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学当老师的第三个年头，从边远的山村学校调来了一位老师，姓G，上海人。

没有一般来自农村的老师的拖拉和疲惫，并不时尚的衣服显得十分地整洁和得体，尽管已不再年轻的脸孔上显露出岁月的沧桑和艰辛，但一幅普通的眼镜后面一双似乎永远微笑着的眼睛，却透露出当时农村女教师少有的坚毅与执着，显示出事业女性独有的儒雅和英气。

上海人在边远的山村学校当老师？本就让我有太多的好奇，后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我特别地敬重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老师。

G老师有着一个确如其人的名字，G儒英。出生在大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兄弟姐妹十个，父亲是资本家，家境非常富裕。但在五十年代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出身不怎么“红”的父亲积极响应，与母亲一商量，带了十个子女中的一半——五个孩子毅然来到了最为边远落后的甘肃省一个贫困县，大点的孩子都到普通的工厂上班，小点的则在学校上学；另外五个孩子则由母亲带着留在了上海。而G儒英，则是来西北的五个孩子中的其中一个。

后来，其他的孩子因实在无法忍受西北山区艰苦的生活，先后告别父亲回到了上海母亲的身边或者奋斗到上海周边的城市，而最后一直坚守下来陪伴着父亲的只剩下G儒英一个女儿。再后来，父亲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回上海。

作为一个自小都是在父母的疼爱和保姆的娇惯下养尊处优的“小公主”，G儒英从十多岁来到边远贫困的西北农村，期间所经历和所感受的，恐怕只有自己深知，不但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更还要学会照料日渐年迈的父亲，直至把慈祥的父亲安葬在了这一片与自己解不开关系的黄土地上，她似乎逐渐忘记了自己还曾是个上海南京路上资本家的女儿，忘记了大上海的繁华与喧嚣与自己有怎样的关联。而她自己，又从县城“上山下乡”，来到更为偏僻的少数民族乡村，做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整地、拔田、碾场、送肥、饮牛、铡草，她学会了所有农家的粗活，并且也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做了真正的农妇。

年轻的时候，G儒英由于吃苦耐劳，勤奋卖力，还当过大队的支部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挖水渠、收庄稼，也与父老乡亲一道冒着凛冽寒风整梯田、修道路，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山村的主人，成了乡亲们在艰苦条件下战天斗地的领头人。

没有人切切地想过，一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子，来到山大沟深的地方，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真的就不再怀想那城市生活的安逸与舒适？真的就不再思念母亲的慈爱和担忧？真的就不再牵挂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的亲情和温暖？肯定不是！最好的注解，就是因为这里有自己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一诺千金的父亲！这里有自己付出了一腔热血的土地！这里有自己割舍不断的亲人！当然，肯定还有更多的无奈与无助！

G儒英生活的那个村子，小地名叫马莲，据说是夏天在田边地埂上到处会生长出许多马莲花而得名。她给自己大女儿的名字就取名“沪莲”，似乎是要用自己的心把上海（即“沪”）和马莲（即“莲”）这两个互不相关的地方连接起来，又似乎是要在这两个千里相隔的地方用心架一座永远相通的桥，也似乎是要让自己的心思永远在这两个地方不停地颠簸……她先后生了三个女儿，每个女儿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沪”字，其中又寄托了多少万千的思绪，恐怕也只有她自己才能深切地感知。

当年，公社的领导非常敬佩G儒英的坚韧与勤奋，看到她几个女儿的先后出生，一来为了照顾她，二来村里的小学校总留不住老师，三来考虑到她有着农村女子难得的高中学历，就安排她去学校给孩子们教书，从此，就当上了山村小学的孩子王，而这一当，就是整整二十年！

在边远落后的马莲小学，G老师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以常人少有的执着与坚强，把自己的心血和关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山区的孩子们。每到开学的时候，她总是先步行十多里山路，再搭乘着顺路的手扶拖拉机或者骑着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县城的新华书店一本一本去查点学生的课本，然后又搭乘顺车到公社所在地后，再背起沉重的课本，步行翻山到学校……多少年后，每当G老师回忆起自己当时背着沉甸甸的课本，非常的劳累，从山顶往山脚下的学校走去，腿脚几乎是不停地颤抖，而校园里玩耍的孩子们惊喜地发现后，就会欢呼着向自己跑过来，那情景历历在目，这时候她总是流露出无比的快慰和欣喜，没有丝毫的怨悔。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地方电视台一位记者在乡下采风的时候，无意中了解到了G老师不平常的传奇经历，十分感动，热心的她一心想着自己要为G老师做些什么，于是这位记者直接找了当时县上分管教育的领导，讲述了G老师艰辛的历程，恳请教育主管部门能够适当地照顾一下这位来自大海而又扎根山区几十年的老师，帮助她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

89年秋季开学，教育局特事特办，G老师调进城区，我们成了同事！

一下子从边远的山区小学调进县城的小学，G老师非常地谦逊，总是担心自己从乡下的学校来，有很多的不适应，因此工作非常地认真和勤奋，想着一定不能辜负领导的关心和那位热心记者的期望！或许真有个别的老师从眼神和言行中显露过对这位来自乡下的中年女教师的不屑与冷漠，可我却后来因为对G老师更多的了解和熟识，总会怀想许多：

曾经在大都市上海度过了幸福童年的G老师，难道真的在为年过不惑后又能够进入本还十分落后的县城而庆幸吗？这是生活的幸运还是命运的悲哀？这是现任领导的关爱还是历届领导的麻木？……由于我刚刚到这所学校的时候，有许多年长的老师曾经给予过很多的关心和照顾，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的母亲差不多的老师，看到我和他们自己孩子的年龄相差不多，每天却要应对学校各种各样的工作，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家长和学生，所以她们都对我关爱有加，在我处理学校工作的具体事务过程中有过许多善意的提醒和帮助，因此，我也特别尊重每一位老师，自然，我也象对自己的母辈一样，非常地敬重G老师，就连同事间稍微出格的玩笑我也不会和她开。

G老师长年在农村小学工作，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其他的孩子身上，自己调进县城后，尚在上学的二女儿、小女儿也都转到城区学校上学，但由于基础较差，几个姑娘学习都不突出，中学毕业后也没有能够继续上学。特别是大女儿自小落下小儿麻痹的后遗症，腿有残疾，为此，她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几乎是用自己一人的微薄工资养活着全家五口人。期间，为了给大女儿治病，先后两次对腿部进行了大的矫正手术，虽然是来自大城市的专家，但手术的效果非常一般，远没有当初宣讲的神奇，事实上比手术前没有一点的好转，可尽管如此，G老师依然坚强地面对现实，特别是能够竭尽全力搞好自己的教学工作，从未因家庭的拖累而影响班级的教学工作。相反，她所代班级的教学成绩远远高于同类其他班级，让许多新入学的家长想方设法要挤进G老师任教的班。

乡下多年养成的孤傲坚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习惯，G老师生怕自己有一件事做不好而受到别人的指责，即使是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只要是能够做到的，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认真做好。不是班主任，但应该班主任做的每一件事她都会主动去做，给学生生火、拣起校园里的纸屑、洗一下办公室和教室的门帘……只要是进入她视野的活，没有份内份外之分，她都会毫无怨言地去精心做好。正是由于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奋肯干的特点，学校领导就额外安排她负责校园卫生的保洁工作，同事们都善意地管她叫学校的“卫生部长”，几乎每天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她就领着各班的卫生委员们，在校园里拣拾垃圾、划分区域、落实责任，绝不因为校院内有一粒纸屑而让校长说自己的工作没有搞好。那种执着，那种认真，那种负责，的确让我们其他的同事都汗颜！即使偶尔有劝说几句要她不必太那么认真的想法，却似乎觉得那是对她坦坦荡荡、无私无欲精神的一种亵渎。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当初，那校长是不是用自己高明的手段利用了G老师的朴实性格和吃苦精神？是不是用个别人无私的付出为自己的荣耀贴了一丝光彩？我之所以说是“额外”，因为当时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考核等方面还没有严格的“工作量”的概念，往往是随意地给一些教师这样那样的教学之外的其他工作。当然，如果从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是学校主人翁的这个角度去说，谁做多做少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事实上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而已，反而总是有好些人总是去努力地逃避各种责任和义务，事实有个别老师就自恃劳苦功高，在我所任教的那几年就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工作轻松，事事随意，却并不影响她在领导心目中的“光荣”形象。

九十年代初期，除了条件特别优越的电力、银行等部门，许多单位还没有家属楼的概念，学校教师的居住条件异常简陋，我一个单身汉，刚进校是住在学校的门房，一年多后又搬着南角下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G老师调进城以后，我们又都住在同一排年代久远的土房子，每人（或者每家）一间，既住家，又办公，还是厨房，异常拥护。我是单身，也没感觉什么，G老师一大家子，由于房子小，非常拥护，就只能在地下搭地铺，晚上几个姑娘睡，白天为了出进方便，又卷起铺盖。后来，学校一幢简单的教学楼建成后，考虑到G全家人口多，住宿实在困难，领导就特意给她在隔壁又挤出了一间房子。有了两间房子的G老师非常高兴，工作也更加尽心，把两间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能够体会到她确确实实才有了在城里有个家的感觉。

一排宿舍，住着十几家老师，放学以后大家忙忙碌碌、出出进进、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其实倒也有趣。处在这样一个非常融洽的团体里，我们相互之间都会随叫随到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可能是在所有的“住户”里，就我人口最少、年龄最轻的缘故，我也会更多地帮G老师做一些体力活，当然，也时常在她家里蹭饭吃。来往多了，G老师的几个孩子都不再叫我老师，而叫我“哥哥”。那个时候，我觉得给这几个姑娘当哥哥，其实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幸运。没有任何的目的和想法，因为几位姑娘叫我哥哥，我就确确实实更加努力地为那个家庭做一些事，比如考虑到G老师身体不好，又是严重的青光眼，我就包揽了需要她去完成的各种抄写、填表及撰写各种名目的材料的工作；比如在大女儿沪莲几次住院手术矫正腿疾的时候，我坚持往医院送饭，需要在这里那里跑个路、找个人什么的，我都会尽力而为；比如，家里挑水、买煤之类的重活，我有机会去做的，就会毫不迟疑地去做。总之，在我的意识里，给G老师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做多少、帮多少，都是应该的！总觉得，她为我们这个贫困地方付出的，特别多，特别多！

后来，我向我那一群时常聚会在一起玩玩乐乐、打打闹闹的同学讲述了G老师传奇色彩的经历，大家都非常感慨，对G老师有着由衷的敬意，也会很自然地随我到G老师的房间坐坐，聊聊，遇到有什么活，也会很自然地搭把手，G老师因此也逐渐熟悉了我的一帮同学，她的几个孩子一看见他们，也会“马哥！”、“刘哥！”、“肖哥！”地热情地打着招呼。

时间久了，忽然发现单位的许多同事都有我肯定会成为G老师家的女婿的看法，就连我到医院去送饭，病友们也会唐突地问G老师“是女婿还是儿子？”为了掩饰尴尬，G老师总说是“儿子！”，这时候我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有一种明确的态度，不能给任何人错误的感觉，更不能伤害G老师一家人。刚好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恋爱，就有意识地把她——我现在的媳妇引见给了G老师全家，G老师非常高兴，几个姑娘也特别开心，都亲热地叫着嫂子。可就是从此以后，她也自然而然成了G老师家里最受欢迎的人，经常和G老师及几个姑娘们一起说话、干活。

几年后，我调离了学校，也成了家，有了孩子。G老师一家人特别地娇惯我们的孩子，每到双休时间，就拿上当时孩子最喜欢吃喝的果冻、娃哈哈之类的东西来看孩子，家属院口的老太太们都笑问着“又去看孙子！”时，她愉快地答应着“就是！就是”时，老远地叫着儿子的名字……从刚刚认识G老师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时间过去了，作为当年大多数支援大西北的老师中的最后一批，G老师已经退休在家十多年了，正在颐养天年，她的几个女儿相继成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更让人欣喜的是，现在三个女婿都对老人特别地孝顺，他们也和自己的媳妇一样，亲热地叫着我“哥哥！”我和媳妇自然而然也是他们孩子的舅舅和舅妈。

如今，有女儿女婿的照顾，G老师生活得很好。身体条件许可的时候，她也会和老伴一起去和上海的兄弟姐妹们聚聚，叙叙，住上一段时间后，就毅然决然在回到这块她奉献了毕生热血的地方，在她的意识中，自己的终生都将融入这一片土地。

每次给G老师打一个问候的电话，她总是用纯粹的土话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好着呢！好着呢！”放下电话，我不由想起二十年前我和G老师一家一起看过的那个让人心绪激荡的电视剧《渴望》，时常把那首《好人一生平安》的主题曲默唱给那位令人无比崇敬的长者——来自上海的G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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