有教室12座，教师宿舍16间，会议室、灶房各1座。这些基础设施大都变得简陋，就连校园四周围的墙也是千疮百孔；还有教学仪器、体育器材、图书等也已所剩无几了。

新领导班子组成后，首先，着重抓了校容校貌的改变。向教育局请求拨设备费1万元，对全部教室、宿舍、围墙、操场、校园进行整修、油漆、裱糊，新修花池6个，安设20多台水泥板的乒乓球台，还购置了一大批教具（包括电视机、放映机、幻灯）、体育器材以及图书等，很快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大抓了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深入批判“文革”时期对教育战线上的“两个错误估计”，组织教师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初步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摘掉“臭老九”的帽子，从政治上肯定教师也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使教师首先抬起了头，解除了精神枷锁，开始扬眉吐气，充满青春的活力。特别是在邓小平的讲话中肯定了教师的工作是辛苦的，是崇高而光荣的，尤其是小学教师更辛苦。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教师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力量。接着又平反昭雪了错划“右派”和一批冤假错案，如1979年初纠正了栗建周老师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并恢复了党籍，在生活上给予了应有的照顾；县上又为北小1973年的“封资修全面复避”的冤案平了反，并为因此案而受害的数名教师专门开了平反昭雪大会，我代表北小和受害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从此，绝大多数教师心情舒畅，积极性被大大地调动起来了。

在广大教师积极性空前高涨，教学秩序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小学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教学工作计划》和《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等文件，为提高教学质量首先打下了理论思想基础。接着，经过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制订了北关小学一系列工作制度，如校务工作、教师岗位责任制、班主任岗位责任制、教研组长岗位责任制、课堂教学制度与要求，对学生有考试、升留级规定、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奖惩规定，还有教师工作考核制度以及总务工作、体育、卫生等十多种制度和要求，进而使学校整个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使教学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克服了多年来教学秩序大起大落、反复混乱的局面，教育质量逐年在稳步提高，从而也使领导和大多数教师加深认识了小学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即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相对稳定的良好教学秩序和教师队伍，认识到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学必须以课堂教学形式为主，课堂教学必须以教师为主。

这些规章制度自1979年秋开始制定实施，历经不断修改和完善，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完善。

1982年春，作为定西地区教育局推荐的唯一代表，我参加了省教育厅在敦煌召开的“普及提高小学教育会议”，被指定做了重点发言，汇报了北小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办学质量的经验，受到省教育厅副厅长汪都的充分肯定和与会者的普遍好评，同去的地区教育局副局长魏发科和王侠同志给予很高赞誉。会后兰州实验小学校长邀请赴该校介绍北小经验，顾虑再三谢绝了。

1984年暑假，我作为省教育厅委派的重点小学校长有幸参加了国家教委“小学领导人培训班”。1986年暑期，我和县教育局副局长温思聪、东关小学校长栗建周三人参加了国家教委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小学管理、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会”。这两次会议的大部分代表是北京市知名小学校长和教师，期间的交流学习使我再次大开视野，掌握到教育发展的新信息，摈弃了许多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启发了新的办学思路。

1985年北关小学被省教育厅确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办事处“JIP”计划实施学校之一。1986年因行政区划调整，该项目又由白银市教育局组织实施，专门成立了市“JIP”计划实施委员会，局长李保和亲自任委员会主任，我被任命为副主任。根据省市要求，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北关小学“JIP”计划实施方案，包括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教研咨询和培训系统、实施可培训工作、档案和资料积累工作、学前教育、争得家长和社会支持、教育和教学改革评估、提高教师素质等。对这项全新的工作，我和相关教师以极大的努力，创造性地采取了一些实施措施，成效显着。在全省实施“JIP”项目工作汇报会议上，我以会宁实验项目组长身份，作了经验介绍，受到省厅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随后，在《甘肃教育》刊出加以公开推广。1987年秋学校又实施了新的教学改革措施，开设了“语文数学实验班”，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由于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普及教育的“三率”也在逐年稳步上升。近10年，除合格率在85%左右外，入学率和巩固率均在96%以上。为此，曾被省、地、县多次评为先进学校。仅1982年一年之中，就受到省（普及教育先进学校）、地（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县（全面工作先进单位）近十次表彰奖励。在教师中有12人先后被评为省、地、县的模范班主任、优秀辅导员、“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我也被评为省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4年暑期四一中队一小队被评为全国少先队先进小队，向琳同学代表集体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为时二十天的全国优秀辅导员和先进少先队集体代表大会，获得团中央授予锦旗与教育部给予物质的奖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每逢运动我便“倒霉”，屡次过不了关。当有了党的好政策的机遇时，本人只是做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并不希望得到多少名和利，如果说有成绩的话，首先应该归于党，其次应属于学校这个团队的共同努力，但每次评先就推荐我，尽管再三推辞，难免“黄袍”加了身。总起来看，拒绝的少，得到的多。记得1981年推荐首批特级教师时，地区教育局派人事科长靳永智、干事王侠来总结我的典型材料。他们对我说：“局里已经研究全区拟推荐3人，你是其中之一。会宁是全国出了名的状元县，老校长功不可没，所以，这不仅是你的荣誉，也是全县教师的荣誉。”我听了这些话，真是诚惶诚恐，坚决拒绝提供材料，还要挟说如果评为特教，我就退休不干了。这样虽然遂了我的心愿，但遭到好多人的不理解和家人的抱怨。

自1978年秋北小被省列为重点小学以来，规模发展是比较快的，1979年新建教室4座，1982年新建4座，又分别于1979、82年新建宿舍各12间、会议室1座、家属宿舍8间。共有教室20座、宿舍41间、会议室2座，还有灶房和仪器室、图书室各1座，家属宿舍8间（其中校医占1间，库房占3间），总建筑面积为2726平方米，并有各科教学仪器224件，幻灯片53套、体育器材275件、图书5450册。校园到处是花草树木，校景宜人，初步达到了绿化和美化。共有教师45名，学生1038人，设20个教学班，成为当时全县规模最大的小学。

在文教局和学校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由张国孝和路克勤两位同志介绍，我于1979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

1979年11月至80年元月，地区教育局组织各县教育局局长（或副局长）、部分中小学校长（或党支书）共二十人的教育参观团，由副局长魏发科同志带队去西安、北京、福州、厦门、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并路经九个省参观学习，这不仅开阔了视野，扩展了眼界，使我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办学经验，更重要的是获得许多有关教育发展新动向、新趋势的信息，真是受益不浅，这是使我一生难忘的事情。

在领导班子的调整方面，1981年秋，我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丁佐中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吴保中任副校长，分管后勤。1983年秋，我任党支部书记、丁佐中任校长，吴保中任副校长。1984年秋黄殿申提任副教导主任。自此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学校的活力更增强了。根据分工我主要抓了党建党风、思想政治、德育工作，并取得显着成效，受到省地表彰奖励。

这期间，我虽然不分管教学业务，但具体工作仍少不了参与。除兼代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每周坚持听课二、三节外，还要给“JIP”实验班学生设计档案，抓好培训、检查、交流、汇报工作。在校外，曾受聘于县教师进修学校“小学数学教学法”和“学校管理”的教学工作，每周讲课二、三节，每节不少于两小时。并受聘为市、县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委员，评审工作从1987年春到1989年秋结束。这是历史上首次给小学教师评职称，针对政策性强，参评人员多，情况比较复杂的特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实施细则，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经过领导和委员们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评审任务，受到了广大教师的好评。

这期间，正值教育教学改革的高潮期，整个教育系统、尤其重点学校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参观交流活动相当频繁。县教育局和北小先后多次邀请兰州市许多知名教师，如谢瑞、芦梅儿、苏雁芝、康尔珪等人来会宁开展示范教学和专题辅导讲座活动。与此同时，县内外来北小考察学习的团队也是应接不暇。对来访者，学校师生给予热情接待，认真的介绍办学、管理、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体会和经验。我校也数次组织教师到兰州、西安等地学校考察取经。我和优秀教师雷淑芳、黄殿申、柴禄畔亦应邀到外地学校作示范教课、辅导讲学。这样的双向交流活动的确又是一次学习、提高的难得机遇。

这期间，学校德育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小根据教育部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德育工作的思路，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88年6月，我有幸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部级劳模待遇，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集体合影。8月份参加了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我代表北小在大会上交流了经验。10月间又参加了白银市德育工作会议，根据大会的安排，我向与会代表传达了全国、全省德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贯彻落实意见。通过参加上述会议，使我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特别是德育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正感受到从事教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988年3月，县委免去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任县教育局督学，至1991年4月退休。我理解督学是个“闲职”，是真正意义上的“二线”工作，但是，局里安排的任务并不轻，按局长的话说，要“发挥老校长的余热”。当然，我亦乐于有事干。先后深入到党岘、杨集、汉岔、甘沟、河畔等学区，还有会宁一中、三中等学校，开展巡回督导检查，并写出客观详实的调查报告，提供领导作为改进提高的主要依据。同时，还深入到县内一些中小学校，以“怎样当好小学校长”和“怎样教好每堂课”为题作了多场辅导报告。期间，先后应邀到天水新华小学、陇南西和县教师大会作报告，深受同行们的欢迎和好评。随后，有不少县内外兄弟学校，或信函或来人来车邀请作报告，均因那时身体条件太差未能成行，甚是遗憾！2007年9月，我曾首次从教的高家塬小学校长，几次上门恳请，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拖着年迈之躯，来到了我阔别半个世纪的学校，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心情很激动。盛情难却，我便即兴向老师和学生们讲了近两个钟头的话，主题还是讲德育、讲“五爱”，更多的还是讲了些勉励的话、希望的话。

1988年6月10日省人事局、省职改办给我颁发了“中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证书；1989年5月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奖励一级工资，颁发了奖章、奖品和奖金300元。

回顾我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四十一年的经历，所经路途是坎坷曲折的，但我始终觉得是有意义的，是有乐趣的事业。至今我总以“一生育苗当园丁，不知辛苦只觉甜”来自慰，从未后悔过自己所从事了教育工作，始终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并以此来勉励我的正在从教的三个子女切不可改行，努力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为国家建设培养出更多的合格人才。

1984年10月初草于会宁北关小学

2008年10月修补于靖远重玲寓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7bfb6f0100gyq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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