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三日

——洪洞探亲寻根记

节选自李翔德——根在家乡

10月30日，我回到赵城。当晚喜宴同山维的领导们在一桌，酒过三巡，交谈很是热烈，叙起旧来，这个厂的兴建也同我有某种联系。该厂是70年代兴建的，当时认为它系轻工纺织一类性质，所以派原太原纺织厂厂长赵春山筹建。太纺也是赵春山筹建的。那是1955年，筹备处就设在太原皇华馆的一座小楼里。赵春山为主任，靳恒为副主任，南耀先负责人事劳资，我是秘书，党政工团的图章都是我管着，包括赵春山的名章。就是说山维的新建同太纺与赵春山有密切关系，很多人员也是由太纺调来的。后来，靳恒也来山维任厂长。我同赵春山、靳恒又是老相识，他们来到洪洞县赵城我的老家后，又多有交往，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平时不留意，同山维的领导尤其有一位由太纺调来的郭先生（赵春山在山维的厂办主任）聊起来，便一下勾起了这些往事，发现原来在这里也有个“根缘”——某种根系上的关系。在交谈中又得知次日临汾市首届根祖文化研讨会在洪洞县召开，我就更来了劲。

论根，那么中国之大，可以从很多地方和地区谈起，但那毕竟不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则不然。我生在赵城，现在又归洪洞，临汾也是我从小特别是在战火纷飞年代活动的地方。在这里寻根、论根，探讨根祖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岂非一绝！这岂不也是“得天独厚”！老天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降生在这块沃土上，又给了我一个参加这个会议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呢？！正好侯村的村长也被邀出席这个会议，我的老邻居的孩子，洪洞县党校校长张宪又同县委宣传部部长晋廷瑞和旅游局局长董爱民联系好了，他们也很欢迎我去，我便于次日早晨兴致勃勃地赴会了。只是到得晚了一点，与会人员已经合影完毕，会上一位同志说：“刚才照相时，还给你在第一排留着位哩，没有等着你，太遗憾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想早点来，只因为坐人家村长的车，中间他又接了个人，所以来晚了。很对不起。”他帮我登记后，又领了论文等资料，我如获至宝，便上楼到会议室了。

会议室里，专家满堂，相继热烈发言，纵论根祖，精彩之极。对我来说又如饥似渴，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满足。不仅如此，我还在会上结识了许多专家学者，如孟繁仁、辛中南、刘北锁、李林双等。辛中南先生还把他的着作《华夏始祖女娲与伏羲》赠送给我；刘北锁把他的论文《娲皇、娲皇陵及其祭祀》赠送给我；号称法雨居士的李林栓先生也把他的论文《周易之中有乾坤、科学和谐在易中》赠送给我。加之有会议发给的论文和资料，我的收获实在不小。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根据会议安排，下午参观的路线是：大槐树——侯村娲皇陵——官庄新村。大槐树离洪洞城内很近，只有2华里，坐车也就十来八分钟就到了。

洪洞出过很多历史名人，如皋陶、师旷、叔向等，但真正使洪洞出名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京剧《玉堂春》、《女起解》；一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玉堂春》、《女起解》的故事发生在洪洞，剧中主人苏三又有一段人们无所不知的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既大大地提高了洪洞的知名度，又使洪洞人非常尴尬。因为苏三虽是受损害受屈辱之辈，但毕竟是一风尘女，风尘女都不说洪洞人的好话，洪洞获得的只不过是流传极广的骂名。洪洞县曾出过一种名酒名为《玉堂春》，我新疆的一位老同学听了很有异议：“这岂不是洪洞人自己糟蹋自己？！”而大槐树则截然不同，它不仅使洪洞名扬天下，而且为洪洞带来荣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几乎走遍中华大地，都会有人说他的祖先是从大槐树下出来的。如今，大槐树更日益成为人们寻根祭祖的圣地。

然而对于我来说，若人云亦云，也讲什么到大槐树寻根，那就有点滑稽可笑了。我从小就生长在大槐树所在的洪赵县，就在根上，就在眼下，就在心中，何以谈寻？！

原洪洞与赵城是两个县，但两县距离很近。我出生在赵城县城里。从赵城城里到洪洞县城也只有30华里，大槐树则更近，连30华里也没有。它是由赵城到洪洞县城必经之地。因我幼年丧父，同母亲一起在二姐家生活。有一次，母亲同二姐吵翻了，便领我离开二姐家，在财主张家的南院里很久未住人的门房，铺下被褥便住下了。母亲痛下决心，教我自力生活，也不要再去上学了。第二天一早，我便提着竹篮，上放一个木盘，卖芝麻糖、烧饼、麻花和烟卷了。人也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逼出一条路来，抹下脸面，发愤图强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冬天，寒风刺骨，我去热气腾腾的糖房和烧饼铺买下芝麻糖和烧饼，把篮子（也就是货摊）摆在学堂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做起了生意。后来同二姐重归于好，我还是照样提篮小卖。又因为旱烟和烟卷在洪洞批发，所以要去洪洞进货，就不只一次地经过大槐树。那个时候看到的还是大槐树，可不是今天的小槐树。一眼望去，槐阴之下，有亭翼然，有坊■然，霍岳北峙，汾水西流，如画图中，蔚然深秀，诗意盎然。我对大槐树太熟悉了，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它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及至5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我觉得大槐树也只不过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因为我出差到山南海北，广东也好，黑龙江哈尔滨也好，总有人说他们是洪洞大槐树下出来的，并说他们的脚趾的小拇指也是复形的。而我们本地，对大槐树并未格外看重。及至重视的时候，它已经面目皆非了。好在贺柏寿着《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全面详细记载了大槐树昔日之辉煌，张青先生又把它搜集出来加以点校出版，洪洞县委、县政府又大兴土木对大槐树进行维修扩建，使前人得以安眠于地下，今人后人得以享受其福荫。黄梅戏中有一出《槐荫记》，剧中主人深得槐荫之福。而今洪洞的这个《槐荫记》又要展开了。《大槐树》的电影拍过了。它比之黄梅戏那个仅仅关乎男女个人爱情的《槐荫记》要波澜壮阔得多了。

据《重修》一书记载：明太祖洪武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成祖永乐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复核太原、平阳、泽、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丁口以实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于保安州。自是以后，移徙于四方者，不一而足。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徙，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荟萃之所。（贺柏寿：《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史籍与碑刻确凿地记载了600年前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永乐15年（1417年）间长达50年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历史。这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而是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不是因为天灾人祸，百姓流离失所，恰恰相反，是因为洪洞、山西以及周边各省比较繁荣富裕，人丁兴旺所致。

元朝末年，由于政府连年用兵，对外征战，对内实行苛政，苛捐杂税，自然灾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加剧了社会矛盾。元末兵燹创伤未平，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长达四年的战争，“淮北均为茂草”，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国库空虚，财力匮乏。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而且，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又居首位，洪洞县又是平阳府境内的人口大县。从地理形势看，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贯通南北。当明朝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时，便选中了洪洞。当时，洪洞县北门外不远的北贾村驿旁，有个广济寺，便被定为移民之地，在此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则成了各地移民聚集、歇息和迁散之地。洪洞大槐树和老鸹窝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

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永乐15年（1417），长达50年之久，共移民18次（洪武10次，永乐8次）。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的100多个国家，也不乏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移民及其后裔。过去人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我们还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洪民”了。而且那个时候说“天下”，只不过是指中华版图之内，而洪洞移民，则远远超出了中华之版图，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

现在谈起洪洞大槐树移民古事来，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人们甚至谈笑风生。实际上那是一场涉及到千家万户万万户的悲欢离合的撕心裂肺断肠的血泪史。正如民国时的两位为大槐树志作序之人所说：“宋文正公白发忧边，而■■于圭峰精舍，此一人一家之事，尚不能忘情，况驱数千户人民，使之离故土适异乡，能不黯然神伤，望乔木而依依不已乎！（刘大观：《古大槐树志序》）”

贺柏寿说：殷之迁民也，避河患也。秦之迁民也，处罪人也。汉之迁民也，防隐忧也。秦汉不必论，若夫殷盘庚者，非贤君乎。河决者，非显患乎。乃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戎毒胁之，以劓逼之，离乡背井之难也。明之迁民，与殷秦汉殊然不同，有居咨磋怫郁之状，岂有异哉。是知迁民者，非人情之所愿也，而既迁之后，父以是语子，兄以是语弟，望家山而不见，流异域以沾襟，不但身不能忘，百世子孙亦系之矣。汉高祖平黥布反，过沛，谓沛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千秋万岁后，魂魄犹在沛。”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人生荣乐亦不能忘乡，况凡人乎！况去乐土之洪民乎！（《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序》）皇帝老子，别愁离恨，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老百姓，拖儿带女，永离祖祖辈辈居住的乡土和乡亲呢？！

就从“解手”一语的由来说起吧。在大槐树迁民之前，人们并不说大小便是“解手”，兹因明朝的迁民是强制性的，人们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用各种方法反抗着。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怕他们半路逃跑，在编队定员之后，便把他们捆绑起来，才肯上路。先是大绑，即绑住两条胳膊，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改用“小绑”，每人只绑一只胳膊，几十个人联在一条绳子上，互相牵连在一起，一人要动，牵动别人，谁也跑不脱。因此，无论在行路当中，还是晚上歇息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人要大便或者小便，即恳求押解的差人：“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大便（或我要小便）。”后来干脆简化成“解手”了。只要有人高声喊“解手！”那就是他要大小便了。

到了新的住地，差人给他们松了绑，按路上的编队定居下来，他们的手虽然解开了，但由于迁民路上的那段生活，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都忘却不了，时而总要提及，也由于路上时日很长，说成了习惯，仍然说大小便是“解手”。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在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冀、鲁、豫、秦诸省，有着一个传统习惯，就是人们把槐树视作一种吉祥树，把它栽植在庭院里，栽植在大门口和十字路口。槐树长大后，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槐树，便被视为“神树”，在树上钉上许多“灵应”、“保佑”之类的小牌牌，加以供奉，非常虔诚。有了枯枝败叶，人们不肯去动它，住上鸟儿，也不许孩子们爬上去害它。有的甚至干枯了，也不伐掉它的。

原来这种传统习惯，同明时迁民有着密切关系，它来自迁民时“折槐枝”的传说。移民动身时，人们不愿意离开，一部分人纷纷拽住槐树，仿佛拉住亲人的手，死死不放。那些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见此情形，勃然大怒，用棍棒驱赶，用皮鞭威胁，生拉硬扯，仍无效果。拉走这伙，那伙上去了，拉下那伙，这伙又上去了。于是，他们拔出刀剑，砍断人们拽着的槐枝，驱赶起程。无情的刀剑把移民们同古大槐树分割开了，他们手抓槐树枝，眼望大槐树，不愿扔掉，不忍离去。他们望望远去的古槐，看着手中的槐枝；看着手中的槐枝，再望望远去的古槐。大槐树渐渐望不见了，惟有这手中的槐枝。槐枝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古大槐树的象征。对家乡的情感，对亲人的留恋，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槐枝上了。把它珍藏起来，带在身边。想起故乡，想起亲人，悄悄拿起来看看，迁居时也不忘带上它们。为了表示不忘故土，为了把新居和故土连接起来，也为了像热爱故土那样爱恋新地，人们便把从古槐树上折下的槐枝，栽植在新居的庭院里，辛勤地浇灌，精心地培育。槐树在新土上生根了，长叶了，开花了，结实了，移民们也在新地繁衍子孙了。他们把这株槐树当作故乡的象征，当作祖先的象征。把它视为最吉祥的树。逢年过节，人们面对小槐树，念故土，想亲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树。有的人还献上好吃的，烧上香，朝槐树叩头。家里有了什么难事，家人得了什么疾病，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天长地久，便沿袭成习，后来慢慢由祭祖演变为拜神。（刘郁瑞《古槐轶闻》）从这些传说故事，可以看出当年移民们的遭遇，是多么悲惨痛苦！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后人对此经历情深意切，抚今思昔，黯然神伤。无论在崇山峻岭天南海北，国内国外，一听说是由洪洞而来，便如同见到亲人。“我也是洪洞大槐下出来的”这句话，便脱口而出。一旦来到洪洞，就必去大槐树处寻根问祖，发思古之幽情，流连忘返。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士卒们来到这里，也规矩安分起来。如辛亥光复，三镇兵入晋，猛将悍卒，大都是北方健儿，即燕、鲁、皖、豫等地之人，尽管他们所过岭南诸县纵掠骚扰，而到洪洞后却异口同声齐呼：“吾家山也。”恭敬桑梓，秋毫无犯。有人还专门记载了23军过洪时的情景，与辛亥三镇兵过洪之情状完全相同。他们甚至流连洪乡，不忍离去。人们都把这归功于槐荫之庇护，对大槐树更是情有独钟。也因此更坚定了一些仁人志士出资和筹金编志刻碑建坊修葺大槐树的信念。

清末，洪洞贾村的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官时，就遇到不少官吏和平民，对他这个洪洞人格外亲切，像亲人一样款待他。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洪洞是我们的老家”，昔日“从大槐树老鸹窝下迁来”，并拿出家谱让他看。这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乡梓之情，遂与在山东长山县为官的洪洞老乡刘子林相商筹建古大槐树遗迹，并筹得390两纹银，寄回洪洞，托人修建。民国三年（1914年），洪洞熟堡人贺柏寿从河南杞县告老还乡，说他在豫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使他深为感动，他也募集了300余吊钱，投入大槐树的修建工程。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何况这三人非一般之人，堪称三贤，又拿出这么多银两，所以很快也就把大槐树遗迹修葺一新，经幢、石塔、长廊、木坊、茶亭，均重现神采，新增刻的石碑和碑亭也在古大槐树旧址上兴建起来了。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929—1932年）间，在任洪洞知事的代县人柳蓉以及柴汝桢等人的热心倡导和直接参与下，编辑、整理、印制了《古大槐树志》与《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碑记、志序等美文，而出类拔萃者，当推《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序》。

这篇序言，不但全面地记载了大槐树移民的历史及后人思乡念祖之情，大槐树的历史文化价值、民族凝聚力、感召力，“御灾扞患之功”，而且文采横溢，跃然纸上，揭示了大槐树遗址的审美功能，使之人性化、史化、诗化了。

坦言之，我们叙古论史，钩沉往事，靠的大都是前人的文字，我们弘扬历史文化，也应当宣扬为历史文化作出贡献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宣扬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时，把为保护洪洞大槐树胜迹作出贡献的古人的事迹甚至美文予以介绍，也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今人不但应当宣扬他们，而且应当效仿他们，在修葺这一古迹和弘扬这一历史文化上做出无愧于前人的新贡献。

从1991年开始，洪洞县委、县政府已经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时间定于每年公历4月1日至10日，主祭日是4月5日清明节。仪程为：（1）全体肃立，鸣炮，奏大槐树寻根祭祖乐；（2）介绍参加主祭仪式的领导和来宾；（3）由县长恭读祭文；（4）参加主祭仪式的人员向迁民先祖三鞠躬；（5）向迁民先祖敬献花篮；（6）观看民俗表演，自由捐款。迄今已举办16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由海内外前来寻根祭祖，甚至慷慨解囊，予以资助。

俗话说：“天佑神助”。说也奇怪，好像鸟儿也被感动了。在1991年大槐树祭祖节期间，群鸟骤然而至。所谓“群”决非百把十只，而是成千上万。棕色羽毛，百灵鸟大小，飞翔于祭祖园上空，或在园内起落，交颈偎依，啾啾嘶鸣。祭祖节结束后，它们也销声匿迹了。这一奇观，神秘异常，而且年年如此。

1996年，洪洞大槐树被国家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洪洞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开发方案，决定在原遗址基础上，向西北扩建一座占地20公倾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投资800余万元人民币。

因为多年未回老家，我并不知道县委县政府的这个计划，这次参观时，还以为大槐树还是老样子。不料车开的路线令人莫名其妙，在贾村北面一条往西的马路上，向南开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工地，在300米处停下车来。下车后回头望去，北面是一个大殿，西面的建筑脚手架尚未拆除，工人们正在作业，往东步行200米才到了原大槐树，现小槐树的所在处。面积约4～5亩，包括大门楼、根子影壁、古驿道、二、三代槐树、石经幢、思乡桥、望亲亭、连心桥、万寿碑林、槐荫亭、登祖堂、莲花池……旧址如今却成了新建大槐树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连1/10的面积也不到。我不由深为惊叹：洪洞县委、县政府居然有如此大的决心和气魄！我拍了些照片，本想登上大殿一览，但一望那高高的台阶，至少有一、二百个，怕时间来不及，只好作罢。

凤凰城　简子邑〓罗云村里出皇帝

我这两天的行程是大槐树——侯村娲皇陵——辛南娲皇圣母庙——赵城“谁园”——伏牛羲皇庙——兴唐寺。若按先后顺序，我应当把赵城“谁园”放在第四部分，即伏牛羲皇庙和兴唐寺之前，而我却把它放在伏牛羲皇庙和兴唐寺之后，这只是为了文章内容衔接的需要。按照历史顺序由远到近，这在逻辑上也比较合理。

随着寻根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虽生在赵城，却很不了解赵城，长在洪洞、临汾，却很不了解洪洞、临汾。就以赵城城名之由来来说吧，多年来，总觉得其中必有文章，但却没有弄清。对凤凰城的说法，也是这次听了才如梦初醒。至于飞廉、穆王、造父、简子之间的联系，也是这回才弄清的。虽然其中有些故事只是传说。据传，赵城人是风伯飞廉的后裔。飞廉脚力过人，日行千里，行走如飞。所以传说他长着麻雀的头，鹿的身子，豹纹蛇尾，御风而行。他也是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在商朝末年，纣王派他出使北方。当时交通阻塞，人烟稀少，而且沿途之山峰纵横，荆棘丛生，猛兽出没，蛇患滋盛，一不小心，就会葬身荒野，出使是需要胆量、勇气和力量的。飞廉想：“怕它个鸟！”经过千难万险，他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使命。然而当他刚到了霍山下还没有来得及向纣王汇报时，就听说纣王已被武王杀掉了。自己有一个儿子也在这场战乱中牺牲了。他很伤心，但觉得做事应当有始有终，良臣不事二主，做人应当有骨气，决不能向仇敌屈服。于是他在霍山顶上筑起了高坛，面对南天遥向纣王的灵魂祷告，表示自己不辱使命。就在他取土筑坛的时候，从地下挖出了一副石棺，棺上刻着字说：“上帝命令处父（飞廉的别名）不要参与殷末战乱，赠给你石棺一副，以光华你的家族。”后来，飞廉死后就以石棺葬在了霍山。（据《赵城民间故事选》，刘毓庆：《飞廉神话》）造父是飞廉五世孙，是一位驾车能手，因为周穆王驾车有功而被封赵城为其食邑。原赵城南门还刻有“造父故里”匾额。又传赵性本源自上古时的嬴性，是一个与帝王少昊有关的姓氏。造父是少昊裔孙，曾为周穆王作驾车大夫，他在华山得到八匹千里马，全部赠送给周穆王。穆王得到这些千里马后，更加游兴大发，直游到昆仑山下，在瑶池遇见了西王母，长期不归，不理国事。直到周朝东南部的徐国偃王率领30多个诸侯国向周都赵城进攻时，他才急忙回国平叛。因为造父驾车有功，便把赵城封给他作为食邑，后又成为赵简子之食邑，故名为赵城。《史记·赵世家》所说：“穆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又记：公元前560年，上大夫赵简子受其君晋悼公封于赵城。而赵简子在修筑赵城城墙时忽然飞来一只大鸟，如同凤凰，异常美丽，盘旋上空，后落在一棵梧桐树上。赵简子认为这是吉祥之兆，所以将城修成凤凰展翅之状：四面均有廓，四道城门八个角楼，登高俯瞰，城之形状如凤凰展翅之美姿。东门楼为凤头，异常雄伟。西门为凤尾，竖直平宽，城门口正西三条通道似扇形。南北两门，一朝东南一朝东北，如凤凰展翅。南北城门均为两幢楼，间距十丈余，俗称瓮城子，仓库在城东，俗称仓社坡，以贮粮备荒。西门外汾河环绕，有灌溉生产之利，备凤凰饮水就食。所以被称为凤凰城。

不过，这种说法总觉太肤浅，它应该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帝颛顼之后裔孙曰女修。”颛顼是黄帝之孙，女修是黄帝的远代外甥。女修在织布时，误吞吐了一个玄鸟之蛋，生下儿子叫大业。即所谓“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吐之，生子大业。”凤鸟与龙蛇一样，都是象征性符号，即图腾。从帝喾到舜，从少昊、后羿、蚩尤到商契，尽管对凤的形象传说不一，但均系崇拜的对象，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麝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之国……”（《说文》）“有五色之鸟，……惟帝俊下支，帝下雨坛，彩鸟是司。”（《山海经·大荒东经》）如前所说，龙与凤代表黄河下游和上游两个氏族集团的图腾，前者是炎黄集团，后者是夷人集团。龙凤的结合，代表着两个集团的结合。龙凤配还成为男女两性中王者以及一般群众中男女两性结合的别称。所以，凤凰城所象征的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对娲皇的崇拜，同时又同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爱情有某种联系。西王母乃女娲形象演变而来。

总之，应当肯定，造父乃天下赵姓之祖，赵姓始于赵城，赵姓也随着造父的兴衰而兴衰。西周末年，造父六世孙奄父随周宣王讨伐姜戎，在千里（即今山西介休南，距赵城约100余华里）战事不利，宣王几次被姜戎所俘，幸得奄父子叔带及时救驾，宣王才得以脱险。为谢救命之恩，宣王封叔带为执政，由此，赵姓势力兴旺起来。后来宣王之子幽王继位，听信谗言，叔带受到排挤，从周朝出逃到晋国，后又转至赵毋恤，史称赵襄子，率领赵姓人众与韩、魏两国联合，灭掉晋国，建立了赵国，成为赵姓历史上第一位称孤道寡之人。赵国兴起156年，后来被秦国所灭，共传位10世。赵国灭亡后，赵姓人主要分布在邯郸、东武城和天水一带。天水赵姓是赵国末代君王赵嘉的后裔，赵嘉后裔赵公辅主西戎，居住在天水县西（今甘肃省天水西南），其后代遂为天水人。在汉代，天水赵姓是赵姓中最大的一支，其族中被封为侯爵者达十余人。到了唐代，赵姓中有4人官至宰相，其中3人来自天水。到了唐宋五代，则出现了一位帝王，这便是世人无所不知的赵匡胤。而赵匡胤的故里即赵城罗云村。

赵城罗云村在北宋、南宋灭亡之后，赵姓居然全无了，这是为什么呢？孟繁仁先生认为那是因为北宋、南宋相继灭亡后，女真人和蒙古人大肆“根刷”、“屠戮”赵宋皇室子孙，时有赵匡胤之弟、魏王赵光美后裔赵受之、赵和之兄弟二人，自河南避难逃回赵城，赵受之留居罗云，赵和之则徙居汾阳。罗云村人为避免招致灭族之灾，遂将全村赵氏一律改为“贾”姓。因年代悠久，人们习以为常，至今仍未回复原姓。清代乾隆年间，村人为纪念先祖赵匡胤，在村中修建“飞云楼”一座，上书“元朗里”三个大字，此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现在村中尚有“古西罗”、“受之遗风”等碑刻、遗迹留存。有关赵匡胤的故事、逸闻、传说，至今仍在当地民间广泛流传。

至于《宋史》中为何对赵匡胤的生地及家世作了不真实的记载，那是因为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为掩盖自己出身贫贱而有意曲解的。他宣称自己是汉代“京兆尹”、涿群人赵广汉之后，便将原籍赵城罗云村和祖先在这里穷困潦倒乞讨为生的历史，秘而不宣了。他在山西孝义县为曾外祖、祖母修建坟茔，为父亲修建庙堂，敕封父亲为宣皇、祖母为“宣皇圣母”等，均是在暗中进行的。

这样说有以下两点理由：一、不论是在《宋史》或皇家玉牒《南外天源赵氏族谱》中，都没有任何能够把“赵广汉”与赵匡胤的高祖“僖祖”赵眺直接联系起来的世系记录，因为它原来就根本不存在；二、据河北《清苑志》记载：原清苑县“御城”西北有“宋三陵”，葬赵匡胤四世“僖祖”眺、三世“顺祖”廷、二世“翼祖”敬。宋朝建立后，即将“三陵”迁葬于河南“皇陵”。但在河南巩县的“七帝八陵”中，却只有赵匡胤之父“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根本没有“僖祖”、“顺祖”、“翼祖”三陵的踪迹。可见当年清苑县的“宋三陵”和“迁陵”之说，完全是当时赵宋皇家掩人耳目的虚构之辞。赵匡胤的所谓有“僖祖”、“顺祖”二人，可能早就因为家境贫穷而死后不知所葬，只有“翼祖”之妻刘氏在山西孝义县留下自己的坟墓痕迹，为今天揭开“赵匡胤籍贯”之迷，留下了一丝宝贵的线索。（以上见孟繁仁：《揭开赵匡胤籍贯之迷》，载辛中南编着：《华夏始祖女娲与伏羲》，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孟繁仁先生对赵城有三大功劳，即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结论：女娲是赵城侯村人，伏羲是赵城伏牛人，赵匡胤是赵城罗云村人。在此三者中，后者最具说服力。尽管《宋史》中有关于赵匡胤籍贯的记载，孟先生还是大胆予以否定，提出自己的新说。他认为，赵匡胤的祖父，本系赵城县罗云村人。由于家境贫穷，曾流落到一百多里外，同属吕梁山区的孝义县西南境内王才里（今改为“王才堡”）、下马宽、宣皇源一带谋生，并娶当地刘姓之女为妻，在那里生下了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来刘氏早逝，葬于王才里，晚年贫困的赵敬只好携子赵弘殷回到赵城罗云村，一度栖身于虎峪寒窑之中；在罗云村时，赵弘殷曾与行军路过的后唐大将高行周结为兄弟，高行周为正好出生的赵匡胤取下了“香孩儿”、“赵匡胤”的名字。赵匡胤幼年时，在家乡无以为生的赵弘殷曾经一度携带妻儿（赵匡胤、赵光义）、双筐挑子，外出逃难，在当地留下了“两个天子一担挑”的历史佳话。

我们赵城人称箩头为“笼窝”，它是老乡们用扁担挑玉米或粪土的，逃难出走时，也用它挑小孩。在日军侵华占领赵城时，我也被挑在“笼窝”里到乡下逃难，走的也是刘家垣、罗云、大古一带。由于大都是山上的羊肠小路，坐在笼窝里看着下面的万丈深渊，不可能不害怕，所以至今记忆犹深。只是那时并不知道笼窝一词的由来。经刘北锁、孟繁仁等先生考证，方知这也与赵匡胤有关，因为是真龙天子坐过的，所以被称为“龙窝”、“龙卧”。这个细节，是很耐人寻味的。

还有一种传说：后汉高祖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期间，赵弘殷在刘部下当军官，他曾与赵城（今刘家垣镇）罗云村一女子私通，生下的就是赵匡胤，乳名为小鳖。幼时的小鳖就寄养在当地一贾姓人家。贾家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靠卖豆腐维持生活。小鳖的这位小哥哥的豆腐担子另一头的筐子里，总是放着嗷嗷待哺的小弟弟。遇到有奶水的善良妇女，就求人家喂他几口。小弟一岁之后，就全靠哥哥喂着吃了。

小鳖懂事后，从家人嘴里知道了自己曾经是筐中婴儿的经历。为牢记贾哥哥哺育之恩，在郭威手下当兵的时候就用“筐婴”的谐音匡胤二字，作了自己的官名。

赵匡胤当皇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赵城县。原来当今圣上就是那个叫小鳖的筐中婴儿呀！难怪不少老奶奶都说：“赵皇帝小时还吃过我的奶呢。”

为了让赵城人记住这里出生过一个赵匡胤皇帝，就把他儿时的卧具筐子，称谓“龙卧”或“笼窝”。一千多年又过去了。现在仍然这样称呼为“龙卧”。在洪洞赵城一带，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正因如此，罗云村有关赵匡胤的建筑遗存最多，也颇具特色。

据《罗云村史》记载：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罗云村人为纪念本村曾经出现过“真龙天子”——赵匡胤，根据古代“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集资在村东建起一座“飞云楼”。楼共两层，砖木结构，高三丈四尺；底座呈长方形，长二丈一尺六寸；宽一丈九尺。底座上为一木制亭楼，檐牙高喙，工艺精致，造型美观，布局合理，气势雄伟。近看似“群龙斗天”，远望如“腾云若飞”。底座通道上方中央镌刻有“元朗里”三个一尺见方的柳体大字。“元朗”者，赵匡胤之号也。亭楼背面镶嵌着一块碑石，上书“古西罗”三个大字。在北周郭威派赵匡胤攻打高行周的历史剧《高平关》“斩鹞子”一折中，赵匡胤出场道白中就有“生于西罗小县”之语。可惜的是这座高大、珍贵的纪念性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拆毁，只有“古西罗”碑石尚存。

赵匡胤本人很清楚他的出生地，是平阳府赵城县罗云村。因此，他荣登皇帝宝座第五年，得知赵城东南五里许有女娲墓的消息，赶紧先下诏守户奉祀，接着就敕令平阳路（当时路为今之省）使兼平阳知州裴丽泽，“新修女娲庙”。裴丽泽赶紧召大匠，选良材，以坚易脆，去故换新。历时三年，一座南北百丈，东西九筵的女娲庙即建成了。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陈桥兵变”登上皇帝宝座，966年即下诏“守陵（侯村娲皇陵）长吏”五户，专护娲皇陵并于每年春秋奉祀。971年敕令修庙，973年即竣工立碑。至今在侯村小学前院（原女娲庙址）东侧仍可看到宋开宝六年即973年所立之碑，上刻有《大宋新修女娲庙并铭》之铭文。

赵匡胤虽出生在赵城，但他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赵城，尤其他同许多赵城人一样，生性耿直，颇有侠义精神，常常路遇不平，便拔剑相助，惹是生非，负案躲逃，所以年轻时即曾躲避到吕梁山区的石楼、永和等县和太原等地避祸，并且在落难中演出了“千里送京娘”的动人故事；后又与困顿中从事贩卖的（后周·世宗）柴荣相识结为兄弟。后周·太祖郭（彦）威登基后，其子柴荣召唤赵匡胤全家进京，以共享荣华富贵，而周太祖不以为然，便派遣赵匡胤打燕京、杀刘王；下高平取高行周首级，以观察、考验其品性能力。赵匡胤遂逐步擢升“禁卫将校”、“殿前都指挥使”等职。“陈桥兵变”登基后赵匡胤不但敕令修建侯村女娲陵庙，而且不露声色地派人修建了山西孝义县的曾外祖、祖母的坟茔和纪念父亲出生的庙院，敕封父亲为“宣皇”、祖母为“宣皇圣母”、曾外祖父为“宣王”。

赵城河西刘家垣镇西义村东，也有一座宏伟壮观的娲皇圣母行宫。这座行宫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占地面积三亩余，由于年代很久，始建年无法考证。现存建筑为清朝道光年间重修，正殿西阔三间，进深四椽，殿内正中央塑有娲皇圣母神像，面部丰满慈祥，充满动感与活力。殿内东西山墙有残存壁画，笔法细腻，线条流畅，透出一丝柔美之感。枋梁亦有彩绘。殿前立有清嘉庆、道光、同治、宣统几位皇帝重修的碑碣数通。据说这些建筑的兴建，也同赵匡胤有关。他出生的罗云村即属于刘家垣乡，与西义村毗邻。

据《平阳府志》卷三十一“古迹”记载，“大宁县·禅峰洞：在孔山之麓。相传赵太祖避兵其中，旋有蜘蛛布网洞口，以敝之。兵至不见而去。后敕建禅寺。”《永和县志》卷十三“金石考”：“宋·石洞在龙岩寺庙底，内塑像三尊，斑驳不堪。人传宋太祖避乱于此。后敕建龙岩寺，有原告记，两摧藓蚀，字迹残缺无考。”《永和县志》卷十六“艺文录”还记有王世仪作《龙岩古洞》诗一首：“高敞玲珑别有天，土人争说困龙眠。昙花佛地三千界，玉液瑶宫第一泉。绕寺森森迷古柏，环溪朴朴泻寒烟。由来封禅名无愧，宁祚曾经四百年。”

《永和县志》记载，在永和县南70里的龙岩山上，建有“避世窑”和“龙岩寺”等寺庙，均为赵匡胤昔日避难之处。这里距赵城罗云村只有100余华里，也是昔日赵匡胤避难到过的地方。

传说故事包万象〓今日“巧妇”来“补天”

在赵城、洪洞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流传着大量传说故事，它们就像粘合剂或老百姓所说的针线箩箩，通过巧妇的一双妙手，把一系列零散的远古遗存，缝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展现出一幅完美的远古自然与人文全景图。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天人合一图”，“天人感应图”。当然远古的各种传说总会带有神秘甚至迷信色彩，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神文与人文的合一图”。

例如，侯村娲皇庙，本有女娲的塑像，但后来没有了，而辛南女娲圣母庙却有女娲塑像。这是为什么呢？传说的解答是：侯村娲皇庙的神像在一次暴雨中被冲到了辛南。但为何冲走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殷纣王被女娲美色所迷，用淫词秽诗调戏污辱女娲，女娲一气出走；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清代的太常卿金德瑛惹了祸，此事在史籍上还有记载：金德瑛，浙江仁和县人，乾隆元年一甲头名进士，十五年任太常卿。十六年十二月奉命致祭女娲氏等陵。十七年二月他上疏曰：“女娲氏陵前寝殿中，塑女像侍嫔御。询之士人，据为求嗣之神。实为渎亵，应毁旧像，立木主。”这一建议被皇上采纳。撤像之日，天降大雨，哭声震天。乡众用木筏将神像置于其上，放入庙前涧河漂到了辛南村附近河滩。辛南人闻有哭声，将神像迎回，并立庙祭祀。为使女娲愁容改观，平阳（临汾）知府专为女娲修建梳妆楼一座，至今保存完善。而金德瑛则于乾隆二十七年正月逝世，似为报应。

再如传说女娲夫妻生育了三女。后因两人发生口角，女娲气得头也不梳了，一脚把伏羲踢到了距侯村9里30步的伏牛村。所以，在伏牛的羲皇庙中，羲皇神像的头上有一把梳子，背后有一个大脚印。这就把侯村与伏牛两地两庙连在一起了。

在伏牛、辛村、屯里、板塌村均有娘娘庙，民间传说作出的解释是：因为伏羲走后，女娲思念不已，便让她三个女儿分头去找寻伏羲，并声称若是找不回伏羲，他们就别回来。大女儿追到洪洞的屯里村，二女儿追到广胜寺镇的板塌村，均未找到伏羲，也不敢回家，就落户那里，所以，这两个村均有娘娘庙。三女儿追到了伏牛，伏羲把她留在了身边，期望女娲能回心转意，前来伏牛。他没有为女儿独立建庙，而是让她住在自己的后宫，所以，伏羲皇庙的后宫便出现了被供奉的娘娘——这便是伏羲的三女儿。

女娲与伏羲本是兄妹，咋就结为夫妻了呢？卦地村碾子沟（磨盘沟）的传说破解了这个难题。原来，他俩也感到兄妹成婚不当，心中虽愿意，脸面上过不去。一天晚上，他们做了一个内容相同的梦，让他们去卦地的一个沟里，各拿半扇磨盘，去东西两山对天祈祷，再把磨盘滚下山去，若两扇磨盘合在一起，便可结为夫妻，若合不在一起，即说明上天不同意他们的婚姻，两人必须各奔东西。不料，磨盘滚下山后，紧紧合在了一起，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结合了。磨盘成了他们结合的证物和媒介。（李文生《心有灵犀》一文）。

远古遗存可以说是硬件，传说故事则是软件，二者结合起来，就浑然一体，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文化图景。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22e79600101rjq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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