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在开国总理李光耀及其子、现任总理李显龙的执政下，长期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00美元上升至3万多美元。其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一直为世界所关注，新加坡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被广泛称赞，誉之为“新加坡模式”。

1923年出生的李光耀被尊奉为新加坡国父。他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36岁就成为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建国后一直执掌最高行政权力，直到1990年11月辞职。在李光耀31年的执政期间，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人口仅460万的新加坡从一个南洋小港，发展成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成为世界一大贸易与金融中心，李光耀因此在国内外皆享有盛誉。李显龙，1952年生，新加坡政府第3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长子。

“新加坡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威权国家”，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这个威权国家的经济却发展得相当不错，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

李光耀父子把民主和一党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于是，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因为不同政党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民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间作一理性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能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从纯粹经济方面来看，新加坡的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和有力的人力资源战略。就前者而言，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以自身环境条件为基础，60年代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电子、金融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90年代发展房地产遭遇挫折后，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很明显，新加坡是秉承开放的原则建立资本市场的。一方面利用外部资金的流动弥补本国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其税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税源，也为制造业建立了融资平台。在人力资源方面，新加坡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在国内实行义务教育为主导和职业技术教育为辅助的普通劳动者的培养体制；另一方面大量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甚至不惜代价帮助年轻人进入新加坡接受教育。新加坡也采取了十分开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保证自由的出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这就解决了高层管理人员匮乏的困境，也保证了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均衡的成长。新加坡在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国有企业管理层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有效的招聘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模式，完备的监管体制，良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都是一流企业管理人才进入和长期为新加坡国有企业服务的基本保证。所以，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效率是其他国家国有企业难以比拟的，甚至在许多领域与私营企业竞争也不落下风。然而，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政府清楚地看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及其关联市场，如房地产依然隐藏着潜在危机。为此，新加坡开始全面的产业转型，很快实现了从制造者服务业向智能型服务业的有效转化，实现了新增长模型所描述的景象：依靠可积累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为主导的产业模式，走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道路。

新加坡还建立了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使每一个公民享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强势政府在剥夺民众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这就消除了民众希望通过政治斗争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潜在条件。可以说，新加坡建立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维护民众基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制度是维持其政治上专制的必要条件。跳出新古典理论的框框，在一个更加广义的经济增长空间里，可以看到，政治上的专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结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吸引精英治理为手段，也许就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因此，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李显龙执政下的新加坡可能会重趋保守，皆因李氏父子十分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以强有力的手段对新加坡进行领导。新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均进行着严格管制，其社会管理法律条文和政府管理职能之细世界闻名。威权主义的统治使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也使新加坡一跃成为亚洲先进国家。但威权主义的统治严重压抑了个人和市场的创造力、适应力。未来，新加坡模式能否继续蓬勃发展，还是未知之数，但毕竟李氏父子执政下的新加坡令世界如此惊奇而信服过。

（文章原创于2011年1月　来源于信力建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v65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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