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故居施家桥本为施氏族人聚居之处，后因子孙繁衍，村庄扩大，又称施家三桥。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里在何处？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历次调查和大量文物史料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施耐庵是兴化人，兴化施家桥是他的隐居处。

关于施耐庵故里问题，收录于《施氏族谱》的明代杨新所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云：“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场。”《扬子方言》卷十三之三：“鼻，始也。”可见，施氏若非土着兴化人，最初徙居兴化的定是耐庵以上的某一代人，否则就谈不上世居。1979年在兴化新垛公社发现的施廷佐墓志铭曰：“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申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包括廷佐在内，记述了施氏五代人名讳。从彦端（耐庵）起，这个世系与《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相吻合，二谱均以耐庵为一世。该墓志铭开头的“佐”后所阙文字，三四字部位“兴化”二字，依稀可辨，可与乃祖以谦墓志铭吻合，此文字可能为“扬之兴化人氏”。“怀故居兴化”句的主语为“彦端”无疑，与施让墓志铭中“世居”二字相一致。“故居兴化”后一字，原校录中为“还”字加括弧存疑，经仔细辨认实为“迁”字，说明“怀故居兴化”和嗣后在“白驹生祖以谦”之间的连续性，与施让墓志铭“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场”也相符合。

有一种说法：白驹施氏宗祠是“施公故居改建而成”，由此得出“耐庵故居在白驹”的结论。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施耐庵故居施家桥本为施氏族人聚居之处，后因子孙繁衍，村庄扩大，又称施家三桥：前桥（又称奉桥或枫桥）、后桥（又称板桥）、西桥（又称柳桥），以施耐庵九世孙名命名其地。说明包括九世在内，主要聚居地仍在施家桥。施奉桥（明邑庠生）地券（1981年为大丰县征得），有“白驹场街市居住”字样，这是有施氏后裔住白驹场街市的最早物证。综上可以推知施耐庵后裔中部分迁居场之街市，最早始于九世或稍后。施氏宗祠系乾隆戊申（1788）由耐庵十二世孙奠邦住宅改建，并于道光丙申（1836），由十四世孙埁经手扩建。这在他《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说得十分清楚。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至建祠已隔十一代，历经了四百年沧桑，从现有文物史料中看不出奠邦住宅与耐庵故居有什么必然联系。

施氏两个族谱均非“合族之谱”自不待言，白驹的施氏宗祠也不可能是“合族之祠”，而是一个支祠，1981年在大丰发现的手抄本《施氏长门谱》修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施氏宗祠始建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修谱早十一年，尚且“合族之谱难以考证”，建祠更可想而知。从施让墓志铭中“兄弟以敬”一句看，施让绝非弟兄一人。施让所生七子，除文晔、文晖“不幸早逝”外，尚存五人。而《长门谱》在二世只记施让一人，三世只辑录文昱一人，文昱以下连续三代又仅录单支。即使从第七代起，也是详长房一支，略其他各支。列入宗祠的各房木主，若以《长门谱》按图索骥，纵然无一遗漏，也仅一个支派。如果白驹施氏宗祠所在地即施族聚居处，也仅是施氏后裔某一支派的聚居处而已，和远在九代以上或更远的某一个祖先是扯不到一起的。那么，修谱、建祠为什么奉耐庵为一世，而不追溯得更远，如施让墓志铭所称之“鼻祖”，施廷佐墓志铭所列之元德，或等而下之以他们更直接的上代如三世文昱、八世古泉或九世奉桥为始祖呢？这是由于耐庵墓近在咫尺，为通族景仰，理所当然地被奉为始祖。因而，住白驹镇的施氏子孙们每年清明仍要去施家桥“寻根”，祭扫始祖耐庵墓。施耐庵自故居兴化徙白驹后，不住街市，而是隐居在场之旧庐施家桥。

施耐庵为什么徙白驹？1943年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撰施耐庵墓碑称，施耐庵因避张士诚之征而隐于施家桥。施让墓志铭曰：“国初，征书下至，（耐庵）坚辞不出，隐居着《水浒》自遣。”实际是避明初的文字狱。一个“隐”字道出了施耐庵迁居白驹场的目的。李详、魏隽《兴化县续志》称施耐庵为“隐士”，但白驹场街市并非理想的隐居之地。它绵延于范公堤上，东临大海和滩地，沿堤是历代海防前哨和屯军之所。范公堤西是烧盐灶地，街市驻有盐场大使及其场署。在这个官、军很多，百姓较少的地方，隐居是不可能的。而施家桥东南近白驹场街市，东北邻刘庄，西南接北安丰，各距二十里左右，与屯军有一定距离。既靠盐灶又有农耕之地，为“田灶混杂”之所。河港纵横，流水潺潺，芦苇丛生，野鸟飞翔，这种优美的环境堪称隐居着书的“桃园胜地”。施耐庵《水浒传自序》：“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就是这种环境的写照。

有人把施封《施氏长门谱序》“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引伸为“施氏家族本来清贫，无钱买地”，进而推演成“耐庵、施让父子，家境清贫……生前在施家桥既无土地，也就不会有房屋，不可能在那里生活，因而施家桥是施耐庵故里之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样说实在牵强。明代杨新撰写的施让墓志铭及清代陈广德《施氏族谱序》，都称施氏为“望族”，这抑或是恭维之词，姑勿论。但“寒微”二字，这里也是相对于“高门”的自谦之词。施让墓志铭称施让为“处士”：“少有操志”，“续长克承家业”，“自以耕学扁斋”，“忘形林泉之下，娱情诗酒之间”。这种典型的隐士生活，无一定经济条件是不行的。施让三个女儿所适皆“乔故之后”，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当时，施让的家世可见一斑。再从施氏祭祀“必尽丰美”，对舅姑“始终弗怠”的“孝养”，也可以看出当时“炽盛”的程度。从施让“克承家业”，再到文昱辈的“炽盛逾旧”，可以看出自施耐庵徙居白驹场之田庐施家桥以后，世代相因，子孙繁衍的情况。直至今天，施家桥仍是施氏后裔的主要聚居之地。

明代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其后述元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清代陈广德《施氏族谱序》：“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称施家桥为“故墟”。而蔡公杰在访问了施氏后裔族长，查阅了家谱后，证实施耐庵是施家桥施氏族人的祖先。他在施耐庵墓碑中写道：“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庄者，施氏之故庐也。”台湾的赵知人先生在他的《施耐庵的故里及遗迹》一文中也把施家桥称为耐庵的“老家”。如果说死后归葬之地是“阴宅”，那么，“田庐”、“故墟”、“故庐”、“老家”则无疑为“阳宅”矣。值得注意的是，陈广德是在他“过白驹，纳凉于祠（按：指施氏宗祠）”时，应施埁所请代撰《施氏族谱序》的。当时“勤勤于谱事”的施埁等，见谱序如获至宝，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宝藏于家，流传至今。这说明施耐庵故里在施家桥是一个历史的真实。

那么，“海陵白驹场”怎么理解呢？海陵县始建于西汉，五代杨吴武义二年（920）析海陵北境招远场设兴化县，南唐昇元元年（937）又于海陵设泰州。明初海陵县省入泰州，从此，“海陵”二字成为兴化、泰州等地的雅称，就如同称扬州为“广陵”、南京为“金陵”一样，从前兴化县衙前有匾额“海陵旧址”、“昭阳采邑”也是这个意思。“海陵白驹场”并不是“海陵县”的“白驹场”，明代已经不存在海陵县了，这里的“海陵”指的是兴化县。“丁（溪）、小（海）、草（堰）、刘（庄）、白（驹）等场民籍考试无一不属兴化，其狱讼非盐官所理者，亦无不归兴化也。”（《丁小草刘白疆域属东台驳议序》）反映的正是这一事实。至于施家桥和白驹的关系，施家桥曾经是白驹场的一个村坊，它和场之街市一样，是白驹场的一部分，过去的白驹场既包括施家桥，也包括其街市部分，但街市和村坊两者并无隶属关系。现在白驹场街市已划归大丰县，而范堤以西场之田庐（包括施家桥）仍全都在兴化。因此，无论过去和现在，说“兴化施耐庵”，或说“施耐庵故居在兴化施家桥”，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也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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