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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3 18:47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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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居荣：青岚山上左公柳

出定西城东行，左冲右突，大约五公里，就到了县境东青岚山乡大坪村，远望山梁，空旷的天空底下，只见一棵古柳凌空傲立，用那岁月雕琢的粗粝树身，向人们述说着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同治五年（1866年），已经54岁的左宗棠由浙闽总督出任陕甘总督，遂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面对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大好河山，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他翻遍了历史典籍，在西出潼关以西的土地，历代朝廷在今天的天水设有“采造务”，专门来负责森林的采伐，在今陇西和通渭一方“辟地数千里，建堡居要塞，戎座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宋熙宁年间，又大量开垦天水到渭源的田地为军需所有。到了明代，朝廷“屯田普天下，而边境为多，凡流民均给土地”，从山西等地迁来大量移民，陇中人口剧增，开垦土地达到近似疯狂的程度，因而也加剧了水土的流失。满清政权建立后，仅临洮一县的耕地较明朝就扩大了二十万亩，洮河流域的次生林随自砍伐殆尽，渭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天然林紧接着也消失了。既便是“康乾盛世”，陇中“其山童无竹木之饶，其水咸苦无菱芡鱼蟹之利”。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陕甘总督勒保入觐京师，向朝廷禀报称“种无法丰年，亩仅收数斗，岁人不供所出，故赋税常不及额”。

他一路向西走来，关山重重，路途何其遥远，但他胸积一腔抱负，满怀强烈报国之志，出长安，过潼关、泾县、平凉、六盘山、会宁、青岚山、定西、兰州、河西走廊……直到天山南北，向西延伸，一直到新疆喀什，让这位生长在南方芙蓉国里的潇湘子弟满目凄然，而“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对于这些朝廷对他或褒奖或嫉妒或颂扬或排挤的话语，恍若还在昨日，仍在耳边萦绕，西行路上，他倡导修筑从陕西长武经定西至新疆的驿道，让树开路，遍栽杨柳，并规定必须在路两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力最勤”。据史料记载，左公柳的栽植始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终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时八年。从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六百里，植树成活二十六万四千株，仅定西境内就有十万六千株。《西笑日觚》曰：“左恪靖命自泾川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光绪三年（1877年），苏（苏州）松（松江）太（太仓）道台冯光在其《西行日记》中写道：“三十里窑店镇，交甘肃泾州界。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荫蔽天”。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的布衣至交杨昌浚从西安去新疆途中，他看到路旁绿树成荫，被驿道两旁的杨柳所感，触景生情，即吟诗赞道：“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今天，我们读着这样大气磅礴的豪迈诗句，仍感到斯人左文襄公在督办陕甘军务的过程中广植杨柳的历史意义，绝非是一朝一夕人们所能理解得了的。曾经绵延三千里的“左公柳”，在左宗棠离任后的三十年里，几被悉数砍伐殆尽，当作烧材和他用，如今已属寥寥无几。我寻着古人的足迹，行走在陕甘公路兰凉道的青岚山上，面对这棵已愈百年的古树，仍然傲然苍天，他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历经岁月的经久历练，仍然驻守着这陇中的一方土地，古道老得只剩下古道了，可唯一幸存仍在，他见证了陇中百年的沧桑剧变，现在仍在见证着当地的巨变，岁月逝去，但流不走封存在人们脑际里的久远记忆，仰望苍穹，苍天在上，流云飞渡，山风劲吹，衣袦飘拂，只见仅存的古柳枝悠悠飘动，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诉说什么，岁月在风霜云影中，流来又流去，这株老柳见证了陇中大地百年来的兴衰，而今古树叶零，不知他又能讲述些什么呢？

这株左公柳生长在青岚山岭上，大约有130多年的历史，属于典型的陇上旱柳。当年车声辚辚，商旅往来的陕甘古道仍依稀可辨。再看古树，高约15米，树冠径有14米，树桩最大处约3.86米，中围3.6米，树干已多干枯，只有在两侧枝上尚有一些绿叶，在离地10米上下的躯干上，有十多个被啄木鸟凿出的巢穴，树干大部分已皮肤脱落，裸露着被无情的岁月所刻写的痕迹，尽显岁月春秋千古轮回的无尽沧桑。

世事沧桑，曾经一度丰茂的“左公柳”，由于人为的砍伐，加之自然的损毁，饱经历史的风霜雨雪，如今在定西境内所剩仅有一棵，古丝绸之路上那一道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已远离了我们，已淡化在了历史的烟云里。

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从关外进京，一路目睹了沿途的风景，“道旁所种杨柳，也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清史稿》卷五十七）。“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书牍》卷二十四），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他从开封出发西行，将沿途的见闻写成《抚新纪程》一书。书中对“左公柳”写道“华阴以西，平原开敞……夹道左公柳尚密，闻有被大人偷伐者，亦地方之责也”（二月初九日记）。行抵永登，“傍庄浪河东麓，北偏西行……夹道杨柳高十余丈，左公督陕甘时种植，多为奸民剪伐，有未伐者，高耸插天，干直无枝，枝亦被人斫去”（三月十九日记），当行至肃州（今酒泉），“回望陇树泰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古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天入玉门关矣”（四月初六日记），别是一番景致。

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今则旱槁之后，继以兵残，髡枝弱线，十里不逢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是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道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左公柳，干粗两三围。

1934年春，着名作家张恨水漫游西北，一入甘肃，只见沿路左公柳砍伐殆尽，所余无多，均剥尽树皮，用以充饥。张恨水在感伤之余，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935年，赴西北游历考察的张杨明，在所着《到西北来》中写道，清水至天水途中，“路旁有很多古柳，名左公柳，为左文襄公开发新疆时所植。闻说这种柳树，一直到天水、定西、皋兰一带，绵至数千里，共约60万株；因左公当时来到此地，看见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柳作为标识”（六月十六日记）。

着名记者范长江从1935年7月开始，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写成了《中国的西北角》，书中也记载了左公柳。当1935年东，行至永登途中，看到：“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道……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在《塞上行》里，且有对平凉途中所见左公柳的描述：“下华家岭，至界石铺，又合昔日陕甘左路大道，左宗棠当年经营西北所植柳树，还有不少留于大路两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有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以当时交通工具之简单，他的道路路面比现在旧道路面为广，此公胸襟之远阔，实不同于当时风俗之武夫。惟时至今日，左公柳已丧之十九，长安（今西安）至新疆之大道，仅若干处存左公柳，以引对前人辛苦经边之回想，其实用的价值，实已渺无可称述”。

丁履进在1940年写的《西兰之间》“忆左宗棠”一章中写道“左氏由潼关至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运用兵工，开辟大道，夹道柳树，保护路面，迄今陕甘公路两侧，老树峥嵘，所谓左公柳者是也。惜后人不加爱护，砍伐殆尽，于今所见，依稀数株而已”，无不怅然。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后，定西县尚存“左公柳”10多棵，直到现在定西县（今安定区）仅有一棵了，已成为一种陇中文化的历史记忆。

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年）10月，从静宁进驻安定，又于同年8月，将行辕移往兰州安宁，为了加快调动大队人马，转运军需，传递文书的需要，对安定境内的三条道路进行修筑。其一为兰州大道，起自西安，经平凉、静宁、会宁、安定以达兰州，是横亘甘肃最繁荣的一条交通通道，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由周绍廉湘军工程营承担整修安定到兰州的道路，从会宁鸡儿嘴进入安定县境后，经营房坪、新街道、西巩驿、石碑湾、青岚山至安定，再经巉口、称钩驿，车道岭进入榆中一直通往兰州。其间工程量最大，历尽艰险的地段当属西巩、青岚山二乡镇交界处山路及宋家沟“永济桥”（此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名永济桥，清乾隆二十一年巩昌知府王廷赞重修，俗称“王公桥”）地段，除了山道盘绕的修筑，主要工程是彻底修建“永济桥”。工竣，幕府请作记，左宗棠曰：“掠美沾名，吾不为也，但名之曰永定”（见《甘青宁史略正编》卷十九）。故此桥亦叫“永定桥”。这座石拱桥，经此次修成后，民国又数次重修。今有1958年建八字撑木架桥高18.47米，目前已多不行人车辆。1983年在宋家沟上游建T型梁桥高33.8米，现为312国道必经桥梁之一。

其二为马营监至安定道：此道为西汉平襄（今通渭）道的一段，可行车马，在明清时期达到极盛，是安定通往秦州（今天水）的重要驿道，也是兰州通往秦州的一条捷径，路线由马营向西北经油坊、牛营、红土窑、李家堡至安定。左宗棠西征时，派少量军队游弋于秦安、通渭、马营至安定一线，并在马营设立粮局。当时军队所需粮食、物资从四方由一帮大车和一帮驮骡承运到马营粮局，再转运军营。而道路的整修由沿线群众承担，所费银两一般由马营山陕会馆以及商旅捐助。

其三内官营至狄道（今临洮）驮运线，由人行便道开辟而成。左宗棠在安定县内官营设立粮局，屯储大量粮草，以备军用。

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左宗棠在安定县城西门外大营（今安定区玉湖公园），接见马占鳌长子马七十五和其他头目子弟10人，俗称“十大少爷”来安定求抚，并为马占鳌之子取名“安良”。

左宗棠在定西为社会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名垂青史。整饰督办前敌营务王德榜统安定15营屯田于狄道（今临洮），开凿岚观坪新渠，整修狄道（尽临洮）岚关坪至白林口的道路80多公里，在狄道（今临洮）新建县城西门外长60米、宽2.6米、高3米的永宁桥，植树1.3万株。在安定县境内新建木石桥8座。在洮河流域九岭峪等峡谷地带，开通由洮河、岷州直通狄道（今临洮）州城的运输航道。“广招流亡协助归农”，在陇西、狄道（今临洮）、渭源、安定等地普遍招垦，规定凡承垦荒地，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在安定刘家沟、石家坪、好地掌、青岚山、新套河、夏家营坊等地安置陕西、河州（今临夏）回汉难民1620人，无论回汉均发给粮食，并照所垦地亩给以籽种和农具。将安定西大路改为东大路（即今北门外沿西河渠的旧大道，改走今东川西兰公路）。新设岷州（今岷县）文昌书院、陇西襄武书院（清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由陇西知县吴本烈筹资创设，却无地址，清光绪八年，即1882年被陇西知县李寿芝确定在陇西城东街相国寺，清光绪三十年，陇西知县祁永膺改建为襄武高等小学堂和简易师范学堂）、修复安定育英书院（清道光七年，即1827年由安定知县赵湘购置安定城南关街西地基创办的，同治初毁于战乱，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由翰林王作枢重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安定知县李谷人又购买地基扩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定知县周凤勋与山长马镜堂改设育英高等小学堂直至民国）及狄道（今临洮）洮阳书院，兴办狄道（今临洮）乡镇4所义学和安定2所回民义学。另外，还举办捐输，开征厘金，清丈地亩，改变税制，编审户口，设立保甲等。左宗棠的这些措施，对解决地方财政危机，便利交通，改善生态，培养人才，推动定西的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安定也是令他伤心的地方，同治十年冬，他的爱子左孝威到安定西门行营省亲，由于不适塞外的气候，偶感风寒，一病不起，回到原籍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四日病故。他伤心之极，但他身负国家重任，只能徒挥老泪。这成为他收复新疆伊犁，稳定西北边疆征途上的“滑铁卢”。但一腔热血，一路西行，不矢夙志，完成了平定陕甘两省，收复新疆伊犁的重任。综观左宗棠的一生，郁郁寡欢，屡不得志，但大西北却给他施展身手的际遇，难怪后人有言左宗棠成全了新疆，新疆成就了左宗棠，关于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侵占十年的伊犁地区，从而让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实为中国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一大壮举，也成为晚清风云里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关于定西，最着名的话是“苦甲天下”的论断，也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深知“非赖各省关协济无所措手”，向朝廷上书“辖境苦瘠甲于天下”，从此，“陇中苦，甲天下”的民谣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人们一提定西仍是满清封建大臣的这句话。

透过前人留下的足迹，透过时光老人所投下的那深长一瞥，我们彷佛看到了“左公柳”曾经所拥有过的辉煌和一路走来的坎坷，领略其迷人的丰韵，深感保护植被之意义之重大，尽显自然界气候的变迁和生物沧海桑田的演绎，人类与大自然进行坚韧搏弈的不懈追索，毫不掩饰苍凉的绿色，鄣显大自然中植物生命的坚韧与倔强。

由此，我姑且认为，“左公柳”是留给定西的一个“问号”，让人们对生存的自然环境惨遭破坏所引发长长的深思，同样，在青岚山的这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大坪”，从二十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把山地修成梯田，书写了陇中贫困山区定西摆脱靠天吃饭的里程碑。这无疑成为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惊叹号”，也许人们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走出贫困；更不可能想到，会成今天人们学习的榜样。站在堡子梁上，远远望去，梯田缠绕山梁，山峦簇拥梯田，翠绿相间，美丽如画。

我不由得深思，要是左文襄公还能在世的话，他又该怎样描写定西的历史呢？要是他一语即出，定会声震寰宇，让世人惊服，流芳千古。

啊，说到左公柳，还得说说左宗棠。左宗棠，自幼在湖南湘阴柳庄，自号“湘上农人”，半耕半读，后致力于杂学、农学等经事致用之学，与绿色结下了不解之缘，故所到之处最爱栽树种菜植桑。关于“左公柳”及左宗棠，作为文化的代名词被世人广泛运用，你无疑是陇中黄土地的一种精神符号。让人深思，让人感叹……（刘居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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