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的地图上曾标有四处钓鱼台，即东钓鱼台、西钓鱼台、南钓鱼台和北钓鱼台。

地处三里河路西侧、阜成路南侧的钓鱼台，亦即钓鱼台国宾馆之钓鱼台，是东钓鱼台，也叫玉渊潭钓鱼台。金代时，这里名为鱼藻池，水域面积很大。钓鱼台得名可追溯到金章宗完颜璟，他曾在此筑台钓鱼，故也有“皇帝的钓鱼台”之称。

金章宗完颜璟是金国的第六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之孙，在位19年。因此处钓鱼台距金中都会城门只有一里多地，台下又有多股泉水涌出汇成湖池。因为其水主要来源于西山诸名泉，所以湖水四季不竭。由于这一带风景秀丽、湖水荡漾，这里遂成为了皇室以及朝廷权贵显宦们休闲赏玩的花园，现在其西面的地名“花园村”即由此而来。

据元末学者熊梦祥所撰的《析津志辑佚》记载：“钓鱼台，在平则门西花园子，金章宗于春月钓鱼之地。今虽废，基址尚存。”据说，金章宗完颜璟曾多次到钓鱼台垂钓，故留有皇帝御用钓鱼台古台遗址。金国的第九位皇帝、金哀宗完颜守绪曾对钓鱼台美景大为赞叹，写有“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的诗句，称钓鱼台堪与燕昭王的黄金台相媲美。对于钓鱼台，清英廉等人奉敕编撰的《日下旧闻考》里也有考证：“钓鱼台在三里河西北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凡西山麓之水流悉灌于此。”

不过，也有人认为此钓鱼台的得名与金代着名文学家王郁在此隐居、垂钓有关。其出处是《帝京景物略》：“出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涌地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王郁是金代着名文学家，年少时曾居钓鱼台闭门读书，歌诗飘逸，名动京都。据《宛署杂记》记载，贞佑三年（1215年），蒙古骑兵南下攻入中都，王郁一度在钓鱼台隐居，潜心着述，坐台池上，假钓为乐。因而有人据此认为，先是王郁在此筑高台垂钓，后金朝在此建行宫。此说法还有另一证据即金哀宗完颜守绪的诗。在前面提到的“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一诗中，后面还有两句是“可怜台下王飞伯，不及鯈鱼得奋腮。”诗里所说的王飞伯正是王郁。王郁，字飞伯。所以，据此推断《帝京景物略》中的“郁”字，应为“御”字的通假字——乃金王御用，故应是“御台”。然而，此说并不靠谱。据考，王郁生于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卒于金亡后二年的1236年，而金章宗完颜璟生于1168年，1208年41岁病亡。显然，谁先谁后毋庸置疑。

到了元代，钓鱼台这片水域同样备受青睐。元代初年，这里名曰丁氏园池，建有玉渊亭、饮山亭、婆娑亭等。因有玉渊亭，又称玉渊潭。元朝宰相廉希宪改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百株，故题曰为“万柳堂”。明代万历年间，这里成为皇亲国戚的京郊别墅，万历初年，这里有皇亲李伟的别墅。明代太监在钓鱼台占有庄房百余间，地三亩。明代文人刘侗与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曾这样描绘过钓鱼台的景观：“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入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但是到了明末，这里逐渐荒废，“不台，亦不亭了”。清代，这里再度辟为皇帝的行宫。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皇帝专门请人将金元时代的鱼藻池旧址浚治成湖，引来西山之水扩容玉渊潭、钓鱼台之水域，并将水源疏通引至阜成门、西直门的护城河，改善整个京城水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在钓鱼台行宫大兴土木，营造了多处建筑，如养源斋、同乐宫、清露堂、澄漪亭、望海楼等，钓鱼台其实只是养源斋园内一处城门式钓台。但乾隆皇帝对这个钓台情有独钟，钓台西侧瓮门上的“钓鱼台”三字匾额就是他亲笔题写的。后来，溥仪曾将钓鱼台赐予太傅陈宝森。

1956年，为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在湖南面开拓了一个约十公顷的葫芦形水面，为永定河引水工程泄水，取名“八一湖”。1959年，园内建起钓鱼台国宾馆，开辟三个人工湖，四周绿树成荫。玉渊潭水流经其中，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阁和花木石桥之间。

现在北京地图上的东钓鱼台与西钓鱼台原本是连在一起的，民国时期尚有东钓鱼台村和西钓鱼台村。西钓鱼台村的位置在玉渊潭以西的马神庙南面，原先这一带是一片稻田，中间是一条旱河。如今的东、西钓鱼台则以三环路为界，三环路西面、中央电视塔北面称为西钓鱼台，地铁10号线的“西钓鱼台站”即由此得名。

老北京地图上另外两处钓鱼台是位于朝内大街的南北两条钓鱼台胡同，这两条胡同均为南北走向，胡同中部各有一个小弯儿，朝内大街以南的叫南钓鱼台，以北的叫北钓鱼台。那么，胡同何来钓鱼之处？这与其所在位置紧邻朝阳门内的北水关和南水关有关。1965年，南钓鱼台并入竹竿改称北竹竿胡同，北钓鱼台并入了后石道胡同，这两处钓鱼台遂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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