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艾青﹑田间﹑臧克家出现在诗坛﹐新诗已适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它以多样的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街头诗﹑传单诗应运而生﹐诗歌与群众的联系空前密切。诗歌的主题基本转向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诗歌的旋律由柔婉变为雄健。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诗人们多以愤怒而乐观的调子歌赞这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争。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写了《慰劳信集》﹐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和舒群的《在故乡》﹐堪称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具体地展现了现实斗争的人物与场景。这首诗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均作于延安﹐力图以民间熟知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高兰以朗诵诗闻名﹐代表作《哭亡女苏菲》以个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懮患。

     抗战期间诗歌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在重庆﹑桂林﹑成都等内地出现了《诗创作》﹑《诗垦地》﹑《诗星》等诗歌专刊和《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大量发表诗作的文学杂志﹐吕剑﹑徐迟﹑袁水拍﹑胡风﹑邹荻帆﹑韩北屏﹑苏金伞﹑青勃﹑臧云远等人﹐创作相当活跃。力扬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发出劳动家族的苦难历史的叹息﹐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在敌后﹐以延安为中心﹐晋察冀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严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萧三﹑蔡其矫﹑方冰﹑陈辉﹑魏巍(红杨树)等也都有丰硕的诗作﹐易琴弦为喇叭﹐显示了抗战诗歌的严峻﹑力度与真诚。

    从抗战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治地图与战争区域的划分﹐40年代的诗歌活动大致上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两部分﹐且各有自身的特点。但因解放区代表了全中国的新生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起著全局性的影响﹐解放区的新型诗歌同样成为全国的楷模并对国民党统治区诗歌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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