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嘉靖《陕西通志》，陕西巡抚赵廷瑞修，陕西三原籍着名学者马理、高陵籍着名学者吕柟主持编纂，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完成，共四十卷，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四纲，下列二十八目，全书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另有天象、地理、山脉、河流、城池、物产等附图二百余幅，号称“上下古今，括囊殆尽”，是陕西历史上一部着名的省级地方志书。

陕西的史志事业源远流长、久负盛名。周代即有“记言”、“记事”的左史、右史，以及“掌道方志”的诵训、“掌邦国之志”的小史、“掌四方之志”的外史等专职史官；汉代有《三秦记》、《三辅黄图》等名着问世；唐代有朝廷主持编纂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宋代有吕大防《长安图记》、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元代有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等中国方志史上有影响的着作播行于世；至明代成化年间，由时任陕西巡抚马文升（字负图）主修，提学副使伍福（字天锡）主持编纂的《陕西志》三十卷，于成化十一年（1475）刻成，这是陕西历史上第一部通志性质的省级地方志书。

明嘉靖十八年，赵廷瑞（字信臣）出任陕西巡抚，考索陕西旧志，发现成化《陕西志》“顾今阅七十年，板佚其半，即秦城巨家，亦罕有其书矣”。作为陕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赵深感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记述省情的地方志书所带来的种种不便，遂于嘉靖二十年早春“行县”期间，前往三原，与着名学者马理（字伯循，号溪田）谈及纂修《陕西通志》事宜。马理赞同并向其推荐好友、高陵籍着名学者吕柟（字仲木，号泾野）共襄此举。赵即往高陵，“请于泾野，可之”。随后，在赵廷瑞安排下，马理、吕柟二人“卜竹林祠为馆，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肇纂述之事”。未几，吕柟以母病辞归，后又身染疾疴，“竟伤不起”，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日病逝。“是志也，盖多出溪田先生之手云”。

《陕西通志》的编纂自嘉靖二十年三月六日诸位参与编纂人员“就馆”着手开展工作，至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编纂完成并“散馆”，历时约一年九个月。志稿完成后，经反复斟酌，乃“效之当路诸大君子，求斤正云”，后经校正付梓。

此书一经面世，即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关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赵廷瑞称赞此书“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足以完既废之典，以诏方来。继自今生于斯、宦于斯者，取而观之，全秦之故，毕陈于目前。其于民俗政体之助，岂其微乎！”对其“资政”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参与该志纂修的周文翰亦称：“兹志也，搜采人物，阅极经史及古今诸志、名世之集，虽断碣残碑，罔敢轻弃，其隐德幽贞，或遗于文人辞士之外者，又率得于先生（指马理）之见闻，取善可谓广矣；纪述事类，则凡旧志讹且漏者，皆考订增入，纲举目张，纪事可谓详矣；简帙则省旧志之半，而事则倍之，编叙可谓博且约矣”。邵国秀先生为《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1997年5月）所写的序言中，对明代陕西三部省级志书——成化《陕西志》、嘉靖《雍大记》和嘉靖《陕西通志》做了比较，认为“嘉靖《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皆远在前两志之上。”“此书保存了陕、甘两省大量明代及其以前的史料，实为陕西明代最有价值的一部省志”。

二

明嘉靖《陕西通志》在陕西久佚。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着录该志收藏情况，列有北京、华东师大、天津、台湾、中国科学院、上海、甘肃等图书馆有收藏，其中北京、中国科学院、上海、甘肃为胶卷，而陕西榜上无名。据查，在宁波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中，记载天一阁也藏有这部志书。这就是说，截止1985年以前，国内（包括台湾）仅知存有四部。

陕西省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各地重视并着手对本地历代志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三原县图书馆在整理馆藏图书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明嘉靖《陕西通志》，即向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作了报告，引起省地方志编委会高度重视。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时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同志指示做好这部历史名志的利用和保管工作。

随着新编志书陆续出版问世，对历代志书尤其是着名志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日渐提上议事日程。在此期间，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董健桥着手收集了有关资料并初步翻阅了这部志书，感到其无论是资料价值还是编排体例，在历代志书中都堪称上乘之作，遂向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提出了整理校点并研究明嘉靖《陕西通志》的建议，得到主任办公会议的一致赞同。

1998年4月22日，时任陕西省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程安东同志约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滕云，副主任鲍澜、董健桥，听取了全省地方志工作及当时开展的几项业务活动的汇报，其中也包括整理校点明嘉靖《陕西通志》的意见。对此，程安东同志指出：“明嘉靖《陕西通志》是一部历史名志，是名人修的名志，把它整理、校点出来，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很有必要。明代陕西的境域包括今陕、甘、宁、青以至内蒙古的大片地区，并远涉新疆，所以这部志书对于西北地区都有用。你们要拿出一个校点方案来，认真组织实施”。时任常务副省长、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贾治邦同志也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指示要严谨、认真、科学地做好这项工作。

根据程安东省长、贾治邦常务副省长的指示，省地方志办公室于1998年5月8日向省政府呈送了《关于整理、校点明嘉靖〈陕西通志〉的报告》，该《报告》经程安东省长、贾治邦常务副省长批示，6月25日，省政府办公厅下达了《关于整理、校点明嘉靖〈陕西通志〉有关问题的批复》，对该志整理校点工作的领导和工作机构以及经费等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批复》精神，省地方志办公室决定邀请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之勤、中文系教授阎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兴海，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共同参与该志的整理校点工作。在此期间，董健桥编审根据古籍整理工作规则及本志实际，制定了明嘉靖《陕西通志》的校点方法、校点体例、校点原则、出校标准以及版式结构、字型字号等初步工作方案。

1998年12月30日，第一次校点工作会议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会议传达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整理、校点明嘉靖〈陕西通志〉有关问题的批复》，讨论通过了此项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对全部四十卷的整理校点工作做了分工：卷一至卷七，由李之勤负责；卷八至卷十三，由董健桥负责；卷十四至卷二十，由阎琦负责；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九，由徐兴海负责；卷三十至卷四十，由王世平负责。各部分完成后汇总，由董健桥总其成。

2000年1月24～25日，第二次校点工作会议在长安县召开，会议结合各部分校点工作的实际，就一些带有共性的原则和方法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统一了校点体例、出校方法等重要业务问题。鉴于主体工作已初步完成，会议要求各部分按统一版式进入打印排版阶段。

2000年5月27～29日，第三次校点工作会议在临潼县召开，会议主要就各部分校点工作中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会后，根据本次会议讨论及各部分打印排版的情况，董健桥起草了《嘉靖〈陕西通志〉第三次校点工作会议纪要》，就有关业务问题再次明确了十条基本原则和方法，以便统一执行。

三

本次整理校点，以陕西省三原县图书馆藏的四十卷本明嘉靖《陕西通志》为底本（以下简称三原本）。原志木版刊刻，分十六册线装，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间小字双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据记载，该志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编纂完成后，曾送呈赵廷瑞等官员审阅，在马理为该志所写的序言中，还提到负责“校正”和“督锓梓者”的具体工作人员姓名。可以认为：该志完成后不久，即交付刊刻，其初刻本内容下限应在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前。

但我们在校勘中发现，在三原本卷十九《全陕名宦》中记载有自嘉靖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间自巡抚以下陕西各级官员名录简介，人数约有六十人之多，与上述认为其下限应在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之前不符。经核查，这部分内容在版式上有如下特点：或是在原刻板末尾空白处续刻；如原刻板无空白处或空白处不够，则在其后增补一块刻板，增补的刻板在页码上则加一“又”字。如十二与十三页间加“又十二”，十四与十五页间加“又十四”，十六与十七页间加“又十六”等。据此，我们认为，三原本是在全书刊刻完成之后又再次续刻以上内容后付印的，其付印时间应在嘉靖二十六年或稍后。

1997年5月，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为名，影印出版了甘肃省图书馆藏的明嘉靖《陕西通志》等几部珍本志书（以下简称甘肃本），这是我们除三原本之外所见到的明嘉靖《陕西通志》的另一个印本，在校勘三原本的过程中，因我们使用的复印本（原志属国家文物，不可能用于校勘）个别地方漫漶不清或因藏书章遮掩而难以辨识，也曾使用甘肃本以校正。经我们仔细比对两书，发现无论从刀法、刻工、字型、版式，乃至刻板上不易察觉的细微裂纹以及不经意间留下的墨迹，都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定，三原本和甘肃本系同一刻本印刷。

但三原本和甘肃本也有不同之处：在甘肃本卷十九的《巡抚宁夏都御史》一目中范鏓和李士翱二人之间，有“张珩嘉靖二十二年巡抚详见总督”一句，为三原本所无。据此，我们认为：甘肃本和三原本是同一刻本的两次印本，三原本付印在前，甘肃本在后。甘肃本付印前，又发现遗漏张珩其人资料，遂再次作了增补。因张珩资料位于行文中间，工艺上可能采用的是“挖补”和“移行”的方法。

可以认为：明嘉靖《陕西通志》刻本完成后，应当有过不少于两次付印过程，即现存的三原本和甘肃本，是为同一版本的两次印刷。这两次印刷都在初刻本的基础上做了或多或少的增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印刷三原本过程中发现缺漏张珩资料而停工增补，使后印的志书（甘肃本）与先印的志书（三原本）出现了这一点区别，但两个印本仍为同一次印刷的可能。至于初刻本是否曾经付印，三原本和甘肃本之外是否还有印本，以及该志是否还有另外不同的版本，因其存世极少及限于各方面条件，尚未能对已知现存该志一一核查。

四

嘉靖《陕西通志》记述内容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资料丰富，体例完备，极具价值。但同时因其成书时间较短，稍显仓促，加上众手成书，难免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更因其资料来源十分广泛，涉及明及明以前历代正史及大量各类文献典籍，这就给校勘工作带来相当的难度。

做好校勘工作，起码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相应的文史功底，能够在其中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二是必须能够收集查阅到其内容涉及到的各类文献典籍。当然，正确和科学的方法，也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

因为没有本志的其他版本作为校勘依据，我们除根据甘肃本增加三原本缺漏的上述那一条资料外，全部校勘工作使用了《明史》和明以前历代正史以及本志内容所涉及的大量各类文献典籍，历代正史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主要依据，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乾隆武英殿本；各类文献典籍则在本志《校点参考书目》中注明版本来源。

本志的校勘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历史”的方法，一是“逻辑”的方法。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在校勘过程中，对全书内容涉及的每一件史实、每一个人物、每一条资料，都尽可能在相应的历史典籍中查找依据并核实正误，其间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对其进行研究和考证，力求使校勘记客观准确。例如对所有入志人物，凡是历代正史有传的，基本上都做到了一一核查，发现与正史本传记载有出入的，一般均以正史为据做了校勘。对正史无载或虽载但有失确切的，也尽量从历代政书、类书、方志、笔记、各类杂着以及金石资料中再加以核查。如本志卷二十记有金代高陵县令张翱，“字子翱”，我们不但依明嘉靖《高陵县志》，而且进一步依据高陵县现存之《大金京兆府高陵县令张公去思之碑》的碑文，校正其应为“字子翔”。因该碑立碑时间在传主生前，传主的姓名字号搞错的可能性很小，校勘记自然更为准确。又如本志卷三十六《汉中府·寺观》一目中记有唐仙观条：“唐仙观在城固县西北二十五里，即汉人唐公（昉）[房]居处”。这个人名即是根据《汉唐公房碑》碑文校正的。再如卷十一的唐陵陪葬名单中，除依《唐会要》和《长安志》出校外，又依近年来出版的张沛先生《昭陵碑石》一书的研究成果，将大量清代以后出土的金石文献为依据的新结论附于校勘记之中，也提高了校勘的学术、资料水平。

本志卷二十五“景丹传”记载“（丹）乃力疾拜命，将营到郡，十余日薨。图画于南宫云台，后封为栎阳侯。”据此，景丹是在死后才被云台绘像并封侯的。查《后汉书·光武帝纪》，有“建武二年春正月，…… 封功臣皆为列侯”的记载，但并未列出具体的封侯名单，而景丹是在当年九月辞世，那么景丹到底是在这一次封赠中被封，还是死后被封呢？《后汉书·景丹传》明确记载了景丹生前即受封为栎阳侯，时间在建武二年，却并未注明月份，如仅据此出校，仍显得不甚确凿。后经查阅东晋袁宏《后汉纪》，在其卷四有如下记载：“（建武）二年春正月，…… 封诸功臣有功者二十人，…… 唯景丹辞栎阳。…… 上谓丹曰：‘关东数县不当栎阳万户，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丹谢而受之”。这样一来，景丹生前受封的事实就可确定无疑，而本志显系误记。

关于唐及五代资料，本志显然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基本未采用《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素称记事详明，但自《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问世以后，就逐渐遭受冷遇，竟至《旧唐书》晦而不行于世，《旧五代史》则是“若存若亡”。所以马理等人纂修本志时基本未采用《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亦在情理之中。

本次校勘，我们考虑到《旧唐书》及《旧五代史》的资料价值，对涉及这一时段的资料，除依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加以校勘外，还进一步核查《旧唐书》及《旧五代史》。凡本志记载与两唐书或两五代史有不一致的地方，则尽量出校勘记指出，以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参考信息。例如在卷八《凤翔府沿革》记有唐代“宝应间，罢京名（凤翔府曾号西京），属关内道，领县九，曰天兴、岐山、扶风、麟游、普润、宝鸡、虢、郿、盩厔。”经核查，《旧唐书》与此记载不尽相同，遂出校勘记为：“《旧唐书》凤翔府领县无盩厔而有岐阳；《新唐书》记载同本志。考唐贞观七年设岐阳县，二十一年撤，永徽五年复设，元和三年又撤，辖地分别划归岐山、扶风二县。盩厔县先后属岐州、稷州、雍州、乾州等，唐天复元年始改属凤翔府”。这样一来，就使读者对唐代凤翔府建置沿革的了解更为全面而充实。

本志卷十二《古迹》中有“流杯亭”、“众乐堂”两目，分别记为“宋太尉张金紫所构”、“金朝金紫光禄大夫张中孚建”。张金紫即张中孚，《类编长安志》也指此二处游乐之所均为张中孚所建。查《金史·张中孚传》等有关资料：张中孚，安定县人，早年以父荫入仕，曾在庆阳地区随南宋大将曲端抗金。富平大战宋军败绩后，他以宋泾原路统制衔举城降金，受封为金镇洮军节度使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金赐陕西地予伪齐后，他成为伪齐将领，仍镇守泾原。伪齐废，他被金任命为陕西诸路节制使知京兆府。宋金第一次和议后，金将河南、陕西地“赐”还南宋，但不许南宋对当地官吏“辄行废置”，中孚遂被宋廷任为检校少保、宁国军节度使、知永兴军、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一年之后，被招往临安任闲职。绍兴十一年，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优待金、齐旧人，九月，宋廷加授中孚开府仪同三司；十一月，金向南宋指名索要中孚等旧属，中孚遂北返，入金后历任要职，官至尚书左丞，爵封王秩。此人一生臣仕三国、转属数度，所以上述记载一处称其为“宋太尉”，一处称其为“金朝金紫光禄大夫”，正是折射出此人的复杂经历。

鉴于本志编纂早于《明史》近二百年，且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从资料价值来说，有可能较《明史》更为真实、准确、珍贵、权威。因此，我们对明代资料加以核查时，除本志缺漏处予以增补及对少数明显的讹误加以改正外，对于本志记载与《明史》有出入之处，一般不据《明史》改动本志，而是引述《明史》有关记载，出为校勘记，作为阅读时的参考。

明代军事建置复杂多变，屡有增革，从陕西地方来说，设有都指挥使司及行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行都司”）、卫、千户所、百户所等军事建置。《明史·兵志》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都司、卫、千户所、百户所层层相辖，“上下联比以成军”。本志记至千户所一级，但在记述及版式上却将千户所与卫并列，有的在文字表述中也未言明其领属关系，易造成混淆。因此我们在排版时，将卫领之千户所条目缩小一级字号，并在目录上做相应处理，以显示其领属关系。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据《明史·地理志》，设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领卫十二，守御千户所四”，即甘州（左、右、中、前、后）、肃州、山丹、永昌、凉州、镇番、庄浪、西宁十二卫和碾伯、镇夷、古浪、高台四千户所（本志漏记碾伯千户所）。这里的四个千户所却不隶属卫一级管辖，而直隶行都司。殿本《明史》即将此四千户所与上述各卫并列；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对其使用卫一级的图标，与其他千户所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在整理时也将其作为卫一级的军事建置对待。

在本志卷七、卷八、卷九记述明代陕西各地建置沿革时，多次使用“禹贡”一词，如凤翔府为“禹贡雍州之域”，商州为“禹贡梁州之域”等等。禹贡本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述大禹治水以后，用自然分区的方法，把全国分为九州的政区制度。如果此处把禹贡作为一篇文献来理解，则禹贡二字应加书名号。但《禹贡》的着作时代据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期，而本志则一律将“禹贡”列在商、周之前，显然是将其作为商、周之前的资料来使用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禹贡”就不是指《尚书》中的《禹贡》篇，而是指“禹贡时代”，即商、周之前的历史时期，所以对“禹贡”二字不加书名号，而与商、周、秦、汉等并列，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对待。

我们还考虑到，古人引用文献典籍，每有省改。因此凡本志与其他文献仅文字表述有出入，但文意通畅且无歧义者，一般尽量保持本志原貌，不据他书改动本志。例如在本志卷十八“郭子仪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入寇，…… 子仪曰：‘贼深入，利速战’”。经查《新唐书·郭子仪传》作“子仪曰：‘客深入，利速战’”。此处“客”字换成“贼”字，很可能是马理等人一种有意识的改动。正是这一改动，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点：郭子仪在唐室危亡之际，求先安内而后攘外，故对吐蕃、回纥等多行绥靖之策，且仆固怀恩是郭子仪旧部，其将士“皆郭子仪旧部曲”，郭曾“素以恩信结之”。《新唐书》本传里的这个“客”字，的确比较传神地表现出了他尽量避免在政治上评价对手而只从军事角度针对“主军”、“客军”战术形势的分析，以及与“客”军在私人感情上的联系。而明人重道德判断，必在民族矛盾中分出正邪与否，所以才刻意把《新唐书》本传中的“客”换成“贼”字。但读这段文字，不应有什么歧义，完全可以读通，所以我们在此处不依《新唐书·郭子仪传》校改本志。

在校勘过程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对本志中舛误或疑误的地方，很难用直接的资料证据来证明或纠正其错误，只能是根据现有的有关资料提供的信息，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还原其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所谓“逻辑”的方法。在对本志的整理校点过程中，我们也曾使用逻辑的方法对有关问题加以校勘。

在卷十二《雁塔及影》一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唐室自禄山兵后，龙池水涸，为民田、瓜区、蔬圃二十余年。庚子、辛丑岁，始引龙首渠水灌池，许人占修酒馆。至壬寅,池水泓澄，四无映带，唯见雁塔影倒蘸于池中，游观者无数。

这段文字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内在矛盾，即安史之乱自天宝十四年（乙未，755）起，至广德元年（癸卯，763）平，其间正当庚子（760）、辛丑（761）年，至下一庚子（820）、辛丑（821）则去乱平几六十年，与志中“二十余年”不合。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八“雁塔影”条云：

龙池兵后水涸，为民田、瓜区、蔬圃十余年。庚子、辛丑岁，始引龙首渠水灌池，许人占修酒馆。至壬寅,池水泓澄，四无映带，唯见雁塔影倒于池中，游观者无数。

从两段文字比较可以看出，本志基本上是原文照录了《类编长安志》的记述，原文“十余年”录作“二十余年”，应属转录中的讹误。但却在前边增加了“唐室自禄山”五字作为时间限定，而《类编长安志》原文仅言“兵后”，并未指明此兵燹就是安史之乱。而且倘此地在唐代即有如此变迁，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也应有所记述，但翻检《长安志》中有关内容，却发现其对此只字未提。因此，前述兵燹就很有可能不是安史之乱，而是《长安志》编成之后、《类编长安志》编修之前的一次战乱，时间应介于金、元之间。

《类编长安志》卷三又有一条记载：

兴庆宫，经巢寇、五代，至宋湮灭尽净，惟有一池。至金国张金紫于池北修众乐堂、流杯亭以为宾客游宴之所，刻画楼船，上巳、重九，京城仕女修禊宴燕，岁以为常。正大辛卯东迁后遂为陆田。兵后为瓜区、蔬圃。庚子岁复以龙首渠水灌之，鲫鱼复生（前引《明皇杂录》有取洞庭湖鲫鱼养于池中事），旧说有千岁鱼子，信不诬矣。

“正大辛卯东迁”，为《类编长安志》所述之兵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此即为发生在金正大八年（辛卯，1231）蒙古军队攻占金京兆之役。但时间上仍与至庚子（1240）、辛丑（1241）“十余年”不相吻合。

史载金末在京兆地区发生激战仅正大四年七月“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关中大震”（《金史·哀宗纪》）一次，但当时并未攻陷城池。至于京兆在正大八年易手，则是由于“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承立（内族承立，即庆山奴）惧不能守，屡上奏请还”（《金史·内族承立传》）而主动弃守所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樊光春研究员曾在《蒙古军攻占京兆时间考》（《陕西史志》2000年第1期）一文中基本考实了这一问题。而上文中“辛卯东迁”的“迁”字，更能从侧面反映出正大八年的弃守是有准备的撤退，而非激战败后的亡命之行。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京兆政权虽在正大八年易手，但由于系金军主动放弃,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故在元代骆天骧编纂《类编长安志》之前，这一地区的最后一次大兵燹应是金正大四年（1227）蒙古军队进攻京兆的战役。由此年至庚子（1240）、辛丑（1241）,其间恰好十三四年，与《类编长安志》所云龙池干涸“十余年”吻合。而本志转录《类编长安志》所云的“兵”燹，即是正大四年的事,与安史之乱绝无相干。本志所谓“唐室自禄山”五字，当系编纂者臆补。

在校勘过程中，我们还注意运用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本志卷四“蒲类海”条记：“蒲类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减。一名婆惜海。汉班超将兵击伊吾于蒲类海，是也。《水经》云：河水一源出于阗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经查《水经》及《水经注》，未见有蒲昌海即蒲类海的记载，后根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此出校勘记为：“释蒲类海一名盐泽，蒲昌海即蒲类，疑误。今本《水经》及《水经注》均无蒲昌海‘即蒲类也’之语。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蒲昌海又名盐泽，即今罗布泊；蒲类海（泽）明代称巴儿海子，即今巴里坤湖，二者非为一也”。

在卷十二“街里坊市”一目中，记载有隋、唐时期大兴、长安城以朱雀街为界，东、西各五十五坊坊名，但此处诸坊名与历代文献记载互有出入，如要一一引校，势必篇幅浩冗，文字繁琐。因此，我们据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存图》中标示的东、西各坊坊名，分别出了两条校勘记，而对本志原文不做改动，以便读者对照参考。

* 有删节， 原文分五部分，约1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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