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古称长安，镇关中沃野，统华夏大地，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着名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诗圣杜甫云“秦中自古帝王州”，曾叱咤风云、一统寰宇的周、秦、汉、唐，以及先后执掌政权的多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历时一千多年，西安也因此被誉为“十三朝古都”。

数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八百里秦川风起云涌。西安，营造并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兴盛与繁荣。

商末周初，周文王、周武王先后在今西安城西南的沣河两岸建立了“丰京”和“镐京”，成为西周王朝宗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丰镐作为西周都城，历时近三百年。西周末年，政治动乱，犬戎乘机入侵，在此过程中，原在周王朝西部边陲的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

战国时秦献公迁都栎阳，秦孝公徙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仍都咸阳，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内史郡居首，长安当时为其下的一个乡聚。汉初，高祖刘邦采纳娄敬、张良建言，毅然定都关中，营建长安城。萧何治宫室，惠帝筑城垣，西汉王朝享国二百余年。在此期间，长安城不断发展，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西汉长安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城内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都市。

东汉定都洛阳，于关中置雍州，后依汉武帝时建置，分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仍号“三辅”，长安为京兆尹治所，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仍然十分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长安先后成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多个政权的首都所在。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杨坚即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侧“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的地方建造新都“大兴城”。唐代改大兴为长安，并进一步修建和完善。至盛唐，长安城规模盛极一时，唐朝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习俗、城市建设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也通过唐长安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大都会。其城区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其形制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日本国的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以及唐东北地区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仿效了长安城的建设规划。

唐代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东移，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五代时，后梁在此设大安府，后唐设西京京兆府，后晋置晋昌军，后汉、后周为永兴军。宋代设永兴军路京兆府。元设安西路总管府，皇庆元年，改名为奉元路。明朝洪武二年三月，正式更名为“西安府”，西安之名由此一直沿用至今。在宋、元、明、清权力更迭和政治、经济重心变更的过程中，西安逐渐淡出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但是，在稳固西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促进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西安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西安作为西北重镇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

二

遍阅历代方志，内容涉及今西安者卷帙浩繁，诸如汉《三秦记》《三辅黄图》，晋葛洪《西京杂记》，唐韦述《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明马理嘉靖《陕西通志》，冯从吾万历《陕西通志》，何景明《雍大记》，以及清代康熙、雍正两部《陕西通志》等等。但专以全面、系统记述西安历史，叙其地理沿革、述其山川古迹、记其风流人物、详其物产民俗者，自宋《长安志》以来，直至清中期尚未出现，致使“七百余年无复有考献征文以继其盛业者”。此与西安千年古都的地位不合，更与清代修志之鼎盛局面形成反差。

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赴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请先将关中府志重加修辑，荷蒙俞允”，随即部署《西安府志》纂修工作。由西安知府舒其绅主持，聘请时在陕西的清廷内阁侍读兼《一统志》馆纂修官、着名学者严长明着手编修。

《西安府志》历时四载，至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编纂完成。全书凡八十卷、卷首一卷，内容涉及古代西安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名山大川、人口户籍、贡赋物产、风俗民情、胜景古迹、艺文金石、历代大事、职官、人物、选举等十五大门，五十一类，号称“上可佐朝廷四库之储藏，下可备西安一郡之文献”，“不独使后之守此土者入境问俗，坐而言者得起而行”，“则此书即为郡守之治谱可也”。

三

作为记载西安三千年来历史变迁的资料着述，清乾隆《西安府志》在具备传统地方志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更有其突出的特征。

一是权威性。清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而乾隆一朝又是清代方志编修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方志纂修，无论是修志理论、还是编纂实践，都成果迭出、日臻成熟。大多数地方志书都以现职主官领衔主持，由知名学者执笔完成。这种官方总领、学者参与的修志体制，保证了清代方志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因而具有相应的权威性。《西安府志》就是这一时期方志的典型作品。

二是唯一性。在乾隆《西安府志》纂修之前，并没有一部完整的西安地区方志资料可资借鉴。严长明在《略例》中说：“是以今所编述，虽因实创。”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的编纂完成，可以说填补了方志历史上没有全面、系统记述西安地区志书的空白。

三是资料性。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是方志编纂中“纂辑派”的代表作品。其所引用的资料，除《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14种“御制”、“御定”书目外，经、史、子、集都有涉及，包括经部书籍88种，正史及编年史书38种，地理类书籍153种，别史等其他史部书籍150种，子部319种，集部174种等等，总数约千种之多。

在搜集资料方面，严长明等人做到了凡与西安相关的典籍文献“莫敢或遗”。当然，对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严长明等人并未不加甄别地使用，而是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筛选，其标准在于“莫敢或滥”。从《西安府志》所选用的资料可以看出，严长明等人广征博引、缜密考辨，以儒家正统经书和正史为主，又从历代政书、类书、方志、笔记、各类杂着以及金石资料中再加以广泛搜集。

该志记述内容时间跨度大，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讫清乾隆年间；空间范围广，涵盖了清代西安府及所辖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县、蓝田、泾阳、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同官、耀州等十六个州县，其资料来源广泛，甄别严谨，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诚然，作为编纂于封建时代的一部志书，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也带有它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苛求于古人。

四

自《西安府志》成书至今，已历二百三十余载，但它对于了解西安的历史，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西安，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西安府志》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对于构建西安特色历史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必将显现其应有的价值。

西安地处西北，位于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结合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都会，也是新亚欧大陆桥上最大的中心城市。西安又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这种优势地位为西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空间，也使得本次整理校点《西安府志》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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